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運西的擎炬人——記梁仞千

梁仞千，1912年出生于山東鄆城洪王莊，1930年考入山東省立六中，1935年底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民族危亡之際，他回鄉建黨、組建武裝、團結各方、浴血抗戰，在運西大地點燃了燎原的抗日烽火，為建立運西抗日根據地奠定了堅實根基。

毀家紓難，組建“魯西抗日自衛團”

1938年1月，中共鄆城中心縣委在他家中成立，梁仞千任書記，首要任務便是組建抗日武裝 。

沒有經費，沒有糧草，梁仞千就動員父親梁秀松，將家中數千斤高粱拿出來，甚至先后變賣了八十畝土地，全部用作革命活動的經費。

1938年春，中心縣委以“魯西抗日自衛團”的名義，在鄆城城南飛哲集等地連續舉辦了三期訓練班。

訓練班的條件極為艱苦，梁仞千和學員們擠在三間破屋里，鋪麥秸、枕磚頭，一日三餐都是黑窩窩頭蘸鹽水。

學員們吃的黑窩窩頭，成了最醒目的標志。當地群眾看到這群雖然衣衫襤褸、卻精神抖擻高唱救亡歌曲的青年，親切地稱他們為“窩窩隊”，并感嘆道：“要都像他們這樣，中國就有了希望。”

梁仞千親自擔任教員，以縝密的思維和極佳的口才，向學員們講述持久戰的戰略思想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意義，將抗日救亡的種子播撒在每一個學員心中。

訓練班的紅火引起了國民黨鄆城縣政府的恐慌，縣長王念根下令取締。

面對威脅，梁仞千據理力爭：“抗日救國人人有責，經費自理，無損國法，何須備案！”

為保存革命火種，訓練班轉入秘密游擊活動。

同年5月，日軍占領鄆城。

一天深夜，梁仞千率自衛團埋伏在鄄鄆公路兩側，當日軍汽車進入伏擊圈，一聲令下，仇恨的子彈射向日寇，斃傷敵軍數十名，而自衛團無一傷亡。這一仗，打出了魯西抗日自衛團的威風。

1939年3月，八路軍一一五師挺進鄆城。

梁仞仟第一時間前往師部駐地狀元張樓，向羅榮桓、陳光匯報敵情，并建議拔掉樊壩偽軍據點。

戰斗打響后，他既當向導，又抽調自衛團骨干充實到六八六團，親身參與戰斗。

樊壩一役，全殲偽軍一個團，俘獲500余人，繳獲機槍13挺，為創建魯西抗日根據地獻上了一份厚重的“奠基禮” 。

智慧韜略，爭取改造聯莊會

在鄆城、巨野、鄄城、菏澤四縣邊區，以“防匪防盜、維護治安”為名的聯莊會是一支不可忽視的群眾武裝力量。但該組織成分復雜，首領各異，若不加以引導，極有可能被日偽或頑固派利用。

梁仞千以戰略家的眼光，將改造聯莊會列為中心縣委的重要任務 。

1938年春，巨北聯莊會首領王忠祥及進步青年王紹一，通過共產黨員李學先（李哲）的關系，專程趕到洪王莊向梁仞千請教。

梁仞千熱情接待了他們，并耐心分析形勢：“聯莊會是群眾武裝，領導成分復雜，不能要求過高過急。要依靠深明大義的王會長，團結多數愛國人士，孤立少數的土豪劣紳。”

他指示要在聯莊會區域內建立青年抗日救國會，發動青年，建立常備武裝，逐步掌握領導權。

王紹一等人帶著指示回到巨北，迅速在官廠村成立了“巨北青年抗日救國會”，60余名愛國青年參加，從此巨北聯莊會發生了質變，成為黨領導下或影響下的抗日團體。

同年6月，日軍“掃蕩”魯西，路經大姚莊時與巨北聯莊會發生激戰。

聯莊會武裝與日軍白刃肉搏，殺傷日寇30余人，敵人惱羞成怒，調來炮兵，最終殘殺無辜村民40余人。

戰斗雖然慘烈，卻極大地激發了民眾的抗日熱情 。

戰后，王紹一再次找到梁仞千匯報。

梁仞千并未因損失而責備，反而熱情鼓勵他們，并指出血的教訓：“要切實保存有生力量，建立常備武裝，迅速轉入游擊戰爭，盡量避免拼消耗的陣地戰。”

在梁仞千的指引下，巨北聯莊會此后不僅沒有被日偽打垮，反而愈戰愈勇，后來成為八路軍東進支隊最可靠的紅色堡壘之一。

同心合力，動員各方一致抗日

梁仞千深知，抗日不僅是武裝斗爭，更是全民族的事業。他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奔走于各階層之間，在當地建立起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他善于利用社會關系，派共產黨員智乃躍利用親戚關系打入聯莊會武裝任副團長，掩護黨的活動。

他說服父親梁秀松利用與國民黨六區區長黎佩卿的關系，出任六區中隊長、區長，成功“潛伏”進敵偽內部。

隨后，中心縣委將自衛團大部分成員編入四、六區中隊，以合法身份保存并壯大了革命力量。

鄆城縣抗敵司令祝璧臣曾在國民黨軍隊任師長，富有民族氣節。

梁仞千多次與其接洽，曉以民族大義，促使祝璧臣最終將手下地方武裝全部編入了八路軍部隊。

以教育界知名人士桑平伯、高贊非、孫厚甫等人為首的“黃安救亡工作團”，起初只是一個自發組織。

梁仞仟主動交往，以誠相待，向他們傳播黨的抗日救國思想，引導這些知識分子接受黨的領導。后來，孫厚甫、高贊非等人毅然加入革命隊伍，成為根據地的文教骨干。

在梁仞千的努力下，至1939年底，鄆城、巨野、鄄城、菏澤等地黨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建立，黨員發展到80多人，30多個村莊建立了黨支部或黨小組。

結語

天妒英才。1940年4月，梁仞千作為黨的七大代表，歷經八個月艱險奔赴延安。由于會議延期，他進入馬列學院學習，后調至中央研究院工作。長期的超負荷工作耗盡了他的心血，本就患有肺病的身體最終積勞成疾，于1941年9月病逝于延安，年僅29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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