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學校、年級、父母聯系電話……”明某販賣近1.4萬條未成年人信息，成都法院：判刑、罰錢、道歉！

來源：北京晚報微信公眾號

低價購買大量未成年人個人信息后，再根據培訓機構的精準需求，對信息進行分類篩選后加價出售。檢察機關對販賣人提起個人信息保護民事公益訴訟，法院應該如何認定？近日，四川成都鐵路運輸第一法院審結一起涉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保護民事公益訴訟案，判決被告明某向社會公眾公開賠禮道歉并支付公益損害賠償金4000元。

明某為謀取非法利益，以0.1元/條的價格從案外人羅某處購入大量中小學生個人信息。此后，明某根據培訓機構對學區、年齡、年級、學科等的需求，對信息進行篩選后出售。2024年7月至10月期間，明某以0.2元/條、0.25元/條的價格，分別向機器人編程等教育培訓機構販賣中小學生個人信息近1.4萬條，所售信息涵蓋學生的姓名、學校、年級、班級、父母姓名及聯系電話，內容詳盡且相互關聯，可直接鎖定特定未成年人及其家庭。明某自述從中非法獲利約4000元。　　

2025年6月，四川省成都市龍泉驛區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決，認定明某的行為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判處明某有期徒刑七個月十五日，并處罰金5000元。

刑事判決生效后，檢察機關經審查認為，明某大量出售未成年人敏感個人信息的行為，侵害了眾多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雖已承擔刑事責任，但被損害的社會公共利益尚未得到修復。2025年8月6日，檢察機關依法對明某提起個人信息保護民事公益訴訟，請求法院判令其向社會公眾賠禮道歉并支付公益損害賠償金。　　

成都鐵路運輸第一法院審理后認為，首先，案涉個人信息具有敏感個人信息的屬性。未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被明確列為“敏感個人信息”，這是對未成年人群體特殊保護意志的集中體現。敏感個人信息的處理規則較一般個人信息更為嚴格，只有在具有特定的目的和充分的必要性，并采取嚴格保護措施的情形下，方可進行處理，且應當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的單獨同意。

其次，被告的行為影響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安全。被告販賣的中小學生個人信息涵蓋學校、年級、班級、姓名、父母姓名及聯系電話，此類信息具有顯著的身份識別復合性與家庭關聯性。學校、年級、班級信息構成未成年人在特定時空坐標下的數字學籍檔案，與姓名結合后，可將特定未成年人從社會群體中精準剝離，形成完整的個體畫像，使接收方可精確鎖定未成年人的日常活動軌跡（就讀學校、上下學時間、班級位置等），這種精準度遠超一般成年人的職業、住址等信息的識別效能。加之父母姓名及聯系方式的泄露，被告行為實質上是將未成年人置于家庭單元的整體暴露之下。教育培訓機構從被告處獲取學生及家長聯系方式后，可實施高頻電話營銷、短信騷擾等，這種基于非法獲取信息的商業侵擾，不僅侵害了未成年人家庭的安寧權，更可能干擾未成年人正常的教育選擇與成長環境。

最后，被告的行為已經損害了社會的公共利益。本案中，被告非法買賣的信息涉及不特定多數的未成年人。雖然刑事判決已對被告的違法行為予以刑事制裁，但刑事責任追究側重對犯罪行為的懲罰與預防，而民事公益訴訟關注的是被侵害的社會公共利益能否得到恢復。被告的行為使得大量未成年學生的個人信息流入非法渠道，可能被用于商業營銷、詐騙活動、網絡騷擾等現實侵擾，對社會公共安全秩序以及未成年人保護的社會共識與法治環境均構成現實威脅。因此，被告的行為不僅侵害了未成年學生的個人信息權益，更破壞了社會公眾對個人信息安全尤其是未成年人個人信息安全的基本信賴，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

綜上，被告明某通過非法手段獲取不特定多數未成年人的個人信息，并向第三人出售，構成非法收集、買賣他人個人信息，信息數量上萬，影響范圍廣，其行為侵害了眾多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且已足以認定損害社會公共利益。

法院最終作出前述判決。該判決現已生效。

法官說法

本案中，被告販賣的信息來源于中小學生群體，其中大量為不滿十四周歲的小學生及初中低年級學生，依法當然屬于敏感個人信息，應當受到最嚴格的保護。同時，明某販賣的信息并非孤立片段，而是復合型信息，即便涉及部分已滿十四周歲的學生，其高度家庭關聯性和軌跡暴露性同樣對未成年人的安全構成巨大威脅，應參照敏感信息標準予以特別保護。中小學生作為認知能力和防范能力均相對不足的信息弱勢群體，他們對信息被流轉、濫用的后果缺乏預見性，更難以有效救濟，法律的特殊保護恰為彌補這一缺項。　　

未成年人保護法第四條規定，保護未成年人應當堅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給予特殊、優先保護，尊重人格尊嚴，保護隱私權和個人信息。被告將未成年人與家庭整體性地暴露于商業營銷鏈條之下，實質上是以犧牲未成年人安寧環境為代價換取不法利益，完全背離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的要求。

被告將14000余條未成年人信息非法投入交易市場，為教育培訓行業的不良營銷提供了“精準彈藥”，形成了一個“信息竊取—篩選販賣—商業侵擾”的黑產鏈條。這不但使涉案學生和家庭權益遭受現實危險或受損，更嚴重侵蝕社會誠信體系與公眾對個人信息安全的基本信賴，對社會公共安全秩序和未成年人保護法治環境構成系統性威脅。檢察機關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法院判令明某向社會公眾賠禮道歉，并支付公益損害賠償金4000元。該賠償金額與明某的非法獲利大致相當，彰顯了“任何人不得從其違法行為中獲利”的公正原則，也向社會昭示了對侵害未成年人個人信息行為堅決說不的司法立場。　　

未成年人是數字時代最活躍的參與者，也是最易受傷害的群體。一個安全、清朗的數字環境，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土壤。非法交易未成年人個人信息的行為，不僅污染了健康的數字生態，更動搖了社會文明的根基。本案通過民事公益訴訟的裁判，既修復了被損害的社會公共利益，又在全社會強化了“未成年人信息不可商品化”的底線共識，有助于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營造尊重、關愛、保護未成年人的良好社會風尚。

來源：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