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昆侖映華夏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克孜爾尕哈烽燧。

卓爾庫特古城遺址出土的骨制博具。

熱瓦克佛寺遺址出土的“泥擦擦”。

熱瓦克佛寺遺址出土的佛頭像。

卓爾庫特古城遺址出土的五星紋權杖頭。

克孜爾石窟。

文物古跡是民族的瑰寶，實證歷史，承載文明。

身處中國西大門，遼闊廣袤的新疆大地上，歷史遺存星羅棋布，靜靜訴說著古老文明的悠遠與厚重。

近日，記者跟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宣傳部組織的“循著古跡看新疆”主題采訪團，走進和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蘇等地的歷史名城，尋訪古跡遺址，重返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攜手共建邊疆的歷史現場，觸摸多元文明融匯共生的歷史脈動，感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獨特魅力。

熱瓦克佛寺——

見證絲路南道佛教東傳

初夏的昆侖山北麓，花蕊吐新，草木漸盛。

從和田市區出發，玉龍喀什河、喀拉喀什河、克里雅河融雪潺潺，一路向北，深入塔克拉瑪干沙漠腹地。

驅車40多公里后，來到洛浦縣熱瓦克佛寺遺址。這是一座以土坯砌筑的佛教建筑，整體呈方形，塔基呈十字形，寺院主體被掩埋在黃沙之下，殘存的兩面院墻和圓柱形塔身雖飽經風沙侵蝕，依然清晰可辨。

“據專家推測，熱瓦克佛寺遺址大約建于公元2世紀至3世紀，它不僅是和田地區保存較為完整、年代較早的佛教建筑，也是絲綢之路南道重要的歷史文化遺存。”洛浦縣博物館館長夏提努爾·斯迪克介紹。

“熱瓦克”在維吾爾語中意為亭臺樓閣。熱瓦克佛寺遺址的形制不僅彰顯了宗教建筑的莊嚴氣度，也透露著東西方文化交融的氣息。

在和田地區博物館，藏有熱瓦克佛寺遺址出土的部分珍貴文物。遺址自20世紀初被發現以來，出土有泥塑佛像、精美浮雕及壁畫等文物，佛塔周邊還發現了陶器殘片、五銖錢等物件。

其中，一尊微笑的泥塑佛頭像令人印象深刻，約40厘米高，面相長圓、鼻梁高直、一頭波浪卷發，具有典型的犍陀羅造像特征。相比之下，“泥擦擦”泥塑則顯得小巧精致，整體造像呈心形，中部壓印一身坐佛，明顯受到印度笈多藝術風格的影響。

“2000多年前，佛教從印度傳入，位于絲綢之路南道要沖的和田一帶，佛寺林立，僧人云集。熱瓦克佛寺遺址是和田作為佛教在中國傳播早期重要站點的有力實證，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建筑價值。”和田地區博物館館長張化杰說。

2001年6月，熱瓦克佛寺遺址被列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目前，遺址保護與利用工作正在推進中，約30萬平方米草方格固沙工程的實施，用以防范風沙侵蝕；木棧道、觀景臺、游客接待中心等配套設施正在完善中；未來待條件成熟，遺址還計劃建設保護大棚，可防風沙與日曬。

“在確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我們將進一步開展考古發掘，向世人充分展現和田的歷史文化魅力。”張化杰表示。

樓蘭博物館——

揭開“樓蘭”之謎

離開和田，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向東北行進800多公里，抵達若羌縣。這里曾是漢代西域三十六國中婼羌、樓蘭的屬地，也是絲綢之路西出陽關的必經之地。

《史記》記載：“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西漢時，“樓蘭道”成為漢通西域重要的交通干線，不同文明在此碰撞交融，形成獨具特色的樓蘭文化。

千百年來，在中國人心中，“樓蘭”已從文學意象化作凝結著家國情的文化符號。而圍繞樓蘭故城的諸多未解之謎，更是吸引無數探險家、考古學家、旅行家，將目光投注到這塊神秘的沙漠綠洲。

解讀樓蘭歷史，樓蘭博物館不可不去。作為中國首家以樓蘭文化為主題的博物館，這里集中展陳樓蘭故城、米蘭古城、小河墓地等遺址的出土文物及人文史料，涵蓋木器、陶器、青銅器和古人類標本等門類文物5000多件。

展廳內，《李柏文書》影印件、漢字紋樣織錦等文物，生動還原了古樓蘭人的生活風貌，以及當時西域與中原的密切聯系。

據樓蘭博物館館長馮京介紹，《李柏文書》是西晉王朝的西域長史李柏寫給焉耆王龍熙的書信，內容涉及討伐叛逆的戊己校尉趙貞，旨在取得焉耆王支持。文書證明，當時中央政府已使用中原制度體系管轄此地。

