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世駿：在中外合作辦學中培育理解、信任和交往理性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上海紐約大學校長童世駿談中外合作辦學和文明交流互鑒。視頻采訪：澎湃新聞記者 王昀(06:30)

【編者按】

值“5?17”重要講話發表十周年之際，上海社聯聯合澎湃新聞推出“潮頭·先聲”25位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者訪談專題。專題以“研究真問題、真研究問題”為導向，聚焦知識創新、理論創新和方法創新，探索立足中國發展實踐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路徑。學者在服務國家戰略，研究國家重大現實課題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

如今的高等教育越來越不是封閉校園中的單向授受，而是面向真實世界、面向復雜問題的持續交往。它不僅要傳授知識，也要幫助年輕人學習如何與不同文化、不同立場、不同經驗的人相處；不僅要培養專業能力，也要在日益分裂的世界里重建理解、信任與合作的可能。

教育正是文明互鑒的重要場域。長年立足實踐哲學、交往理性去思考和解釋世界的哲學家童世駿，自2020年起任上海紐約大學校長后，扎根在中外合作辦學的高等教育一線，運用包括語言和文化在內的教育資源，鼓勵來自世界各地的師生進入中國社會語境思考真實的問題，進而面向未來營造良好的公共生活。

3月27日，澎湃新聞記者就中外合作辦學和文明交流互鑒等問題采訪童世駿，他指出，面對當下的人工智能時代，西方重視好奇心、求知欲的傳統，與中國重視責任心、有憂患意識的傳統，尤其需要互補共生，讓便于來往的工具用于促進真正的交往。這正是中國以“學習大國”成為“貢獻者”的重要一面。“讓世界成為我們共同的課堂?！蓖莉E強調，學生要到不同國家、不同文化與不同現實問題中去學習，也意味著教育者自身要以好奇心、責任心和合作精神進入世界。

“讓世界成為我們共同的課堂”

澎湃新聞：您長期從實踐哲學、交往理論等視角去思考社會，也進行大學治理實踐。當下，教育在全球合作中是十分重要的領域。您如何總結自己的實踐，其中有怎樣的教育觀念，又以怎樣的機制設計體現？

童世駿：教育和交往，真的是有非常密切的關系。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很早就有這種論述。Communication，可以譯成“傳播”，可以譯成“交往”。而我到了上海紐約大學任校長，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教育作為一種傳播和交往的特點，進行強化和泛化。我們每天的教育工作要面對的，除了同輩之間的交往、代際之間的交往和師生之間的交往，還有中美之間的交往、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交往，等等?？梢哉f，我所做的工作和我研究的交往理論，關系確實十分密切。

上海紐約大學，是一所國際合作學校。學生來自四面八方。我們的同學一半來自中國，一半來自中國以外的國家。生源國特別多，正是學校的特點之一，甚至每天能夠同時遇到來自六十多個國家的師生。

在這個意義上，大家每天的生活就是和整個世界打交道。它不僅是一個教師的校園。我們把同學之間的交流，視為四年大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梢哉f，在上海紐約大學，同學之間交流的重要性，不亞于師生之間交流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大量的知識，由學生自己去找去學，很大程度上，老師起的是指導作用；而同學之間的交流互動，則使學生學會怎樣在社會中和人打交道，如何做領導組織的工作，如何與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人相處，等等。我們的辦學理念“讓世界成為你的課堂”（Make the World Your Major），就有這層含義。

“讓世界成為你的課堂”，還有一層含義是，要腳踏實地面對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問題。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把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結合起來。在這里，我們也非常強調，要鼓勵和引導同學們，探索現實世界的奧秘，去面向世界解決實際問題。

而“讓世界成為我們共同的課堂”，是我從老師和校長的角度，在近期的文章和演講中做的表達。也就是說，作為教育者，要讓同學們把世界作為自己的課堂，最好的辦法就是，我們自己也像要求同學所做的那樣，面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心和責任心，在現實世界中解決實際的問題。樹立一個好奇盡責、樂于合作并不斷探索的榜樣，面對學生形成表率，我認為，這是最好的教育方式。

