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親切會見庫爾班,緊緊握手并感激地說:謝謝你不遠萬里來看我!
1953年深秋的一個夜晚,新疆于田縣托格日尕孜鄉的公社禮堂里亮著昏黃的煤油燈,縣里的工作隊正向社員們宣講最新的土地政策。有人忍不住低聲嘀咕:“真能把地給咱?”另一位接話:“干部們都簽字畫押了,還能假?”就在席地而坐的人群里,六十出頭、背微駝的庫爾班·吐魯木悄悄抹了一把眼淚。對他來說,這不僅是一紙文件,而是半生漂泊終點的火把。
在舊秩序的枷鎖下,他幾乎嘗盡貧苦的所有滋味。少年時給地主放羊,夜里沒處可歇,只能在枯井邊蜷成一團;盛夏酷暑,他和伙伴縮進沙包下的荊棘陰影里躲陽光;寒冬來臨,滴水成冰,他又躲進沙窩挖出凍土掩身。父母早逝,留下的只有一身傷痕和一顆倔強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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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和平解放后,縣里組織了分地大會。那天,鑼鼓聲響徹戈壁,連塔克拉瑪干的風沙都顧得上稍歇。庫爾班拿到兩畝耕地、一間夯土屋和幾只羊時,只是呆呆捏著印著紅章的土地證,半晌沒說話。后來他常跟鄉親嘮起那一刻,“土地握在手里,心才像長了根。”這一句話,在當時并不少見,卻最能說明翻身農民的心境——不再漂泊,有了家底,也就有了對未來的信心。
日子有了奔頭,人也有了新的打算。耕種見了好收成,他挑選最甜的哈密瓜、最白的羊毛,揣在心里:這些東西要帶到北京,親手交給毛主席。那不是突發奇想,而是根植于他長期對解放軍的感念。有人勸他:“老庫爾班,北京離咱這得走幾千里,路上怎么堅持?”他只是搖頭,“不去見一面,啥都不香。”這種執著,起初讓鄉里人當成樂子,直到他真的牽著小毛驢朝北邊出發,眾人才發現他并非一句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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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走出沙漠,老人的腳就起滿了水泡,被巡邏的民兵勸返。此后幾年,類似的沖動一而再地上演。幸運的是,1958年春,縣里評選勞動模范,庫爾班因多年穩產高產、帶頭組建合作社,被推到縣里開會。有人問他最大的心愿,他仍舊那句話:“要去給毛主席敬一條哈達,再說聲謝謝。”當地領導把這份牽掛記在了心里。
6月下旬,他終于拿到進京代表的紅頭文件。同鄉們湊出最好的羊毛毯、最香的葡萄干塞滿他的行李。臨行前,老伴拍著他的羊毛坎肩,半真半假地叮囑:“到了北京,可別把驢丟了就忘了回家。”他爽朗一笑:“見了主席,我第一句話就是感謝。”這一幕后來被人畫成年畫,在縣城的百貨商店門口貼了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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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車自烏魯木齊開出,戈壁和沙丘漸漸讓位給麥浪與青紗帳。列車員講解路線時,老人瞇著眼盯窗外,嘴里輕聲重復“北京”兩個字,仿佛怕一眨眼就會錯過。同行的青年代表悄聲說:“大叔,別急,明后天就到了。”老人把手里攥的哈密瓜袋子抱得更緊,好像那是通往中南海的船票。
6月28日清晨,代表團步入中南海懷仁堂。大廳里光線柔和,卻比邊疆的日頭更熾熱。毛澤東步履穩健走來,向每位代表致意。終于,輪到庫爾班。老人雙手遞上那塊被他擦得锃亮的羊毛毯,目光炯炯。毛澤東握住他的手,微微點頭:“你這么遠趕來,很不容易,謝謝。”一句樸實的感謝,讓他整個人像是在冬日陽光下突然焚起的篝火,眼里閃著淚光,卻牢牢挺直了腰桿。旁邊的翻譯剛要開口,老人已顫聲說:“為人民干活,力氣越使越有!”短短一句,滿是激動,也盡顯新時代農民的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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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工作人員專程來到代表駐地,為老人送來主席托帶的絨布與藥材,還轉告問候。小院里瞬間沸騰,鄉親們托人帶來的信物被一件件拆開,大家圍著那塊緋紅色絨布細看,不敢多摸。有人感慨:“這不僅是禮物,也是把山那邊和我們連在一起的紐帶。”那天的場景,被攝影記者拍下,刊在《人民日報》上,很快傳回天山南北。
庫爾班返鄉后,立在鄉口的那頭老驢早沒了影蹤,但他舉著一面寫有“民族團結”四個字的錦旗,挨村宣講北京見聞,鼓勵年輕人參加治沙、修渠。1964年,他當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代表,1975年病逝前仍在操心合作社的秋收。當地老人常說:“庫爾班把自己一輩子的苦難,釘在了舊社會;把后半生的光亮,交給了新中國。”在那段波瀾壯闊的年代里,一個維吾爾老農的執念,恰如一條堅韌的絲線,把遠在天山腳下的村莊,與千里之外的首都緊緊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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