樓蘭博物館藏漢字紋樣織錦數量不少，包括“延年益壽長葆子孫”“長樂明光”“望四海貴富壽為國慶”等漢字織錦，紋飾細膩流暢，圖案艷麗奪目。“經研究分析發現，這些織錦大多來自陜西、四川、河南、河北等地，不僅彰顯當地民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也見證了中原與西域經濟文化的交流交融。”馮京說。

如今，在深入挖掘樓蘭文化內涵的基礎上，樓蘭博物館開發了8個系列、數百件樓蘭文創產品，包括徽章、鑰匙扣、書簽、冰箱貼、絲巾、公仔等品類。

從四川來旅游的游客陳女士購買了好幾條“錦繡樓蘭”系列絲巾。她說：“樓蘭博物館可以讓沒去過樓蘭故城遺址的人，了解樓蘭的歷史文化。這些設計精美的文創，還能讓我們把樓蘭文化‘帶回家’。”

“游客很喜歡我們的文創，產品年銷售額從2022年的30余萬元增長到去年的150余萬元。”樓蘭博物館文創負責人孫虎表示，目前博物館已經和國內多家美術學院達成合作意向，今后還將開發更多產品，將更多承載歷史記憶、符合當代審美需求的文創，帶給對樓蘭文化感興趣的人。”

卓爾庫特古城——

西域都護府關鍵遺存

從庫爾勒驅車至輪臺縣，塔克拉瑪干沙漠北緣的荒漠深處，靜靜矗立著一座古城遺址——卓爾庫特古城。

這是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規模最大的古城遺址，總面積約40萬平方米。考古顯示，該城使用周期與西域都護府存續時段高度重合。

公元前60年，漢朝設置西域都護府，開創中央政權有效管轄治理新疆地區先河。“卓爾庫特古城遺址是探尋西域都護府治所烏壘城所在地的關鍵遺存和重要地點。”西域都護府博物館講解員艾麗菲熱·吾拉木江介紹。

據《漢書·西域傳》記載，西域都護府與烏壘城同治。經過大量文獻考證，學界普遍推斷烏壘城就在今天的輪臺縣境內。2018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與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組成聯合考古隊，啟動西域都護府遺址考古發掘。

考古隊通過對卓爾庫特古城的系統性考古發掘，初步確定其形制布局為三重城結構，時代為戰國至魏晉，主體年代為兩漢，高臺城址內建筑體量大、規制高。可以確認，卓爾庫特古城為漢晉時期塔里木盆地北沿一處高等級城址。

高等級體現在何處？西域都護府遺址群（卓爾庫特古城）考古遺址公園研究保護中心主任劉少華介紹，古城內發現3處榫卯結構的殘存朱漆木柱，直徑約30厘米，為典型的中原風格。這種朱漆木柱是古代高級別建筑專用，在新疆屬首次發現。

為了向公眾展示卓爾庫特古城等遺址的考古成果和歷史價值，2025年5月18日，西域都護府博物館建成開放。博物館將考古發掘現場“搬”進館內，綜合運用文物陳列、場景復原、多媒體展示等手段，展現歷代中央政權有效治理新疆的歷史軌跡。

“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于鄭吉??”走入館內，來自輪臺縣的小學生正站在西域都護府第一任都護鄭吉的浮雕前，認真聆聽講解，了解這位西漢名將的戎馬人生與歷史功績，以及西域都護府設立的重大意義。

從象征權力的五星紋權杖頭，到西域都護的“李崇之印”復刻印章；從來自中原占卜傳統的羊胛骨卜骨，到與中原同時盛行的博弈游戲骨制博具；從融合中原與西域工藝的青銅盤，到儲存過絲綢之路貿易物品的大型陶甕等，大量出土于卓爾庫特古城遺址的文物，勾勒出兩漢時期西域的政治格局、屯田生產、絲路商貿和市井生活。

“每一件文物都是歷史的見證者，講述著新疆各民族文化始終與中華文化血脈相連的故事。它們讓我們看到了自己的根，也找到了身份認同和文化歸屬。”艾麗菲熱·吾拉木江說。

克孜爾石窟——

龜茲文化借助科技“再生”

出庫車，途經連片雅丹地貌后，景觀逐漸變化。至天山南麓的拜城縣克孜爾鄉，木扎提河蜿蜒流淌，滋養出一片郁郁蔥蔥的河谷。

作為龜茲文化的璀璨明珠——克孜爾石窟，就建在河北岸的明屋塔格山崖壁上。遠遠望去，洞窟層層疊疊，錯落有致。

克孜爾石窟又稱克孜爾千佛洞，始建于公元3世紀，是中國開鑿最早的大型石窟寺群，現存洞窟349個、壁畫總面積近4000平方米。1961年，克孜爾石窟被列為全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4年，其作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走進克孜爾石窟，可以看到多元文明在此地相融共生的印記。如第38窟著名的“天宮伎樂圖”，伎樂人物形態生動，多元樂器匯聚一堂。壁畫中，產生于中原地區的排簫和阮咸，與由西亞、中亞及印度等地傳入的里拉琴、箜篌等樂器合奏，展現了此地作為文明交匯樞紐的深厚底蘊。

