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不夠燒”？真相調查來了

新華深讀｜“垃圾不夠燒”真相調查

5月第四周是全國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宣傳周。在社交媒體上，所謂“垃圾不夠燒”“垃圾分類沒必要了”等議論再度引發廣泛關注。

事實上，不少公眾的認知還停留在“垃圾圍城”是中國城鄉共同治理痛點的階段。而如今，深圳、廣州、山西柳林等地部分陳年填埋場被開挖復墾，多座巨型“垃圾山”消失；一些地方的垃圾焚燒發電廠產能富余，甚至出現焚燒企業跨區搶垃圾的現象。這幅復雜且不斷“反轉”的行業圖景，引發“垃圾變少了”的誤讀不斷在互聯網蔓延。

那么，當下全國垃圾處理的基本面究竟如何？如何理解有些焚燒發電廠“垃圾不夠燒了”的說法？新華社“新華深讀”記者實地探訪北上廣深等大城市，以及全國多地鄉鎮的垃圾填埋場、焚燒企業，對話政府官員、企業家、垃圾處理行業人士和專家學者，深入探究中國垃圾處理的現實真相。

多地“垃圾山”紛紛消失

深圳羅湖區的一座“垃圾山”如今成了“網紅山”。社交平臺上，有人拍照“見證歷史”，有人感嘆“垃圾山也能變金山”。

這座山是填埋了多年垃圾的玉龍填埋場——深圳最早的簡易生活垃圾填埋場，1983年啟用，1997年停用，2005年封場。封場時的垃圾量達255.15萬立方米，堆積高度達到110米，相當于30多層樓那么高。

最近記者實地采訪發現，“垃圾山”已經抹平，挖掘已深入地下。為了不讓異味影響周邊居民，施工現場搭建起全國最大跨度的全密閉綠色“天幕”，將揚塵和臭氣牢牢鎖在罩內。緊鄰其側是日夜轟鳴的垃圾篩分車間。

為什么要挖掉這座埋了多年的“垃圾山”？填埋場環境修復工程設計師曹泳民指了指不遠處的高樓說：“這里曾經是城市邊緣，現在周邊滿是寫字樓和住宅了。”

2024年，這一全國開挖體量最大、整體實施的垃圾搬遷治理工程啟動。每天玉龍填埋場挖出垃圾6000噸，渣土車進出達500次。其中，塑料、橡膠等輕質可燃物運到垃圾焚燒廠發電。

“這不僅是還環保舊賬，更是搶發展空間。”深圳市羅湖區清水河街道黨工委書記饒一鳴說，修復項目預計今年年底完工，之后這里將釋放約30萬平方米連片用地，規劃建設近百萬平方米的數字產業集聚區和生態綠谷。

從深圳向北100多公里，位于廣州白云區太和鎮的興豐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正在推進存量減量，逐步實現“瘦身”。與“清場”式的開挖不同，廣州的舉措意在“騰庫容”。

廣州環投集團生產與安健環部總經理劉文介紹，項目每日將興豐填埋場挖出的陳腐垃圾與原生生活垃圾配比摻燒，平衡爐膛熱值，確保焚燒設備穩定運行。

劉文指著遠處被黑色防滲膜覆蓋的山谷說：“騰出的庫容要作為城市的‘戰略儲備’。萬一緊急情況導致垃圾處理能力跟不上，這里還能頂上。”

今年5月，山西柳林縣寨東村垃圾堆積事件引發關注，當地政府迅速整治，數年積存的185噸垃圾在48小時內由12臺機械清運至正規處置場。從“垃圾圍村”到“垃圾清零”，基層治理效率提升的背后，是全國歷史遺留存量垃圾正在加速消化的縮影。

這些紛紛消失的“垃圾山”背后有一個共性真相：不是垃圾“沒了”，是治理目標升級了。

目前，全國80%以上城市完成了陳年“垃圾山”整治，填埋場封場修復、生態復綠正在成為主流。

據北京市豐臺文旅集團副總經理胡振興回憶，北京園博園建設前，此地遍布砂石坑和填埋場，垃圾遍地、地表裸露，是京西最大的“風沙源”之一。

數百萬噸建筑垃圾資源化處理，用于地形塑造；砂石坑“因地就勢”改造成燕臺大觀、云臺疊翠等景觀；種植水生植物過濾水體，構建近自然植物群落形成穩定生態系統……經過約三年治理，“風沙源”已變身為“生態園”。

