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關注的巨匪自知必死，臨死不斷呼救：劉志丹曾是我的副團長

毛主席高度關注的大匪臨終不斷求救，自稱曾與劉志丹共事，擔任其副團長身份是真的嗎？

1930年深秋，榆林城的夜風裹著沙粒拍打木窗，茶館里各路腳戶議論最熱的名字不是哪位督辦，而是金佛坪張家的三少爺張廷芝。有人壓低嗓音提醒：“少說兩句，小心那位爺的耳目。”另一個挑眉反問：“他再兇，還能大過新來的紅軍？”一陣沉默后，掌柜只得苦笑：“但愿槍聲別又把生意攪黃。”

張家原是清末屯墾起家的鹽商，靠雇槍隊、筑圍子一點點擴展。到北洋軍閥跑馬占地那幾年，張家土圍子已高三丈、厚兩丈，四百多個村子繳租納糧。寨門閉合，外人不敢近，窮苦人提起“張三少”，眼里多半是畏懼。多妻妾、多馬匹、多槍炮，鄉民對他既依賴又痛恨。這樣的堡壘，正是舊秩序在陜北最后的壁壘之一。

當時西北兵荒馬亂，各路軍閥拉壯丁、收糧草。張廷芝嗅到機會，1929年自組保衛團，先掛在靖邊縣保安隊名下，旋即北投晉綏督辦譚世麟，翻手就成了一個“十六團團長”。同僚之中有兩位年輕軍官尤為奪目：一個是劉志丹，被任命為副團長；一個是高崇德，帶著教導隊勤務兵。他們悄悄在士兵里播撒一種新觀念——“兵為窮人打仗”。張廷芝卻只關心自己莊稼、羊群和窖藏的鴉片。

一次點名，劉志丹勸他放人回家，“士兵也是莊稼漢，該讓他們秋收。”張廷芝冷笑：“收獲跟我有半分嗎？站好崗才是正經。”那一刻，兩條道路分岔。數月后，劉志丹帶著一批覺悟戰士夜遁，投入正在吳起集結的紅二十六軍，高崗隨行。十六團自此成了沒有靈魂的空殼，張廷芝卻以為甩掉了麻煩。

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1935年10月夜里，左權率隊突襲金佛坪土圍子。火把如龍，槍聲四起，圍墻被爆破口撕開。張廷芝倉皇逃去榆林，留下滿院狼藉。圍子伙計們說，那一夜終于見到了真正的軍隊——進村不搶糧、不動民女，還留藥給傷者。張廷芝的威名第一次出現裂縫。

挫敗并未讓他停手。1936年春，他糾集舊部偷襲保安城外的蘇志丹部隊，紅軍干部謝維俊陣亡。事后追剿至波羅鋪，張部潰散，他本人鉆入溝壑逃脫。此后數年，張家寨門緊閉，暗地卻與日偽、地方反動武裝頻頻聯絡，靠販鹽、販煙土維系槍桿子。山河破碎，他算盤撥得飛快：哪邊給銀元就替哪邊干活。

抗戰勝利后，國共摩擦再起，他把隊伍拉去扶持偽“蒙疆政府”，又在蔣介石整編西北保安部隊時自薦“有兵可用”，換來“一縱司令”的頭銜。大青山上狂風呼嘯，他的隊伍卻在馬蹄聲中燒村劫糧。平綏線列車常被截停，旅客噤若寒蟬。有巡邏隊勸降，他反問：“勝負未定，我憑什么繳槍？”

1949年秋，北平已解放，傅作義部在張家口通電起義。西線告急，張廷芝迅速向西北逃竄，借道綏遠山區盤踞。此時的人民解放軍西進迅猛，他只能鴕鳥般躲進深溝。有舊部勸他投降，他暴怒：“老子當年副手還是劉志丹，他敢拿我？”一句倚舊攀權的狂言，暴露了心虛。

1951年11月，武川縣密林深處，公安軍包圍山寨。槍聲三響，張廷芝負傷被擒。孫有光押解途中，他抓著車門哀求：“同志，打電話給北京，劉志丹是我兄弟，高崗認得我！”孫有光冷淡回應：“歷史自己會作證。”押送現場鴉片煙具滾落一地，塵土飛揚。

逮捕后，軍代表向中央匯報西北剿匪進展，材料里列出他的二十余條罪狀：屠殺群眾，劫掠公糧，勾結日偽及國民黨殘部。最高領袖批示：“依法懲辦，安定陜西”。審判席上，張廷芝仍喋喋不休，“劉副團長看在往日情分……”法庭記錄員只留下一句：“被告拒不悔改”。

1953年初春，寒氣未消，西安南郊刑場塵土飛揚。行刑隊列于曉霧中就位，他的目光在場內搜尋熟面孔，最終無果。槍響過后，那個曾靠土圍子耀武揚威的地方梟雄，終于留下孤零一抔塵土。遠處渭水東流，滾滾不息，舊世界的浪頭已然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