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副總統取消瑞士行程，伊朗核談原定周五啟動，卻先遇波折

赫爾加·施密德和漢斯-迪特·盧卡斯都曾參與2015年伊朗核協議的談判。如今，他們憂心伊朗與美國之間進展遲緩的新一輪談判。

原定于周五啟動的核談判，原本設定了60天的時間窗口。但從第一天起，進程就出現波折。德黑蘭態度強硬。美國副總統J.D.萬斯也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前往瑞士的行程。種種跡象顯示，美國談判人員面對伊朗，可能將經歷數周乃至數月令人疲憊的拉鋸。

對這一點，恐怕沒有誰比德國外交官赫爾加·施密德和漢斯-迪特·盧卡斯更清楚。兩人都在2015年伊朗核協議，也就是所謂《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談判中發揮了關鍵作用。施密德當時是歐盟首席談判代表，盧卡斯則是德國方面的談判負責人。參與談判的還有美國、俄羅斯、法國、英國和伊朗的代表。談判在維也納科堡宮持續了20多個月。

盧卡斯說：“伊朗的談判策略，就是幾乎要用牙齒和爪子守住每一臺離心機，找出成千上萬個理由說明為什么這個不能放棄、那個不能讓步，然后像念經一樣反復重復。”他說，哪怕是極小的讓步，伊朗也會要求對方作出回報。

他說，這種做法的目的，是讓對手疲憊不堪、意志松動，最終在惱怒中作出讓步。“他們現在面對美國也會這么做，因為他們或許認為，自己比著眼中期選舉的特朗普總統擁有更多時間。”

施密德對自己的經歷也有類似描述。她說：“伊朗談判代表知識面很廣，受教育程度很高，而且異常強硬。”在技術性談判進行過程中，他們還會“岔開去講歷史”。有時談古代波斯史，有時談1953年中央情報局支持推翻穆罕默德·摩薩臺的政治事件，有時談薩達姆·侯賽因對伊朗發動的化學武器襲擊。

施密德說：“歷史，這一點必須明白，對談判影響很大。”兩位外交官都對當前談判感到擔憂，原因之一是，美方迄今似乎并未表現出對伊朗核計劃技術細節的充分興趣。施密德說：“我非常希望，如果談判現在真正開始，對面坐著的也是熟悉細節、并且有足夠耐心的專家。”

施密德曾任歐洲對外行動署秘書長，直到2024年還擔任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負責人。如今，她是慕尼黑安全會議基金會理事會副主席。

參與《聯合全面行動計劃》談判的核專家有數十人。這份長達159頁的協議，寫滿了程序和規則方面的技術細節。施密德說，這是“為了不給任何解釋留下空間”。

維也納作為談判地點，也便于與國際原子能機構保持密切溝通。該機構時任總干事天野之彌在談判結束時曾表示，就核活動而言，伊朗是世界上受到最嚴密監督的國家。自2025年6月起，核查人員已不再駐留當地。而對當前談判來說，維也納幾乎不再是選項。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不愿讓人把這次談判與《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作任何比較。

施密德提醒說：“如果現在談到解除制裁，談到一個300億美元的重建方案，那就必須非常明確地與伊朗在核領域作出的、具體且可核實的讓步掛鉤。”她沒有把話說得太直白，但從她的表述中可以看出，美國可能會接受一個要求更低的結果，正是她所擔心的。

盧卡斯同樣懷疑，協議能否在60天內達成。他說，伊朗與美國簽署的那份備忘錄，“就核問題而言，措辭非常模糊”。“這說明，雙方在這一問題上依然存在重大分歧。”

不過，如今的出發點確實不同。那時，談判是為了防止戰爭。現在，伊朗面對的是一個曾試圖推動其政權更迭、甚至不惜刺殺其國家元首的對手。當年，在霍爾木茲海峽布雷還只是模糊威脅，而伊朗距離制造原子彈則已并不遙遠。

如今，核設施遭到破壞，確實使伊朗核計劃有所倒退。但伊朗擁有原子彈的動機卻上升了。施密德表示，“現在達成結果的壓力，或許比《聯合全面行動計劃》談判時期還要更大”。她說，伊朗在經濟和軍事上都已被削弱，因此“有興趣讓這些談判最終完成”。

對特朗普而言，與前任貝拉克·奧巴馬政府談成、而他又在2018年退出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劃清界限，具有重要意義。施密德和盧卡斯至今仍記得他當年那句“史上最糟糕的協議”。這位前歐盟首席談判代表說：“那真是一個非常令人難過的時刻。”

特朗普要如何做到與舊協議區分開來？盧卡斯說：“如果伊朗在未來若干年內，在嚴格侵入式監督下放棄任何濃縮活動，那將是新的內容，也會是重大進展。”他認為，美國有可能原則上承認伊朗享有有限、和平且受監督的鈾濃縮權利，同時要求伊朗在特定時期內自愿放棄行使這一權利。

施密德提醒，不應只盯著濃縮鈾本身。“伊朗這些年在研發領域取得了很大進展，尤其是在離心機技術方面。而且遺憾的是，在今天這個時代，獲取核技術并非不可能。”這同樣是在提醒，談判必須深入技術細節。在《聯合全面行動計劃》中，核技術進口是通過一個由聯合國安理會監督、國際社會監控的采購渠道來進行的。

對施密德和盧卡斯來說，這也是一個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話題。施密德職業生涯中有12年都與伊朗談判有關。起點是2003年，當時她擔任德國外長約施卡·菲舍爾的顧問；終點是2015年，當時她已是歐洲對外行動署政治總司長。

長時間坐在一起談判，彼此終究會有所了解。盧卡斯回憶起2014年世界杯，當時德國隊第四次奪冠。德國對阿根廷的決賽，他們是一起看的。盧卡斯在場，美國和伊朗時任外長約翰·克里與穆罕默德·賈瓦德·扎里夫也在場。

在更小范圍的場合，雙方也會談得更坦率一些。施密德推測，這大概也是因為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代表——他們也是談判團隊的一部分——并不在場。她說，有時她能“看到伊朗談判代表所承受壓力的一些側面”。“對他們和他們的國家來說，這些談判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

盧卡斯提到一次與扎里夫的談話。他當時問這位外長，既然目標是擺脫制裁，為什么伊朗還要為每一寸空間據理力爭。對方的回答是：“我們伊朗人不是這么算的。”在他看來，問題不在于多幾億美元還是少幾億美元，而在于國家尊嚴、主權權利，以及掌握復雜技術的能力。

盧卡斯說：“這當然并不完全誠實，但這很能說明問題。”他認為，當前談判未必會因為由伊朗議長穆罕默德·巴蓋爾·加利巴夫和美國副總統J.D.萬斯分別率領各自代表團而變得更容易。“這些高層政治人物會把談判與聲望問題聯系在一起，也會考慮‘國內對手會怎么看’，因此他們未必能像外交官或外長那樣，就事論事地談。”不過，他也表示，如果最高層已經坐到談判桌前，決策過程也可能因此加快。

與當年不同的是，無論美國還是伊朗，如今都沒有表現出讓歐洲參與的意愿。相反，巴基斯坦、卡塔爾和土耳其正在幕后發揮作用。盧卡斯說：“巴基斯坦和其他一些國家，可能提供了外交上所謂的‘斡旋善意服務’。他們提供了伊斯蘭堡作為談判地點，傳遞信息，建立聯系。這當然非常有幫助，也值得肯定，但他們畢竟不像當年的英法德三國和歐盟那樣，是真正的談判方。”施密德也認為，美國本可以從歐洲的經驗中受益。至于美國是否愿意這樣做，那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