具體說來，要追溯到合作辦學之初。上海紐約大學是華東師范大學和紐約大學的合作項目。華東師范大學一直有面向世界的傳統，又地處上海這樣的國際化大都市，外語能力強是這所學校的特色之一。

而紐約大學對全球網絡有所設想，英文中“university”（大學）來自“universal”（普遍的），大學在全球化時代應該是擁抱全球的學府，因此在世界各地設置了分校和課程中心。2012年成立的上海紐約大學，是紐約大學在紐約和阿布扎比之后的第3個授予學位的分校。目前紐約大學有13個課程中心。

上海紐約大學建校之初就確定，所有同學在四個學年之中，至少一個學期，至多兩個學期，要到上海紐約大學以外的紐大校區學習。相比之下，當下在美國，紐約大學的學生，四年中去紐約校區之外的海外校區學習課程的占50%。而確保所有學生都有海外學習經歷，是2023年當選的紐約大學校長琳達·米爾斯（Linda G. Mills）的一項目標。

在課程設計中，我們入校第一年不分專業，最遲可到第二學年第二學期再確定專業。因為每個人都有長處和短處，要真正認識清楚自己，需要花一些時間。學校不逼著同學太早確定專業，以鼓勵大家充分探索自己的興趣和專長在哪里。到了第二學年第二學期，我們就希望學生能在自己的興趣和專長、社會的需要和學校的資源之間找到結合點。如果能找到這樣的結合點，學生接下來的學習就會有很強的動力，也比較容易獲得成就感。

無論選課還是選專業，乃至選畢業后的成長路徑，是深造還是找工作，我們都強調，希望同學們自己能夠做出選擇。與之相應，我們有一個規定是，如果家長來校打聽學生的成績和上課情況，必須有學生書面簽署的同意書，我們才能把這些告訴家長，否則就不能告知家長。這種制度上的規定，是為了確保同學得到比較強的自主選擇的訓練，可以說也是一種教育。

我們一方面鼓勵同學們自主選擇，一方面給予大家強大支持。每個同學都有指定的學業導師，可以和導師去商量要選什么課等等，最后仍要同學自己來做出決定。

這四年中，同學們一般會選兩個學期在域外?？赡芤粋€學期在紐約，另一個學期去巴黎或倫敦選課——取決于所學專業和要修的課是什么。我們覺得，這樣四年下來，對于同學自己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獨立思考和相互合作的能力，自身要堅守的價值和必須寬容的多元文化，都能有比較好的培養。

澎湃新聞：您多次強調，中國正要從“學習大國”逐漸變為“貢獻者”。從高等教育的實踐看，這種轉變是否已在發生，對應有哪些正在推進的教育工作？

童世駿：中國在世界上是這樣大的一個國家。我們的革命前輩很早就表達過，中國的問題同時一定也是世界的問題。也就是說，在解決中國自己的問題時，很難撇開中國和世界之間的關系。

如今，中國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成就，自己的問題解決得不錯，當然還有好多問題要進一步解決。而中國對世界承擔的責任，也是越來越明確的。特別是，當下這樣的世界，好多地方都是戰亂和分裂，看起來有很多麻煩。相對而言，中國這里發展得比較好，確實在方方面面有了越來越多的責任。

在高等教育領域也是這樣。我們有時會想，為什么我們這里有上海紐約大學，而紐約沒有類似“紐約華東師大”這樣的學校？這正說明，我們哪怕發展到比較高的水平，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虛心學習。這其實是這個世界特別缺乏的一種姿態。我認為，這種姿態本身就是在為人類做貢獻。

國際關系研究中，傳統觀點認為“國強必霸”。但我們相信，中國不會這樣。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講，中國要永遠做一個學習大國。我們以中外合作的方式辦學，正是在踐行這樣的理念。這本身就是對世界的貢獻。