數據顯示，北京共有22座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均已停止接收新垃圾，進入停用或封場維護階段。

2025年的數據顯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日均產生需要處理的生活垃圾均在2萬噸以上。若按1米高度平鋪，一座超大城市一天的垃圾就能鋪滿20個標準足球場。

令人欣慰的是，填埋生活垃圾在超大城市已成為“過去式”。2021年前后，上海、深圳和廣州率先實現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北京也于2024年邁入這一行列。至此，北上廣深不再有接收原生垃圾的填埋場。

飛速進化的垃圾焚燒廠

填埋場逐漸“退休”，但垃圾并沒有消失。它們被送到一個地方——焚燒發電廠。

在上海城投老港基地垃圾焚燒發電廠，記者看到，新鮮垃圾在巨大的垃圾坑里發酵瀝水，智能抓斗自動抓取投爐；中控大屏幕上實時顯示多區域多參數監控畫面，僅焚燒爐內就設置了6個焚燒煙氣溫度監測點；煙氣中的不少污染物指標接近于0，遠優于國家排放標準和歐盟排放標準……

“從自動卸料倒入垃圾坑，到投料、焚燒、排放監測，基本上全流程實現了無人作業。”上海城投老港基地的工作人員說。

臟、亂、臭，曾是垃圾處理廠撕不掉的標簽。但現在一些垃圾焚燒發電廠擁有公園式景觀，還是學校和公眾的科普教育基地。

在廣州福山循環經濟產業園，昔日的煙囪已蛻變為120米高的“環保明珠塔”，游客乘電梯直達92.5米的觀光層，可360°俯瞰園區，還能在鋼琴聲中坐下來喝杯咖啡。

園區中心是藍白相間、層疊山水造型的垃圾焚燒發電廠，園區設計日焚燒處理能力達8000噸。此外，園內還建有污水處理廠，處理后的水可實現循環利用。

這樣的場景，在十幾年前難以想象。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副教授金宜英回憶，2010年，垃圾焚燒技術起步不久，全國當時建成投運119座生活垃圾焚燒廠，處理能力不過每天9萬噸，僅占全部處理能力的20%，填埋是絕對主流。當時有兩道“坎”：一是公眾擔心“毒煙”，誰都不想自家門口冒煙；二是“垃圾圍城”步步緊逼，必須用最短時間把焚燒設施建起來。

倒逼之下，行業加速奔跑。2012年，國務院印發《“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提出“鼓勵采用焚燒處理方式”，規劃新增處理能力58萬噸/日。同年，國家確立全國統一的垃圾發電標桿電價——280千瓦時以內每千瓦時0.65元。這一補貼政策為垃圾焚燒發電產業提供穩定的收益預期，極大地推動了垃圾焚燒行業發展。

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程師徐海云解釋說，除發電上網補貼外，地方政府亦提供“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費”補貼，以保障生活垃圾焚燒發電企業的適當利潤。

2021年，《“十四五”城鎮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發展規劃》將焚燒設施建設定位為“全面推進”，規劃到2025年底，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達到每天80萬噸左右。

政策是重要推動力，焚燒處理技術也在不斷進步，特別是基本解決了公眾普遍關切的二噁英排放問題。

“技術迭代推動了垃圾焚燒廠從‘鄰避’走向‘鄰利’。”金宜英回憶，過去建設垃圾焚燒廠時，居民擔心煙氣污染空氣，尤其恐懼其中的二噁英致癌。

歷經技術引進、消化吸收與自主創新，我國的垃圾焚燒爐已從早期簡易焚燒設備，升級為集高溫燃燒、熱能回收、煙氣凈化、智能控制于一體的現代化環保裝備。

上海城投老港基地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吳曰豐介紹，現代化焚燒廠找到了二噁英的破解之道——二噁英容易在低溫不完全燃燒條件下產生，將爐膛溫度保持在850℃以上并保證2秒以上的燃燒時間，二噁英會在高溫下全部分解。

