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世界還在討論印度能否成為下一個 “世界工廠” 時,莫迪政府已經(jīng)悄然轉向,下了一盤更大的棋。
印度或許從未真正想成為下一個中國,它的野心,是成為下一個韓國。這個轉向背后,是一場關乎國家命運的豪賭,賭注是印度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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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上臺之初,曾高調推出 “印度制造” 計劃,意圖復制中國的工業(yè)化路徑,吸引全球資本,完善產(chǎn)業(yè)鏈,將制造業(yè)占 GDP 的比重從 15% 提升至 25%。
理想豐滿,現(xiàn)實骨感。今年三月,印度制造業(yè) PMI 跌至 53.8,雖是四年半來的最低水平,但更扎心的是工廠產(chǎn)出增速降至 2021 年 8 月以來最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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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工廠” 的夢想,可能連支撐自家內需都顯得吃力。
更尷尬的是數(shù)據(jù) “烏龍”,去年底,印度高調宣布 GDP 以微弱優(yōu)勢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四大經(jīng)濟體。
其數(shù)據(jù)基準年竟停留在 2011-2012 年,用十幾年前的經(jīng)濟結構套算當下產(chǎn)值。今年三月修正基準年后,所謂的 “超日” 瞬間化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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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制造的失敗原因復雜:征地難、項目拖、基建差、用工制度僵化、種姓割裂、外資觀望。
最終,這條看似最正統(tǒng)的工業(yè)化道路,在印度走得步履蹣跚。到 2020 年,印度制造業(yè)占 GDP 比重不升反降,從 15% 掉到 14%。
也正是在同一年,莫迪政府對外宣告:既然當不了下一個中國,那就當下一個韓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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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 “漢江奇跡” 本質是財閥經(jīng)濟。樸正熙時代推行出口導向戰(zhàn)略,政府集中資源,有選擇地扶持一批有潛力的私營企業(yè),催生了三星、現(xiàn)代等巨頭。
政府、銀行、財閥形成鐵三角,共同拉動經(jīng)濟騰飛。三星一家就貢獻了韓國約 16% 的 GDP。
這個故事對急于求成的莫迪而言,吸引力致命。他的團隊認為,與其費力培育千千萬萬的中小企業(yè),不如集中全國資源,快速打造三五個全球級巨頭,以此拉動出口、提升國家形象。
為了快速扶植本土財閥上位,莫迪政府兩步走,操作直接且赤裸。
國家當 “奶媽”,資源直接灌。印度推出總額數(shù)百億美元的 “生產(chǎn)掛鉤激勵”(PLI)補貼,名義上普惠制造業(yè),實則門檻專為大財閥量身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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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實、阿達尼兩大巨頭就拿走了超七成的補貼。綠能、電信、石化、數(shù)據(jù)中心等優(yōu)質賽道的紅利被悉數(shù)包攬,數(shù)百萬中小企業(yè)連申請資格都沒有。
印度航空、核心港口、優(yōu)質機場、煤炭礦山等國有優(yōu)質資產(chǎn),招標過程也常被詬病缺乏透明度,最終往往低價快速批給阿達尼、塔塔等 “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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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印度 25% 的港口吞吐量、45% 的煤炭進口、七座核心機場,權歸財閥掌控。
當阿達尼集團遭遇海外做空、股價暴跌時,印度國有保險公司(掌管國民養(yǎng)老金)立刻提著 39 億美元入場掃貨,硬生生將其從 ICU 拉回。這等于是用國家財政為私人財閥的風險買單。
替 “太子” 清場,把外資踢走。光給自家孩子喂奶不夠,還得把別人家孩子的飯碗端走。
印度政府熟練運用這套 “請君入甕” 的策略:先用嚴苛政策或稅務審查逼退外資,再讓本土財閥以極低成本接盤。
小米、OPPO 等中國手機廠商在印度遭遇重罰后,誰接手了市場?答案是本土巨頭信實集團。2023 年,信實用 1.25 億美元的白菜價,收購了蘋果代工廠偉創(chuàng)力在印度的全部資產(ch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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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劇本在汽車行業(yè)上演。上汽名爵在印度深耕多年站穩(wěn)腳跟后,遭遇印度政府的 “合規(guī)審查”,最終被迫讓出控股權,由印度本土的金達爾集團順勢接盤。
這套操作的精妙在于,既迎合了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又把外資撤退后留下的 “尸體”,喂給了自家財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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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立竿見影。根據(jù)彭博社的亞洲家族富豪榜,印度信實集團穆克什?安巴尼家族高居榜首,第三名才是韓國三星。亞洲最富 20 大家族中,印度占了四分之一。
目前,印度六大財閥控制著全國 25% 的港口、45% 的水泥、三分之一的鋼鐵、近 60% 的電信用戶以及超 45% 的煤炭進口。自 2014 年以來,私營公司所有新增投資提案中,整整四分之一來自這六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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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一下,在一家餐廳,四分之一的菜品由同一桌客人決定 —— 這就是印度經(jīng)濟的現(xiàn)狀,幾個家族的名字寫在半個國家的資產(chǎn)負債表上。
他們的奢靡生活,讓韓劇里的財閥都相形見絀。頭號豪門穆克什?安巴尼的 27 層私人豪宅 “安蒂拉”,造價 20 億美元,面積超十萬平米,傭人超 600 名。
2024 年其子婚禮耗資約 43.5 億人民幣,賓客包括莫迪、英國前首相、卡戴珊家族、三星會長等,出動百架私人飛機接送。
印度模式有個致命 BUG:它的財閥主要投資于資本密集型行業(yè)(如能源、基建、電信),對 GDP 拉動大,但創(chuàng)造的就業(yè)崗位極少。錢流進了財閥口袋,普通民眾卻被排除在增長紅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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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印度最富的 1% 人口掌握著超 40% 的財富,而最底層的 50% 僅擁有 3%。
莫迪深知,這種模式若引發(fā)社會動蕩,將滿盤皆輸。于是,一套頂級的 “陽謀” 隨之出爐:在大力扶植財閥的同時,推出全球最大的 “免費糧食計劃”,覆蓋約 8 億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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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鏈條清晰而冷酷:財閥賺錢需要市場化改革 → 改革傷害小農(nóng)利益 → 政府發(fā)放免費糧食平息不滿 → 財閥得以繼續(xù)賺錢 → 政府獲得更多稅收發(fā)糧。
2020 年通過的農(nóng)業(yè)改革法案,被指為財閥量身定制,它將利潤從分散的小農(nóng)手中轉移至大公司。而免費糧食,就是讓大多數(shù)窮人 “不餓肚子”、從而不上街抗議的 “胡蘿卜”。
重啟的種姓普查,則是為了更精準地定位需要被照顧的群體,用有限的財政資源實現(xiàn)最有效的 “安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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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的財閥策略,本質上是一場豪賭。賭的是用少數(shù)幾個寡頭的力量,強行撬動國家的工業(yè)化進程;用短期的、巨大的貧富差距,換取長期的經(jīng)濟總量增長和國家地位提升。
這條路能走多遠?取決于兩個關鍵變量:一是莫迪能否在扶持與規(guī)范之間找到平衡,防止財閥徹底綁架國家經(jīng)濟命脈。二是印度社會底層,還能容忍這種被 “公平地” 排除在發(fā)展之外的不公多久。
對于普通印度人而言,這場豪賭的代價直接而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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