具體來講，中外合作辦學時，我們也深深感到，當然要學習外來的、先進的和獨特的教育理念，運用對自身有用的教育方法和思想，但其實，中國自身的教育傳統也有一些非常值得珍惜的地方。簡單說來，面對當今世界的各種問題，無論是科技發展，還是社會進步，來自西方特別是古希臘的為求知而求知的傳統，和來自中國的強調憂患意識、重視社會責任的經世致用觀念，二者之間應該有很好的互補。

而我們的學校，可以很好地起到落實不同文化的互補性的作用。從理念上講，一方面，為求知而求知的好奇心傳統，我們這里是非常需要的，因為中國人有時太重視經世致用；但另一方面，如果只有好奇心而沒有責任心，也是不行的——特別是在人工智能時代，大家都非常關注，硅基文明進一步發展，會不會對人類文明造成毀滅性的破壞，這也是實實在在的問題。那么，從教育的角度，就要把中國的憂患意識的傳統、有責任心的傳統，跟來自西方的重視好奇心的傳統，更好地結合起來。

比如，在語言方面。在上海紐約大學，英語是教學語言。對所有同學來說，除自己的母語之外，一定還要掌握另一種語言。對于中國學生，中文是母語，英文是進校時就能使用的。而對于國際學生，英文當然必須掌握，同時也必須學習中文。

語言不僅是交際的工具，還是思維的工具。我自身也有體會。我有時寫論文，會用英文寫第一稿。這是因為，用英文思考，能夠體現更強的邏輯性和論辯性。比如，英文中要使用一個概念，并進行很多限定，可以在概念主體之后，補充好幾個從句，讓它變得精確。但在漢語當中，這一點就不那么便利。所有修飾成分都必須放在被修飾詞的前面，可能把前面的修飾語說完，聽者還沒明白被修飾的主體究竟是什么。

不同語言各有其特點和長處。我們在講漢語的時候，運用的是對語境的敏感性。比如，漢語中有許多同音字詞，發音完全一樣，寫出來就是不同的。但我們在漢語口語交流時并沒有感到太大的麻煩。這是因為，把一個詞放在特定語境中，我們會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車間主任對工人說，我有權力叫你上班；工人對車間主任說，我有權利休息一會兒。在相應的語境之中，我們就知道，前者指的是Power，后者指的是Right。一個人漢語講得好，或者說在漢語世界中生活久了，語境的敏感性也會比較強。

與語境敏感性對應的是，一個人知道在特定的情境，講話做事有怎樣的分寸，存在怎樣的特定含義。有時我們會認為，有的人太死板，像機器一樣，是感到這個人只知原則，不知在特定語境中如何把它運用好；有時我們感到，一個人很懂事，很通達，實際上往往是他對不同語境有更強的感受力。比如，一家人在家里開始吃飯，有人說到“湯太咸了”。同樣一句話，做菜的人說，與不做菜的人說，表達的意思也不一樣。在提高對不同語境的敏感性方面，講漢語也可更好地接受中國文化的熏陶。

也就是說，我們在教育當中，把語言和文化——這些不是特別顯明的東西，作為一種教育資源。作為教師，我們也希望把這樣的教育資源用好。

交往理性需要學習和培育

澎湃新聞：從您自身的實踐看，中國的高等教育，要在全球知識體系中發揮怎樣的作用？

童世駿：當今世界最缺少的，就是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工作比誰的都重要。我們希望，上海紐約大學的畢業生，將來能在全球治理、國際組織管理運作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前不久，美國一則報告講到，美國將來要尋找對中國有充分認識的人才，會是一件特別難的事情。從美國到中國來學習和生活的人也在變少。但這兩個國家總要打交道，以后該怎么辦？我想，很大程度上，未來這個世界的走向，取決于這兩個國家的關系怎么處理。因此，我們把這樣的學校辦好，其重要性比一般意義上的大學使命還多了一層。

