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四人幫”倒臺，“文革”結束之后，大寨的境況如何呢？
其實當時，大寨依舊是炙手可熱的。
“文革”剛結束，中央連續幾次召開了“全國農業學大寨”大會，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是“在20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路徑之一。
那時候，一首流行的歌曲，依舊大江南北都會唱：江南塞北，哪里最美，大寨的山呀大寨的水……
而很快，大寨脆弱的謊言就因一位博士而徹底揭開。
01
大寨原本就是一個極為平凡的小山村，1952年，新上任的村支書陳永貴根本不會想到，將來他會成為整個國家的模范，而大寨會成為學習的典型。
1963年8月，大寨和全國各地一樣都經歷了三年的自然災害。
一場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并不肥沃的土地被沖刷得更加貧瘠，眼看著本來就不健壯的莊稼已經奄奄一息。
陳永貴帶著大寨人用肩膀挑著，用背馱著，一點點劈山育土，讓虎頭山重新獲得了生機。
1964年2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大寨之路》的長篇通訊，陳永貴被全國人民熟悉，而大寨的名字也響徹全國。
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親切接見了陳永貴，緊緊握住他滿是老繭的雙手。
毛主席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從此大寨就成了一面旗幟，它是中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代表。
這十年來，大寨接待過134個國家和地區的兩萬五千名外賓，國內去大寨參觀的人更是數不勝數，根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960萬人次。
1978年7月，中國農學會在太原召開了全國農業科學大會。
新上任的中國農學會理事長是楊顯東，曾是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博士，在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前回到北平，想要以留美博士的身份報效國家，為祖國農業事業奉獻了大半輩子。
都說百聞不如一見，楊顯東既然來到了山西，和其他代表們都很想去大寨看一看，所有人的意見出奇一致，興致勃勃。
于是楊顯東就帶著800多名代表，前往大寨參觀，沒想到，這些農業專家，在看到大寨的時候大失所望。
印象中應該是郁郁蔥蔥的虎頭山，這個時候確實光禿禿的。
大寨為了搞出人造的山間小平原，砍掉了樹木，小麥都種在了山頂上。
現在夏天收割的季節應該已經過去了，麥苗卻只有六七寸高，麥穗都抽不出來。
即便是抽出來的麥穗，看起來也小得可憐，每穗僅僅只有幾粒癟著的籽兒。
代表們相當疑惑，這樣的麥苗，怎么可能會高產呢？
玉米乍一看長勢不錯，但是病蟲害太過嚴重，總之和大家伙兒想象中的完全不同。
這些全國各地的農業專家，深耕于各個領域，有棉花專家、小麥專家、水稻專家、玉米專家，也有畜牧專家和土壤專家。
面對大寨所呈現出來的問題，大家都在議論紛紛，結論只有一個，大寨在沿著一條“無科學”的道路在發展著。
沒有樹林，也沒有畜牧業，這樣搞種植，談不上綜合經營，這樣的大寨如何成為全國農業的標桿呢？
02
楊顯東從太原回到了北京之后，組織了一場60多人的座談會，深入討論大寨的問題。
最后，楊顯東總結說：“必須要揭開大寨的蓋子！”
在座的老經濟學家陳翰笙博士非常贊同。
會議后，楊顯東又經過了一番調查，對過去宣傳大寨的材料進行了一番分析。
他也有些猶豫，他想到了大寨是毛主席樹立的一面紅旗，還必然要觸及到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
但對這個“謊言”就這樣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嗎？如果揭開了，會有怎樣的反響？會不會再次引來橫禍？
但不去揭開，楊顯東這樣一位共產黨員，怎么為人民服務，怎么對人民負責，怎么對毛主席負責，怎么對中國農業發展前途負責呢？
1979年春，全國政協小組會議上，楊顯東親自帶頭，第一個揭開了大寨的蓋子。
他說：“我認為動員全國各地學大寨是極大的浪費，是把農業引入了歧途，把農民推入了窮困的峽谷。”
楊顯東的這段發言，作為小組簡報發給了全體政協委員之后，成為了這場會議最為重大的議題之一。
楊顯東提到的“大寨謊言”有很多。
比如，大寨的耕地面積、產量、大旱之年大豐收、自力更生，都是假的。大寨還未出名的時候，大寨人是自力更生的，但現在作為一面旗幟，作為農業生產的典型，國家從人力、財力、物力上都對大寨進行了無償的支持，已經完全不是自力更生了
再比如，大寨沒有執行農業“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而是僅僅追求“以糧為綱”，將其他的多種經營形式都砍掉了。大寨為盲目造田，砍毀了林木，打造所謂的小平原，破壞了生態平衡，可是小麥種在虎頭山山頂怎么可能高產呢？
最后，社員家中養雞養豬等都會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被割掉，在大寨人還勉強生活的時候，實行窮過渡到“共產主義”，社員都在磨洋工，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而就是這樣的“大寨模式”，陳永貴卻在多地強制性復制“大寨縣”，幾個生產隊合并一個生產隊，甚至強迫農民拆私房，大搬家，有的甚至搬家好幾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