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云的糧食戰爭

1953年7月，中、美、朝三國在板門店簽署停戰協議，抗美援朝戰爭結束。但就在同一時期，一場非常嚴重的財政危機席卷中國，而中國為了應付此次危機，開啟了一項延續三十余年的政策。

統購統銷。

以前的數千年，中國農民收獲的糧食，都是裝在自家的米缸里。此后的數十年，國家親自下場，要數清農民米缸里的每一粒糧食。

1

1953年的財政危機，原因其實很簡單。

新中國成立以后，相繼做了剿匪、修路、建設、治河、抗美援朝等一系列大事，開支非常龐大，并且水旱災害頻發，嚴重影響了農業產量，這樣一來一去，消耗的資金和糧食，幾乎把國家的家底都掏空了。

然而，那時又是新民主主義時期，城鄉交流頗為頻繁，社會自由度較高，所以在國家急需資金和糧食的關鍵時期，農民因為糧價高漲，反而不愿意輕易出售余糧。

與此同時，大量的投機商人發現國家需要糧食、農村糧食富余的漏洞，便開始囤積居奇，試圖利用國家和農民的供需不平等，發一筆橫財。

國家缺糧、農民藏糧、商人囤糧，結果便是國家能調動的糧食急劇減少——

那年，東北原計劃產糧400億斤、收購100億斤，結果實際產糧370億斤、收購76億斤，上調中央的糧食數量也從原計劃的42億斤，下降到26億斤。

京津地區需要面粉16億斤，但政府實際掌握的面粉只有10億斤。

沒有足夠的糧食便沒有充沛的財政，沒有充沛的財政國家就無法正常運轉，可以說，財政赤字、入不敷出，就是1953年最嚴重的危機。

在這樣的背景下，全國財經會議上，糧食組給出一個結論：“問題很大、辦法不多、難以為繼”，教員只能召回正在養病的陳云，讓他想想辦法，化解危機。

對于國家的現狀，陳云看的很透徹，說：

“如果繼續敞開了讓市場自由買賣，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花子，天天過年三十”，即政府要和叫花子一樣到處求糧，天天和過年關一樣為財政發愁。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陳云埋頭書齋，苦心鉆研了兩個星期，終于想出了化解危機的八種方案，分別是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動、臨渴掘井、動員認購、合同預購、各行其是。

隨后，他又逐一比對，分析每種辦法的利弊，最終只留下一個相對折中的選項，又征又配。

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國家按計劃征購農村的余糧，并按計劃向城市配售口糧，一切和糧食相關的經營都由國家統籌，私商不許插手。

這，便是統購統銷的雛形。

之所以選擇這個方案，陳云是有原因的。

在他看來，糧食問題涉及四種關系，國家和農民、國家和消費者、國家和商人、中央和地方，其中最難處理的就是國家和農民的關系。只要解決了這個主要矛盾，能夠從農村收到糧食，那么接下來如何分配，便是水到渠成的。

但陳云也很清楚，到農村強行收購余糧，把手伸到農民的米缸里，很容易激起農民的反對。

統購統銷的方案，到底能不能施行，如果擾亂了農村的社會秩序，又該如何收場，陳云也沒有把握。

于是在1953年10月1日，陳云帶著這套方案向教員做當面匯報，請他來判斷方案是否可行，并下最后的決心。

沒想到，教員聽完他的匯報，略微思考一番，便拍板同意。

統購統銷，就此成為一項國家戰略。

2

教員同意陳云的統購統銷方案，并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因為在那段時間，他正在思考兩個非常深刻的命題——

工業化，錢從哪里來？農民，需要保護，還是改造？

和陳云相比，這兩個命題的維度更高、范圍更廣，但它們都和“如何化解財政危機”這個現實問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縱觀世界各國，凡是能成功完成工業化的，無非是兩種。

其一是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向外開拓殖民地，把真金白銀和廉價原材料運回國內，完成發展工業的原始積累。

