梁建章：國家育兒補貼是全面生育福利的起步

2025年7月28日，國家育兒補貼制度實施方案公布，從2025年1月1日起，無論一孩、二孩、三孩，每年均可領取3600元補貼，直至年滿3周歲。

中央財政應成為發放育兒補貼的主體

近幾年，多個地方政府陸續出臺育兒補貼政策。我們認為，育兒補貼應該主要由中央財政負擔，地方財政作為輔助。原因是，大多數地方政府并沒有足夠的財力補貼生育，只有中央財政才有這個財力。況且，人口是流動的，地方政府并不一定是出生率提高的受益者，孩子長大后有可能到外地工作，為整個國家做貢獻但不一定是為本地做貢獻。對于一個城市來說，要增加人口，通過吸引外來人口的方式比補貼生育更劃算。

今年兩會的《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制定促進生育政策，發放育兒補貼，大力發展托幼一體服務，增加普惠托育服務供給。” 預示著中央財政將成為發放育兒補貼的主體，而地方現存的各種育兒補貼政策將作為補充和加碼，以平衡地方差異。

這次出臺的國家育兒補貼政策預示著全面生育福利的起步，令人鼓舞，值得點贊。不過，與高昂的育兒成本相比，這次出臺的國家育兒補貼金額還是太低：每孩每年3600元，相當于每孩每月300元，而且只補貼到3周歲，3年總共只補貼10800元。此外，這次國家育兒補貼沒有把四孩以上也納入補貼范圍，也是一個缺憾。

根據育媧人口發布的《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版》，全國家庭0-17歲孩子的養育成本平均為53.8萬元。三年育兒補貼總金額只相當于0-17歲孩子平均養育成本的2%。

對育兒補貼作一個粗略估算：假設每年出生人口1000萬人，并且每個孩子每年都補貼3600元，那么補貼當年出生人口的金額為360億元。如果補貼所有不滿3周歲的嬰幼兒，那么每年育兒補貼金額約1000億元。

我們建議按照孩子的數量給家庭發錢，具體的政策建議如下：

一是現金補貼：給予每個一孩每月補貼1000元，給予每個二孩每月補貼2000元，給予每個三孩及以上每月補貼3000元，直至孩子年滿16歲或18歲。

二是個稅和社保減免：對于二孩家庭，實行個人所得稅和社保減半，三孩以上家庭個人的所得稅和社保全免（對于特別富裕的家庭，可以設定一個封頂補貼的上限）。

三是購房補貼，具體方式可以通過按揭利息返還進行補貼。比如說補貼二孩家庭的房貸利息的50%，三孩以上家庭的房貸利息可全部補貼（不超過一個封頂補貼的上限）。

以上補貼金額，約占GDP的2%-5%。每年幾萬億的補貼金額，看似很多，但要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這是必須的。

有人擔憂，大量發放生育補貼會不會引起通貨膨脹呢？事實上，這一擔憂的核心取決于兩大要素：社會產能的利用程度與就業市場的飽和狀態。當前，我國正處于部分行業產能過剩與就業不足并存的局面，通過消費刺激政策，能夠有效激活閑置的生產資源與勞動力，實現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現階段面臨的并非通脹壓力，而是物價負增長的通縮困境，此時采用赤字財政政策刺激經濟顯得尤為必要。給育兒家庭大規模發錢，短期內會增加嬰幼兒用品的需求，而長期則會增加對電器、汽車、房屋、教育、通信、旅游等各種產品和服務的需求。這些額外增加的需求可以刺激相關產業的發展，有利于消化過剩產能，增加就業機會。長期看，人口的增加能夠提升中國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中國急需扭轉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下降趨勢

中國出生人口從2016年的1883萬人下降到2023年的902萬人，前后相隔僅7年時間，出生人口就減少一半。而在陷入嚴重超低生育率的日本，出生人口從1982年的150萬，減半到2023年的75萬則花了41年時間。

2024年中國出生人口雖然有所回升，但由于育齡婦女數量下降、結婚人數減少、生育意愿低迷等原因，預計2025年出生人口又會恢復下降趨勢。根據七普數據推算，2025年中國15-49歲育齡女性數量比2020年減少1600多萬人，其中，2025年20-39歲女性數量比2020年減少1400多萬人。而根據民政部數據，2024年全國結婚登記只有610.6萬對，比上一年減少157.6萬對，降幅為20.5%。

在生育率方面，近幾年中國的生育率只有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其中2023年總和生育率只有1.01，不到更替水平的一半。