對于煙氣溫度降低過程中再次合成的微量二噁英，焚燒廠也有后續的脫除技術。吳曰豐說，目前垃圾焚燒發電廠均采用布袋除塵工藝，可穩定攔截PM2.5、亞微米級超細粉塵，布袋表面附著的吸收劑活性炭可吸附煙氣中漏網的二噁英；同步還有其他方案去除煙氣中的重金屬和酸性氣體。經過綜合處理后，只有干凈的煙氣才能排向天空。

燒掉垃圾后仍有“寶貝”。爐渣約占垃圾總量的20%，含有鐵、銅、鋁甚至少量金銀。“比如廢舊玩具等物品表面鍍有金屬，常規方法難以回收，我們的高溫焚燒工藝正好能提取出來。”廣州環投集團福山公司總經理鐘卓延說。

以福山循環經濟產業園為例，2025年全年約產生60萬噸爐渣，在對爐渣中的金屬篩選回收后，剩余的爐渣經加工制成環保磚原料，廣泛用于市政道路、建筑工程等領域，真正實現“變廢為寶、吃干榨盡”。

我國以焚燒為主的城市生活垃圾處理格局逐步穩定。住房城鄉建設部數據顯示，截至2025年11月，我國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占比78.1%，較“十三五”末增加19.2個百分點。“十四五”期間，全國焚燒處理能力目標為80萬噸/日，實際超額完成44.7%，建成能力穩居全球第一。

一些焚燒廠為何“吃不飽”？

記者走訪發現，全國局部地區一些垃圾焚燒廠確實出現焚燒爐負荷不足、停燒等情況。

住建部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全國有1137座生活垃圾焚燒廠在運行，日均實際焚燒處理生活垃圾115.8萬噸，平均負荷率88.7%。

針對這一現象，多位業內人士和專家表示，這并非產能過剩，負荷處于合理區間，需要客觀辯證看待。

首先，技術的提升使得焚燒效率提高，垃圾處理能力極大提升。

目前，國內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占全球總處理能力的比例為60%左右，處理規模遠高于歐美日三個地區的總和，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

其次，“垃圾不夠燒”現象并非“一刀切式”的普遍情況，而是出現在局部地區。住建部有關人士指出，我國垃圾處理目前面臨的挑戰之一就是區域發展不平衡。

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人口密度分布不均等原因，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能力區域不均衡問題突出，特別是西部地區、邊遠地區縣域焚燒處理能力不足。

記者在生態環境部“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自動監測數據公開平臺”看到，地圖上有密密麻麻的藍色圓點，每個點代表一家垃圾焚燒廠。從區域分布看，垃圾焚燒廠多集中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城市，越靠近西北部越稀疏，與中國人口地理分界線“胡煥庸線”大致走向相似。

這一平臺監測我國1000多座垃圾焚燒電廠、2000多臺焚燒爐。清氣團智庫基于這一平臺形成的報告顯示，2025年，1033個納入大數據統計的垃圾焚燒廠中，超六成停爐率低于9.2%，達到滿負荷狀態。但存在區域冷熱不均問題。

統計顯示，2024年全國各省份生活垃圾焚燒廠數量前五名分別為山東、廣東、河北、浙江、河南，數量分別達102座、97座、80座、79座和73座。排名靠后的是青海和西藏，各有1座。

城鄉失衡也是突出問題：城市“缺料”，偏遠農村“堆存”。

記者采訪發現，在一些城市，由于垃圾分類全覆蓋，可燃垃圾減少，焚燒廠“不夠燒”；而在一些經濟不發達地區的鄉村，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甚至醫療垃圾仍在露天隨意堆放和露天焚燒，一些集中收集點沒有采取防滲漏、防揚沙、防臭措施，造成環境污染，影響村民生活和種植生產。

另外，不少專家提出，造成近年“垃圾不夠燒”現象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前些年政策紅利下全國出現垃圾焚燒廠“興建潮”，2018年至2022年資本扎堆垃圾焚燒，年均新增產能15萬噸/日，遠超規劃目標。由于審批下放，區縣各自為政，規劃超前，造成焚燒設施處理能力冗余。