其二是蘇聯，通過集體農莊和義務交售制等制度，深度挖掘本國農民的最大剩余價值，將其轉化為發展工業的原始資本，然后到外國購買機器和設備。

1953年的中國，正值第一個五年計劃全面啟動、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全面落地的關鍵時期，又該如何完成原始積累，并獲得源源不斷的工業化資金呢？

學習英法向外殖民，中國的政治理念、國家實力和國際環境，都不允許。

向蘇聯借款，必然要出讓一部分國家主權。更何況，蘇聯已經援助了一批工業項目，中國要用農產品和礦產去償還，即便提出借款的請求，蘇聯也未必同意。

在這樣的背景下，效仿蘇聯向內挖掘，向四億農民要資金，便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這個邏輯，教員稱為大仁政——

暫時犧牲國家和農民的眼前利益，大家都過一段時間的苦日子，共同完成國家的工業化。等到有了充足的商品供應，以及應對外國侵略的能力，國家便可以長治久安，也有能力反哺農民。

實事求是的說，做這個決定，不容易。

教員領導革命的年代，始終是農民的代言人，他提出的“打土豪分田地”，初衷也是讓農民過上好日子。如果犧牲農民的眼前利益，教員不僅違背了當年的承諾，也是和自己的前半生做了決裂。

但，把農民的眼前利益和國家的長遠利益放在一起對比，教員就沒有任何其他選擇，只能以國為重。

可以說，教員選擇了大仁政，其實是一次自我革命。

而在思想上完成自我革命以后，教員的想法全變了。

他第一次把最重視的“農民”和列寧筆下的“小私有制”劃上等號，說，保護農民是一種錯誤思想，遷就農民這種小私有者的本性，就等于遷就資本主義，就等于推遲工業化、推遲社會主義。

正是出于這樣的考量，教員同意了陳云的統購統銷方案。

歸根到底，驟然降臨的經濟危機只是一根導火索，即便沒有這場危機，國家在工業化的巨大資金壓力下，遲早也要把手伸到農村。

3 得到教員的同意，統購統銷方案便沒有障礙了。

1953年10月10日，陳云在全國糧食會議上發表《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講話，正式提出統購統銷的思想。

11月23日，政務院發布《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

12月初，糧食統購統銷，正式在西藏以外的全國城鄉鋪開。

然而，做出統購統銷的決策不容易，執行統購統銷更不容易。

數千年來，因為治理成本的問題，歷代王朝的政權機構便只設到縣一級，基層鄉村，基本都是宗族自治、鄉紳自治。在這種政權格局下，糧食在社會自由流轉，國家既沒能力、也沒必要去清點每一戶到底有多少存糧。

可統購統銷在全國鋪開以后，國家就要清楚的知道，每戶有多少畝田、每畝田的產量是多少、每年收了多少糧食、應該給國家交多少、自己留多少。

要統計這些瑣碎的數據，何其困難？

即便地方政府派出干部下鄉統計，那些被亂世洗禮過的農民，也有很多種辦法瞞報糧食產糧，導致下鄉干部根本無法得到真實的數據。

例如湖北的某些村子明明豐收了，但在征糧的時候謊報缺糧，而為了掩蓋真相，所有村民又到政府門口排長隊，要求買糧。

農民的想法是，少報產量就能少交公糧、多藏余糧就能寬裕口糧，很真實。

但問題是，從農村統購糧食和化解財政危機、充實國家財政、積累工業原始資金掛鉤，不論農民有什么理由、統計數據如何困難，都是必須要解決的。

而經過討論和研究，教員和陳云等同志還是找到了解決的辦法：

把農民組織起來。

于是，剛剛完成土改的中國各地，便開始動員農民成立農業生產互助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直至1958年把74萬個合作社整合為2.6萬個人民公社，涵蓋了全國99%以上的農民。

