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毛主席親切會見庫爾班，緊緊握手并感激地說：謝謝你不遠萬里來看我！
1953年深秋的一個夜晚，新疆于田縣托格日尕孜鄉的公社禮堂里亮著昏黃的煤油燈，縣里的工作隊正向社員們宣講最新的土地政策。有人忍不住低聲嘀咕：“真能把地給咱？”另一位接話：“干部們都簽字畫押了，還能假？”就在席地而坐的人群里，六十出頭、背微駝的庫爾班·吐魯木悄悄抹了一把眼淚。對他來說，這不僅是一紙文件，而是半生漂泊終點的火把。
在舊秩序的枷鎖下，他幾乎嘗盡貧苦的所有滋味。少年時給地主放羊，夜里沒處可歇，只能在枯井邊蜷成一團；盛夏酷暑，他和伙伴縮進沙包下的荊棘陰影里躲陽光；寒冬來臨，滴水成冰，他又躲進沙窩挖出凍土掩身。父母早逝，留下的只有一身傷痕和一顆倔強的心。
新疆和平解放后，縣里組織了分地大會。那天，鑼鼓聲響徹戈壁，連塔克拉瑪干的風沙都顧得上稍歇。庫爾班拿到兩畝耕地、一間夯土屋和幾只羊時，只是呆呆捏著印著紅章的土地證，半晌沒說話。后來他常跟鄉親嘮起那一刻，“土地握在手里，心才像長了根。”這一句話，在當時并不少見，卻最能說明翻身農民的心境——不再漂泊，有了家底，也就有了對未來的信心。
日子有了奔頭，人也有了新的打算。耕種見了好收成，他挑選最甜的哈密瓜、最白的羊毛，揣在心里：這些東西要帶到北京，親手交給毛主席。那不是突發奇想，而是根植于他長期對解放軍的感念。有人勸他：“老庫爾班，北京離咱這得走幾千里，路上怎么堅持？”他只是搖頭，“不去見一面，啥都不香。”這種執著，起初讓鄉里人當成樂子，直到他真的牽著小毛驢朝北邊出發，眾人才發現他并非一句玩笑。
沒走出沙漠，老人的腳就起滿了水泡，被巡邏的民兵勸返。此后幾年，類似的沖動一而再地上演。幸運的是，1958年春，縣里評選勞動模范，庫爾班因多年穩產高產、帶頭組建合作社，被推到縣里開會。有人問他最大的心愿，他仍舊那句話：“要去給毛主席敬一條哈達，再說聲謝謝。”當地領導把這份牽掛記在了心里。
6月下旬，他終于拿到進京代表的紅頭文件。同鄉們湊出最好的羊毛毯、最香的葡萄干塞滿他的行李。臨行前，老伴拍著他的羊毛坎肩，半真半假地叮囑：“到了北京，可別把驢丟了就忘了回家。”他爽朗一笑：“見了主席，我第一句話就是感謝。”這一幕后來被人畫成年畫，在縣城的百貨商店門口貼了多年。
列車自烏魯木齊開出，戈壁和沙丘漸漸讓位給麥浪與青紗帳。列車員講解路線時，老人瞇著眼盯窗外，嘴里輕聲重復“北京”兩個字，仿佛怕一眨眼就會錯過。同行的青年代表悄聲說：“大叔，別急，明后天就到了。”老人把手里攥的哈密瓜袋子抱得更緊，好像那是通往中南海的船票。
6月28日清晨，代表團步入中南海懷仁堂。大廳里光線柔和，卻比邊疆的日頭更熾熱。毛澤東步履穩健走來，向每位代表致意。終于，輪到庫爾班。老人雙手遞上那塊被他擦得锃亮的羊毛毯，目光炯炯。毛澤東握住他的手，微微點頭：“你這么遠趕來，很不容易，謝謝。”一句樸實的感謝，讓他整個人像是在冬日陽光下突然焚起的篝火，眼里閃著淚光，卻牢牢挺直了腰桿。旁邊的翻譯剛要開口，老人已顫聲說：“為人民干活，力氣越使越有！”短短一句，滿是激動，也盡顯新時代農民的底氣。
第二天一早，工作人員專程來到代表駐地，為老人送來主席托帶的絨布與藥材，還轉告問候。小院里瞬間沸騰，鄉親們托人帶來的信物被一件件拆開，大家圍著那塊緋紅色絨布細看，不敢多摸。有人感慨：“這不僅是禮物，也是把山那邊和我們連在一起的紐帶。”那天的場景，被攝影記者拍下，刊在《人民日報》上，很快傳回天山南北。
庫爾班返鄉后，立在鄉口的那頭老驢早沒了影蹤，但他舉著一面寫有“民族團結”四個字的錦旗，挨村宣講北京見聞，鼓勵年輕人參加治沙、修渠。1964年，他當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代表，1975年病逝前仍在操心合作社的秋收。當地老人常說：“庫爾班把自己一輩子的苦難，釘在了舊社會；把后半生的光亮，交給了新中國。”在那段波瀾壯闊的年代里，一個維吾爾老農的執念，恰如一條堅韌的絲線，把遠在天山腳下的村莊，與千里之外的首都緊緊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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