業內人士說，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收益主要由以下部分組成：首先是當地政府支付的垃圾處理費，目前各地標準大概在每噸50元至150元之間。此外，還有售電收入，即基礎電價+電價補貼。這些收益，與處理的垃圾量直接相關，垃圾處理量越少，企業收益越低，虧損風險就越大。這也是一些企業急于“搶垃圾”的利益驅動。

隨著生活垃圾焚燒能力整體大于入廠垃圾量，疊加區域分布不均等問題，垃圾焚燒電價補貼逐步退坡已成大勢所趨。“行業‘躺著賺錢’的時代已經過去，必須從大規模建設期轉向精細化運營階段。”徐海云說。

拉長時間脈絡來看，多地開挖“垃圾山”、企業“搶燒垃圾”的現象，折射出大眾對垃圾資源價值認知與垃圾焚燒產業發展邏輯的轉變。

過去，焚燒廠的核心使命是解決“垃圾圍城”，聚焦無害化處理。如今，其角色正被重新定義為“能源工廠”和“資源工廠”。

廣東佛山的瀚藍南海固廢處理環保產業園毗鄰松夏工業園，附近集聚食品、新能源等有用熱需求的企業。產業園每日處理生活垃圾4500噸，在發電之余會產生大量高溫蒸汽。焚燒企業通過建設蒸汽管道網絡，將垃圾焚燒發電之外產生的余熱回收利用，替代傳統化石燃料供熱，實現能源的梯級利用與循環再生。

住建部有關人士表示，通過熱電聯供，垃圾焚燒項目實現了資源的循環利用，將清潔電力并入電網，已成為我國城市能源供給的重要方面。國家通過上網電價補貼政策與電網全額收購保障，為引領、支持焚燒處理企業發展提供了核心激勵。

隨著技術進步，企業效益在不斷提升。在熱能利用方面，焚燒垃圾發電能力顯著提升，每噸垃圾發電量提升到300度至450度，最高可達600度左右。

如今，生活垃圾焚燒廠已不再是單純的垃圾處理設施，正逐步轉型為綜合環境服務主體：協同處置污泥、園林廢棄物、一般工業廢物，利用余熱為周邊供熱，將爐渣制成環保磚，或向公眾開放成為環保科普教育基地，實現環境效益與社會效益的融合。

未來垃圾還需要分類嗎？

既然垃圾焚燒能力大幅提升，人們每天產生的生活垃圾還有必要再分類嗎？

記者從住建部和相關專家獲得的訊息是：垃圾分類依舊重要，但分類標準正在變化，要因地制宜調整優化，重點突出可回收物。

專家表示，以往把垃圾分為可回收物、廚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的“四分方式”，契合了以填埋為主的處理方式。隨著技術的進步，焚燒技術日益完善，現在以焚燒為主要方式，垃圾分類也需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不宜一刀切。

住建部環境衛生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張黎說，目前可回收物占生活垃圾總量的比例在20%—30%左右。健全可回收物回收體系，有利于生活垃圾資源化轉化，把“垃圾”變成“原料”“資源”，形成“垃圾—原料—產品”的閉環應用，既是實現垃圾減量的重要抓手，也是引導全社會踐行綠色低碳生活方式的重要途徑。

專家認為，探索并實現將可回收物回收以碳普惠方式使居民得到實惠，居民更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就更愿意更積極認同分類、參與分類、堅持分類，鞏固分類好習慣。

專家表示，垃圾分類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聚焦可回收物回收，既可推動個人生活習慣向社會文明的蛻變，更是社會綜合效益、生態環境效益的統一，能凝聚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合力，共同打造美麗宜居家園。

今年5月的一天，北京市朝陽區官悅欣園小區的李阿姨提著幾袋垃圾去小區垃圾站。

“你看我這些外賣餐盒、泡沫盒，以前沒人收，現在直接扔在小區的便民回收機里就行，還能按每公斤6角錢給我發‘紅包’，一個月下來也不少錢呢。”李阿姨對記者說。

“對我們上班族來說太方便了。”同在便民回收機前扔垃圾的趙家和說，有了便民回收機以后，他不用跟人討價還價，也不用扛著一大摞廢品上下樓，每天上班前，花幾分鐘就可以完成可回收垃圾的投遞。