我曾經用“來往”和“交往”去講，世界的技術發展和文明發展的關系。當下技術在迅速發展，特別是人工智能和通訊技術。比如，1793年，英國使臣馬戛爾尼到北京覲見乾隆皇帝，帶來英國國王的書信，乾隆就要他也帶封信回去。這樣轉一圈，一次溝通幾乎需要兩年?，F在，兩國元首之間打個電話就可溝通?？梢?，我們的來往手段有了巨大進步。

但這是否意味著，交往的手段也同樣發生了巨大進步？現在看來，并非如此。這是因為，交往存在信任問題。如果互不信任，哪怕在同一個國家之內，比如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兩方也是沒有辦法進行交往的，基本在自己的信息繭房中循環。

可以說，如何用好技術發展的成就，使其促進文明的發展，這是一個大文章。在當今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對話本身，已經是文明發展的一個基本條件。但這種交往又變得不那么容易，甚至出現許多沖突和戰爭。實際上，戰場上使用的技術手段，比如無人機等，本來是很好的交往手段。

面對這樣的世界，思考“來往”和“交往”之間的關系，確實特別重要。我們希望通過教育，讓人在交往過程中，能夠良性和善意地運用技術，對交往做出真誠地投入。我們每天所做的工作，正是在對此進行推動。

澎湃新聞：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間，如何更好地進行交往？比如，在促進文明理解和知識反思方面，教育可以發揮怎樣的作用？

童世駿：現代化的過程，可以說是在西方得到觸發，在西方擴展，又把非西方的社會強行拖入。整個過程中，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是特別暴力和野蠻的。

那么，作為非西方社會的人，我們怎么面對這樣的過程？是由于西方人對非西方社會的野蠻對待，就拒絕現代化，拒絕西方文明發展過程中創造的成果？還是看到文明進步過程存在兩重性，有野蠻的一方面，也有文明的、越來越符合人性的一方面？如果是后一種方式，那么我們就要考慮，如何利用其中文明的、越發符合人性的一面，包括在維護自己的尊嚴的同時，也能夠學習和利用西方文明的發展的成果。

我寫過一篇討論“安德森敘事”的文章。英國歷史學家佩里 ·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報告中做了一個敘事，描繪了現代最近幾百年，國際法在國際關系中所發揮的作用。作為西方人，安德森教授對國際法如何成為西方殖民者、西方帝國主義手中的工具，進行了非常尖銳的批判。

對于非西方的受眾，我們往往會覺得：你看，西方的進步人士，他們自己也說，國際法只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并非真法，是“以講道理方式不講道理”，那么我們也可以不要國際法。

但實際上，就像有人在全家吃飯時說“湯太咸”的例子，同樣一句話，在不同人口中去講，意思是不一樣的。更大程度上，“安德森敘事”是面向西方的自我批判。當然，他的這種批判，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我們不能因此就說，國際法完全是野蠻的，是工具性的。反過來看，安德森作為西方人，會做這樣一種自我批判，這本身就告訴我們，這種文化并不那么簡單，并非全然野蠻，其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精英，是會進行自我批評的。

那么，我們怎么來看這種自我批評？我的文章也是主要從這個角度去講的。

國際法的形成，是在西方文化之中，經歷了非常曲折、總體向前走的理性化的過程。因為要處理國際關系，不能完全依靠赤裸裸的暴力，可以說，是用國際法作為一種借口和掩飾。

但現在又有了變化。特別是這段時間以來，比如《經濟學人》雜志一篇文章說到，某國政府現在把人家國家的總統抓了就走，對人家國家的首都不宣而戰，這種做法倒有點讓我們懷念這個國家原先的虛偽。也就是說，原先之所以虛偽，還是因為知道什么是好壞，還要裝作是好的，去進行掩飾。一旦連這一點也沒有的話，那么我們面對的世界可以說是更加野蠻了。

從這個角度看，我所講的西方人那種“以講道理的方式不講道理”，對西方人來講，其實包含著他們自己做自我批評時的內在資源。對非西方社會的人來說，我們也可以借用西方社會本身內部就有的、有利于進行自我批判的資源，不要輕易地把這種資源給放棄。不能認為，既然你不講道理，我也不講道理；既然你把國際法完全作為工具，現在輪到我們強大了，我們也可以這樣去操作了。我們也并不是這樣的。

