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知名物理學家因論文抄襲被撤銷博士學位

法國著名物理學家、科學傳播明星艾蒂安·克萊因（étienne Klein）在一項持續了約 20 個月的學術調查結束后，被巴黎市大學（Paris Cité University）撤銷博士學位，原因是其博士論文中存在大量抄襲行為。

克萊因是法國原子能與替代能源委員會（CEA）的物理學家，也是極具公眾影響力的科學傳播者，出版了 30 余本科普與哲學著作，并在法國文化電臺主持每周一檔科學對談節目，多年來在媒體與大眾中享有極高聲望。 早在 2016 年起，他就多次被指在科普作品中抄襲他人文字，但直到 2024 年夏天，媒體才把質疑擴展到其學術論文本身。

2024 年 8 月，法國媒體“圖像觀察”（Arrêt sur images）對克萊因 1999 年完成的科學哲學博士論文進行了逐行比對，發現論文中有大約 20% 的頁面存在抄襲片段，涉及的文字來源包括作家阿爾貝·加繆、物理學家路易·德布羅意，甚至還包含其論文答辯委員會部分成員的文字。 該媒體隨后刊出長文，披露其調查結果，并向公眾展示具體對比片段，引發輿論震動，促使巴黎市大學啟動正式調查程序。

在啟動內部調查后，巴黎市大學組織專家對博士論文進行了全面審查。根據多家媒體后來獲得的內部信息，這份尚未公開的調查報告指出，在近三分之二的論文頁面中發現了抄襲內容，遠超此前媒體自行核查時披露的比例。 2026 年 6 月，圖像觀察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稱，該校已認定克萊因構成抄襲并正式撤銷其博士學位，法國《世界報》（Le Monde）也從另一獨立消息來源證實了審查結論的大致方向。

面對媒體追問，巴黎市大學并未正面公布調查結論，但也沒有否認撤銷學位的報道。 學校校長埃杜阿爾·卡明斯基在回復《科學》雜志的郵件中表示，鑒于涉及具體個人，相關信息受到法律限制，學校無法公開評論或披露細節，但他同時指出，校方“沒有發表任何否認媒體報道的聲明”。 這一表態被外界視作對撤銷決定的事實性默認。

對于此次事件，克萊因未回應《科學》雜志的多次置評請求，不過他在 6 月 12 日通過社交平臺 X 發布了一封長達四頁的公開信，并在接受《世界報》采訪時，對外承認自己失去了“博士”頭銜。 在信中，他詳述自己對指控的看法，卻始終沒有直接使用“抄襲”（plagiat）一詞。

這并非克萊因第一次因學術與寫作倫理問題遭到正式處罰。大約十年前，法國周刊《快報》（L’Express）曾披露他在多本科普著作及專欄文章中存在大量涉嫌抄襲的段落，其中包括一本關于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傳記。 在法國高等教育與科研部委托的獨立調查完成后，克萊因于 2017 年被免去“科學與技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院長職務，不過他當時保留了在原子能與替代能源委員會的研究崗位。

盡管經歷過前次風波，克萊因的公眾形象和傳播事業在隨后幾年中幾乎未受實質性影響。 自 2016 年以來，他仍陸續出版十余本科普與隨筆作品，并繼續擔任法國文化電臺的科學節目主持人。 2020 年，法國道德與政治科學院還將一項物理學隨筆獎授予他，進一步鞏固了其在法語世界科普界的權威身份。

正因如此，在新一輪抄襲調查結果傳出后，部分觀察人士將矛頭指向長期與克萊因合作的出版社與媒體機構。 比利時那慕爾大學科學哲學家奧利維耶·薩爾特內爾指出，盡管有關抄襲的指控早已浮出水面，但多家法國知名出版社和媒體仍接連與克萊因合作出版和制作節目，在公眾層面將其維持為“備受尊敬”的科學權威形象，這在外界看來無疑傳遞出一種裙帶關系或過度寬容的信號。

如今，隨著博士學位被撤銷，克萊因的合作機構也開始重新評估立場。 法國文化電臺在回復《科學》雜志的郵件中表示，已“注意到”大學的決定，正在“審視當前形勢”。 原子能與替代能源委員會則表示，已獲悉大學方面的處分，并“在考慮下一步應對”。 外界普遍關注，這些機構是否會進一步采取更嚴厲的人事或合作措施。

在公開信中，克萊因試圖通過一種“無意識吸收”的論述來回應外界質疑。 他稱，自己職業生涯中閱讀了大量書籍，這些內容可能被他“消化吸收”，并在寫作時“并非總是有意識地”加以使用。 他同時質問，為何自己的博士論文會成為被放大審視的對象，而其他人的學位論文卻未遭類似排查，并將批評者稱為“引號狂熱分子”，指責他們只盯著自己的文字細節，而不去對付真正散布科學虛假信息的人。 他還辯稱自己的著作在事實層面不存在錯誤，并在打擊科學錯誤信息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這一回應在學術界并未獲得同情。薩爾特內爾認為，克萊因訴諸所謂“無意識借用”和“打擊虛假信息”的說法，屬于邏輯上站不住腳的論辯，只會向學生和研究人員傳遞極其糟糕的信號。 在他看來，巴黎市大學在面對一位知名度極高、擁有龐大公眾影響力的學者時，仍然選擇以撤銷學位作出嚴厲處分，堪稱一次“勇敢的決定”，有助于重建公眾對學術機構處理不端行為的信任。 正如他所言，這一事件表明，在制度運作良好的情況下，即便是學界明星人物，也終究無法完全置身于學術規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