“克孜爾石窟是絲綢之路文明交流、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珍貴實證，對河西走廊地區的敦煌石窟、炳靈寺石窟等早期壁畫藝術產生了深遠影響。”新疆龜茲研究院石窟寺考古與藝術研究所所長苗利輝說。

然而，歷經千年風雨、自然風化、人為影響等因素，克孜爾石窟現存壁畫多有煙熏受損、殘缺斑駁之狀。

“保護第一，這是克孜爾石窟所有工作的根本遵循。”新疆龜茲研究院數字科技與文獻信息研究所所長趙莉表示，研究所已實施兩期數字化保護項目，完成20余個洞窟的高精度掃描與高清影像采集，逐步開展數字化修復。

在克孜爾石窟西區第47窟前，記者看到施工人員正抓緊搭設腳手架，為數字化采集工作做最后準備。第47窟開鑿于公元4世紀，窟內原塑15米高大型立佛，經研究證實為中國境內已知開鑿年代最早的大像窟。

AI技術也被運用到壁畫修復中。在第38窟，修復團隊采用AI+人工精修協同的模式，由AI先完成紋飾等重復性圖案的修復工作，再由人工對人物形象還原、歷史肌理保留等復雜性內容進行精修，在提升效率的同時，最大程度保留壁畫的歷史質感和藝術韻味。

依托數字化技術，距離克孜爾石窟數公里外，龜茲石窟數字展示中心正在加快建設中。這是當地首個集文物保護、專題展示、數字體驗、公眾教育于一體的綜合性場所，整體項目計劃今年年底前完工。

“中心將設仿真洞窟與數字修復洞窟，采用對照展陳的形式，讓人們既能看到石窟當下的保存狀態，又能領略壁畫的本來面貌。”趙莉說，配合沉浸式影像、場景再現等手段，佛教石窟藝術將借助科技迎來“再生”。

劉平國治關城誦石刻——

記錄戍守家國往事

拜城縣黑英山鄉，從烏孫古道北邊吹來的風，進入博孜克日克溝后加速，撞擊著兩側的陡峭山壁。

在溝口西側，崖壁離地面不過尺許，有一方摩崖石刻，刻面凹凸不平，加之河水雨水長久侵蝕，陰刻字跡斑駁難辨。這就是鐫刻于東漢永壽四年（公元158年）的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治關城誦石刻，“駐守”此地已有1800多年，是目前新疆發現年代最早、紀年最明確的石刻文物。

劉平國是誰？根據石刻銘文看，這是一位龜茲少數民族將領，但生平已不可考。石刻全文使用漢字，記載了他奉命帶領6人在此修建亭障、戍守關口的事跡。

《漢書·西域傳》記載，“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作為秦漢時期的地方基層管理機構，“亭”在邊疆地區主要負責稽查行旅，警備候望，保衛邊境安全。

“博孜克日克溝是古代連通南北疆的重要交通隘口，地勢險要，易守難攻，在此修建關亭，既可控制南北疆之間的往來，也可保持絲綢之路的暢通。”拜城縣文化體育廣播電視和旅游局文博辦主任吐遜江·木沙說，石刻清晰證明了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各民族共同開發、建設、守護的家園。

時至今日，石刻附近仍留有多處深鑿逾米的石孔。溝東半山巖也鑿有石孔，溝口以北不遠處有卵石堆積的關隘殘存。這些遺跡也印證了石刻上“鑿山石做孔”的記載。

“目前的史料對東漢中晚期治理西域的記載較為簡略，這些實物證據證明，這個時期中央政權依舊管轄西域，是研究漢代西域邊防體系及西域治理史的珍貴一手資料。”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館員胡興軍表示，從石刻銘文看，當時參與修建的人員里既有漢族，也有少數民族，“這也充分說明，新疆自古以來就是各民族共同開發、共同建設、共同守護的家園”。

長期以來，劉平國治關城誦石刻隱于深山，直至清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被重新發現。新中國成立后，石刻被納入文物保護體系，1957年被列為首批自治區級文物保護單位，2019年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數十年來，吐遜江·木沙親歷了石刻遺址的排查、尋訪和保護工作。他說，以前對石刻破壞最大的就是洪水，國家撥付專項資金，修建標準化防洪壩，徹底根治了水患問題。現在，針對風化問題，當地文物部門正在編制保護方案，計劃在現有保護棚基礎上加裝封閉玻璃防護罩，通過物理封閉、智能監測等方式，隔絕風沙侵蝕，最大程度延緩文物風化速度。

“這是歷史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要統籌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吐遜江·木沙說。（本報記者 鄭娜文/圖）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6年05月27日 第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