教育說到底，就是教人怎么講道理。我們在教學過程中，特別鼓勵的就是批判性的思維。批判性思維不是說，任何人的觀點，不論什么知識，都要去胡亂反對。而是同學要去尋找，那些課堂上所教的東西，以及在討論過程中，包括自己在內的各方產生的想法，其根據和理由在什么地方。并非不顧一切蠻不講理，恰恰相反，是要追尋事情的根據。

到了教學過程中，往往是，同學一開始認為老師所講的很有道理，但經過獨立思考后，發現這個道理并不是那么站得住腳，就要想辦法用新的認識，來代替或補充原先不足的地方，或者是用新的概念工具去加強，等等。

而講道理的過程，也并不是據理力爭，斤斤計較。別人講的道理，你有時不是很能認可，但也要學會寬容，學會努力想辦法設身處地理解，在不同觀念和不同價值之間，尋找能夠達成共識的空間，哪怕是暫時重疊的共識，或是基于不同理由的共識。要想辦法去養成這樣一種意愿和能力。這不是個人的性情和態度的問題，而是需要學習和培育的交往理性。

最好的教育是讓學生親眼見證學習是快樂的

澎湃新聞：在您看來，從立足中國的角度，這種能力又如何培養？尤其是，我們要理解世界，并講述自己的經驗，以此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如何對研究者去賦能？

童世駿：建設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是有針對性的做法。好多學者在研究過程中，沒有發現在真實生活當中出現的真實問題，不在乎我們傳統特有的一些思想資源。這當然是不對的。

換而言之，如果不關心實際生活中的真實問題，不關心我們自身所擁有的、真正有價值的研究資源，就不是一個好的學者。而不是說，必須要重視哪一種特定的資源。

我覺得，只要是在中國土地上找到真實的問題，實實在在用好中國特有的寶貴資源，最后做出來的研究成果，就一定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一部分。換而言之，自主知識體系是一個結果，并非一開始就要刻意追求的目標。否則，如果一味追求采用特有的工具，問題本身所要求的解決辦法，可能會被忽視，最后反而追求不到真正的自主知識。

上海紐約大學在中國辦學，用的自然是中國的資源。我們把學生帶到中國城市和鄉村的社區，乃至各種地方去學習和研究。同學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對中國和世界關系的了解，必然和其他地方不同。只要問題是真實的，思想資源是真實的，研究方法是合理和科學的，那么一定就是有中國特色的。

澎湃新聞：在當下的技術環境之下，“如何提問”對于求知至關重要，尤其是在哲學社會科學方面。那么，學生的創造力與判斷力，如何增強？您對青年又有怎樣的寄語？

童世駿：要獲取特定問題的現有知識和答案，當下的手段太方便了。所以，提出好的問題，才是最重要的學習途徑。其次，對于大語言模型提供的答案，要有能力去進行辨別。

因此，千萬不能把大語言模型看作一種搜索工具、一種無窮無盡的詞典或是檔案的倉庫。我自己使用的體會是，可以把它當作一個研究伙伴，而不是一個請教的老師。比如，你可以設想自己是課題研究項目的負責人，把大語言模型作為項目成員或是研究助理。

我現在自己也較多用大語言模型。有時突然想到一個問題，不知怎么找到回答的線索，問大語言模型就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但是，它給的回答可能是不全面的，甚至是錯誤的。同時，要通過進一步提問，來加強它的回答。

在教學過程中，我們對同學的基本要求是，如果使用大語言模型，要對自己的使用進行說明。不能明明使用了，卻說沒有使用。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大語言模型常有幻覺，提供的信息也可能是虛假的，使用的過程中一定要有比與人交往時更強的批判意識。

我的工作就是跟學生打交道。我只是希望自己不要太落伍，不要讓年輕人對我們年長的人太失望。教育者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跟學生一起學習，讓學生親眼見證學習是快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