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既是行政組織，同時也是經濟組織、社會組織。

從此以后，國家施行統購統銷的對象，從零零散散的四億農民，變成兩萬六千個整齊劃一的人民公社。國家不需要再和瞞報、藏糧的四億農民扯皮拉鋸，只需要處理兩萬六千個賬本。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人民公社取代了以前的宗族、鄉紳的自治地位，卻又保留了國家政權機構的屬性。

正是因為這兩點不同，國家政權的觸角，便有史以來第一次全面深入農村，得到了取之不盡的養分。

這是一次國家能力脫胎換骨的升級，而這次升級，恰恰是統購統銷倒逼出來的。

4 那，統購統銷的效果怎么樣呢？

一方面，它對國家的影響是立竿見影的。

統購統銷剛剛施行半年，到了1954年6月，國家的糧食收購量就比前一年增加七成以上，直接化解了財政危機，扭轉了長期以來糧食緊張的困境。

而從統購統銷政策頒布到結束的三十余年間，國家一邊從農村低價征購糧食，用來培植城市的工業體系，一邊把城市工廠生產的布匹、煤油、火柴、肥皂、農具等工業品，通過人民公社賣回農村，這樣一來一去形成的剪刀差，從農村抽走將近7000億元的資金。

7000億是什么概念？

它占到中國農村創造價值的五分之一左右，超過國有工業體系固定資產的原本價值，放眼全世界，這種用農業輸血工業的力度都是罕見的。

正是這套模式，推動著中國的工業體系滾動起來，中國得以從零開始完成工業化。

但另一方面，它給國家造成長遠的負面影響。

自從施行了統購統銷，農村便長期沒有余糧，“家中有糧心中不慌”的千年傳統被打破，吃不飽，成為那個時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而要想長時間維持統購統銷，又必須嚴格限制城市和農村的自由流通，于是戶籍制度出現了，在城鄉之間砌起一堵高墻，把城鄉隔絕成兩個世界，以至于在統購統銷的三十余年間，中國的城市化率從13.2%緩慢提升到17.9%，只漲了4.7%。

總的來說，統購統銷的功績顯著，但代價也是沉重的。

5 現在回頭來看統購統銷，到底該如何評價呢？

罵它的聲音從來沒有消失，農村剪刀差、農民窮困數十年等歷史問題，幾乎都是它造成的，這些都是不能回避、也無法回避的。

但換個角度看，一個一窮二白且被世界封鎖的農業國，要在二戰之后那個稍縱即逝的窗口期，拿到全面工業化的門票，不進行舉國動員、不從農村獲取資金，還有其他的辦法嗎？

沒有。

這，也是事實。

如果只看代價不看事實，是糊涂。如果只看事實不看代價，是冷血。

在我看來，承認事實并對付出代價的一代人抱有敬意，才是評價統購統銷的正確方式。

其實在提出統購統銷之前，陳云就對這件事的難度有了判斷，他說：

“我現在是挑著一擔炸藥，前面是黑色炸藥，后面是黃色炸藥。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采取征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家伙。”

但同時，陳云也認為統購統銷是權宜之計：

“只要農業生產沒有很大提高，征購這條路總是要走的。可只要將來工農業生產上去了，消費品多到能充分供應市場，定量分配的辦法，就應該取消。”

一句話，統購統銷是中國的必經之路，但絕非長久之計。

后來，陳云擔心的“炸藥爆炸”沒有發生，統購統銷盡管有些波折，但終究是順利鋪開，并在1985年宣告結束。

這個過程之所以順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農民愿意付出一些代價，和國家共同進退。

他們沒讀過書，也不清楚什么是工業化、什么是原始積累、什么是剪刀差。他們只知道，每年秋收之后，要把家里的糧食挑到糧站，按國家定的價格交上去，再換回定量供應的口糧。

他們沒問過值不值，也沒人對他們說一聲感謝。

可正是這些年復一年交糧的人，用三十年的苦日子，換來一個國家完成工業化，有了挺直腰桿的底氣。

這樣的人，真的可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