北京市在強化可回收物回收方面開展有益探索，推動便民回收進社區，暢通了便利直達的回收渠道。目前，北京已有1萬多臺便民回收機進駐了7600多個小區，能一袋式回收可回收物，24小時自助投放，上線了“京彩回收”小程序，能預約上門回收可回收物，明碼標價。

北京將可回收物回收、垃圾分類變成居民的“順手事”，做到“分類有收益、投放有回報”，有效破解投放不便、售賣麻煩等民生痛點，節省居民時間和精力，提升垃圾分類便民服務體驗。

中國城市環境衛生協會秘書長劉晶昊指出，當前垃圾焚燒已逐步成為我國生活垃圾處理的主要方式，與之配套的收運網絡也在持續完善。下一步，應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推動分類方法由繁到簡，讓群眾“記得住、分得清、操作便”，從而提高公眾的接受度和參與便利性。必須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指導，不搞“一刀切”，讓各地根據自身實際選擇適應當地條件的分類模式。

受訪專家認為，垃圾分類推行以來，人民群眾的認識進一步深化，初步形成了自覺，垃圾分類覆蓋面和普及性大幅提升。應繼續通過垃圾分類，形成崇尚生態文明的社會風尚，為生態文明建設奠定堅實的社會、群眾基礎。垃圾分類要久久為功，方向要堅持下去。

本月25日，住建部部長倪虹在全國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現場會上表示，垃圾分類工作是一項長期性、持續性任務，要在總結經驗基礎上，深刻認識當前垃圾分類的階段性特征、變化和要求，堅持因地制宜、與時俱進，扎實推進垃圾分類工作提質增效。要統籌兼顧、穩妥推進垃圾分類方法優化；加快可回收物體系建設，增強可回收物管理質效；優化焚燒處理設施布局，鼓勵設施共用共享，更多地區實現原生垃圾“零填埋”。

步入“十五五”，垃圾處理行業正站在從無害化邁向資源化、減量化的拐點。

“十五五”固廢治理的核心是從“規模擴張”到“高質量循環”。今年，國務院印發《固體廢物綜合治理行動計劃》，指出：到2030年，固體廢物歷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傾倒處置高發態勢得到遏制，大宗固體廢棄物年綜合利用量達到45億噸，主要再生資源年循環利用量達到5.1億噸。

記者了解到，未來轉型主要從四方面入手：

第一，控制產能、調整布局。淘汰更新那些利用率低、排放超標的焚燒廠。建立跨區域垃圾調配平臺，按處理量結算，解決城市缺垃圾、農村垃圾堆積的問題。

第二，推進垃圾分類和減量。推廣掃碼投遞、積分返現，促進居民從“要我分”變“我要分”。源頭限制過度包裝和一次性用品，推行綠色包裝。盡快實現農村收運全覆蓋，杜絕露天傾倒和簡易填埋。

第三，推動轉型和高值化。從單純燒垃圾發電轉向“城市礦產”。優化AI分選、小型焚燒設備研發等先進技術，提高資源化率。焚燒廠要變成綜合處置、資源回收、碳資產一體化的模式，賺取處理費、發電、再生資源、碳減排等收益。

第四，補齊短板、完善體系。構建全鏈條閉環，把垃圾收運網和再生資源回收網深度融合，實現分類、回收、利用一體化。建立全程溯源系統，杜絕違規傾倒和摻燒。同時加強公眾科普，提升大家垃圾分類減量的意識和責任感。

從“垃圾圍城”到“垃圾山消失”，中國垃圾治理用10年走完發達國家30年的路，正是一場從末端處置轉向循環利用、從規模驅動邁向質量驅動的歷史性跨越。

未來，垃圾處理的核心是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統籌推進。全社會需要共同構建一個全鏈條、閉環式、高值化的現代固廢治理體系，這離不開每一個人的參與。唯有如此，美麗中國的建設才能行穩致遠。

來源：新華社微信公眾號綜合新華每日電訊

記者：董雪、王優玲、陳浩明、田晨旭、周穎

海報制作：胡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