目前，中國出生人口占世界比例不到7%，但老年人口占世界比例超過25%。嚴重少子化會加重人口老齡化程度，工作人口相對于需要撫養的老年人口不斷減少，將導致整個社會的養老成本和稅收增加, 工作人口面臨著越來越沉重的稅負。可以預見的是，如果不顯著提高生育率，中國在未來20年內將成為老齡化和養老負擔最高的國家之一，而且會不斷惡化，這將嚴重拖累國家財政和經濟活力。

按目前的生育率，出生人口將以每代人也就是30年時間減少一半的速度萎縮。這個趨勢依次對所有行業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先是奶粉、兒童用品和托育服務，然后是教育、食品、服裝，再后是房屋、家具、家電、電子消費品、汽車、旅游、娛樂，最后是醫療、養老、殯葬等。這些面向消費者的行業所受到的影響，會逐步傳導到面向企業的行業。上述影響不只是實際需求的萎縮，還有預期需求的下降，導致國內投資意愿低迷，進而引發資金和富裕人群加速外移。

長期低生育率對創新力和技術發展是負面的，與人口穩定的情形相比，快速老化和萎縮的社會的技術發展會更慢，并最終陷入停滯和倒退。影響創新的根本因素是人口。人口規模是創新力競爭中的基礎性變量，人口數量越多，可以投入的研發人員也就更多。這種人口越多、創新力越強的關系不是線性的，而是具有遞增效應的，也就是說，人口越多，不僅總體創新力會越強，而且人均創新力也會越強，這就是所謂的規模效應。此外，人口年齡結構對創新力也有影響。一般來說，30多歲是最適合創業的年齡，所以一個國家如果擁有大量30歲左右且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那么就會對其創新尤其是顛覆性創新很有幫助。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正在迅速老齡化，那么潛在的年輕發明家和企業家就會變少。老齡化社會還存在一種阻擋效應，即老年人會阻礙年輕人的創新活力。老人在企業和社會中占據了太多重要的崗位和資源，勢必影響年輕人晉升和鍛煉的機會，從而削弱年輕人創新和創業的活力。

所以，中國急需出臺大力度的生育支持政策，以扭轉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下降趨勢。發放育兒補貼，就是生育支持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發錢補貼生育有效，但力度要夠大

從國際和國內的經驗來看，育兒補貼政策有利于提高出生率，但力度要夠大。

韓國統計廳發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7月至今年3月，韓國單月出生人口連續9個月保持增勢，2025年第一季度生育率也高于去年同期。按媒體說法，這對于面臨人口困境的韓國來說是“積極跡象”。

韓國出生人口回升，與補貼生育政策有關。韓國保健福祉部2024年1月11日宣布，大幅提高對兩歲以下嬰幼兒父母的補貼，希望能借此進一步鼓勵生育。據韓國《中央日報》報道，按照新政策，家中有1歲以下嬰兒的父母每月可以獲得100萬韓元補貼（約合人民幣5000元）；撫育1至2歲幼兒的父母，每月可得到50萬韓元補貼。

7月23日，《湖北日報》發表一篇題為《用政策“鑰匙”打開生育“密碼”——破解人口增長難題的天門探索》的報道，披露了如下數據：2024年天門市出生人口同比增長17%，8年來首次“由降轉增”；今年延續向好態勢，上半年出生人口同比增長5.6%。

與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前幾個月絕大部分地區公布的出生登記和生育登記數據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那么，為何天門市今年上半年出生人口逆勢增長呢？按照天門市委書記紀道清的說法：“從2023年9月開始，我們不斷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出臺婚戀、孕育、生育、托育、教育、住房等一體化支持措施，健全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務體系。”紀道清認為，加快建設生育友好型城市，要舍得投入真金白銀，營造尊重生育、鼓勵生育、保護生育的社會氛圍。按照天門市現行的鼓勵生育政策，如果各種生育獎補疊加起來，生育二孩最高可享受綜合獎補28萬元，生育三孩最高可享受綜合獎補35萬元。

國際和國內的經驗表明，發錢補貼生育確實是有效果的，如果補貼生育沒有效果，那是因為補貼的力度太小，需要加大補貼力度。

當然，發錢補貼生育只是生育支持政策的眾多措施之一，提高生育率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政府部門和社會各界共同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最近，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部署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有關舉措。推行免費學前教育，將能顯著減輕家庭教育成本，減輕育兒的經濟壓力，提高年輕人的生育意愿。

目前，中國經濟產能過剩，投資飽和，很難找到回報高、長期效益好的項目。只有孩子是最好的“新基建”投資，通過中央財政把更多的福利給予養育孩子的家庭，一方面既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擴大消費、促進經濟發展，這是一舉兩得的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