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六點,拉各斯郊外的工業區迎來了短暫的寧靜,轟鳴了一整天的柴油發電機終于停歇,幾十個當地工人從各個廠房涌出,匯成一股黑色的下班人潮。
我站在二樓辦公室的落地窗前,看著這熟悉的場景,點燃了今天的第十四根煙。桌上的財務報表顯示,這個月我的塑料制品廠凈利潤又超過了十萬人民幣。在國內同行的眼里,我無疑是個成功者——四十歲出頭,年入幾百萬,在非洲擁有一座占地廣闊的工廠,而且我還入鄉隨俗,娶了三個當地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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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國,飯局上的朋友們總是帶著幾分調侃和羨慕的語氣,拍著我的肩膀叫我“人生贏家”、“非洲土皇帝”。
面對這些吹捧,我總是逢場作戲地笑笑,舉起酒杯一飲而盡,把涌到嘴邊的苦澀和著酒精一起咽進肚子里。他們不知道,在這個距離故鄉一萬多公里的赤道國家,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下班,就是回家。
回想十年前,我帶著國內創業失敗的滿身債務,猶如喪家之犬般逃到尼日利亞。那時候的我,滿腦子只有生存和賺錢。非洲的原始和粗獷給了我喘息的機會,但也給了我最殘酷的下馬威。建廠初期,我吃住在滿是蚊蟲的鐵皮棚里,每天和狡猾的材料商扯皮,和懶散的工人斗智斗勇。在那段最暗無天日的日子里,我染上了惡性瘧疾。
那種感覺就像是有一把生銹的鋸子在來回拉扯我的骨頭,高燒讓我整整三天神志不清。是阿米娜救了我。她當時是我工廠里的一個女工領班,一個身材結實、沉默寡言的當地女人。那幾天,她寸步不離地守在我的行軍床邊,用浸了涼水的毛巾敷在我的額頭上,一口一口地喂我喝當地那種帶著酸味的木薯粥。在異國他鄉,在生死邊緣,這種最原始的照顧擊穿了我內心最脆弱的防線。
病好之后,我按照當地的風俗,買了幾頭牛,送了一筆彩禮,娶了阿米娜。那時候的我,與其說是需要一個妻子,不如說是需要一個在異國他鄉能夠讓我感知到溫度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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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后來給我生了一個膚色微黑的兒子,還幫我管理著家里那些當地傭人。在那兩三年里,雖然我們語言溝通僅限于簡單的英語單詞和手語,雖然她永遠吃不慣我做的西紅柿雞蛋面,但我曾以為,這就是我在非洲的家了。
但是在非洲做生意,很多事情身不由己。隨著工廠規模的擴大,利潤不斷翻番,我開始面臨各種意想不到的麻煩。當地的黑幫來收保護費,環保部門隔三差五來找茬罰款,甚至連電力局也會無緣無故地斷掉我所在片區的工業用電。我的塑料廠成了一塊肥肉,誰都想來咬一口。
在一次險些導致工廠停工的危機中,我通過中間人認識了當地一位很有勢力的部族酋長。為了徹底解決工廠的生存環境問題,在中間人的極力撮合下,我迎娶了酋長的侄女,格蕾絲。在尼日利亞,一夫多妻是受法律和傳統認可的。
我的第二次婚姻,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利益交換。格蕾絲受過良好的教育,性格張揚,渾身穿金戴銀。她嫁給我之后,工廠的那些麻煩確實一夜之間銷聲匿跡了,但我的噩夢,也從那一刻正式拉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