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名為“黃山”？答案藏在華夏文明的源頭里

黃山，古稱黟山，因峰巖青黑，遙望蒼黛而得名。相傳，黃帝曾在此地煉丹修行，最終得道飛升。唐玄宗聽聞此傳說，下詔將黟山改名為黃山，取“黃帝之山”之意。

▲2025年12月14日在安徽省黃山風景區拍攝的美景（無人機照片）。新華社發（施亞磊攝）

黃山坐落于我國南北地理過渡地帶，具備典型的亞熱帶季風氣候特征，境內群峰競秀，以書畫、文學、傳說、名士、歷史“五勝”與奇松、怪石、云海、溫泉、冬雪“五絕”聞名于世，素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稱，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雙遺產，也是世界地質公園、世界生物圈保護區。千百年來，黃山不僅憑借壯麗的自然景觀、深厚的文化底蘊吸引著天下游人，更因其獨特的地理位置，見證了中華各民族往來交融的歷史進程。

山河形勝：南北之交的地理樞紐

黃山地處皖、浙、贛交界，東接杭州、西鄰上饒、南望衢州、北瞰池州，自古以來便是“三省通衢”之地，是承北啟南的關鍵地理紐帶。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從各地遷徙而來的族群在此繁衍生息，帶來了多樣的文化習俗與生產生活方式，他們與當地居民持續往來，共同塑造了黃山獨特的人文風貌，豐富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篇章。

黃山地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著深厚的歷史根基。安徽歙縣、祁門等地出土的文物表明，早在舊石器時代，黃山一帶已有人類活動的蹤跡。新石器時代，這里的先民已創造原始的文化形態。1959年至1975年，黃山市屯溪區奕棋村附近先后發現了8座西周時期的土墩墓，出土青銅器、陶器、原始瓷器、玉石件、漆器殘件等文物，經鑒定應屬于當時生活在黃山一帶的古越族，說明古越文化是黃山及其周邊地區早期文明形態的重要構成。

▲1965年屯溪市(今黃山市屯溪區)弈棋三號墓出土的西周公卣（yǒu），造型規整，紋飾絢麗華美，具有典型的中原地區風格。　來源：安徽博物院網站

秦朝建立后，實行郡縣制，黃山一帶隸屬于會稽郡。之后，為加強對東南地區的統治，秦朝將原越國的百姓遷徙至新安江上游一帶，設立黝（宋以后稱黟）、歙二縣，屬鄣郡。西漢初期，黝、歙二縣相繼屬楚國、荊國、吳國、江都國，后屬丹陽郡。漢末至三國時期，黃山地區屬東吳勢力范圍，當地居民為避動蕩而入山林，“依山阻險，不納王租”，被稱為“山越”。這一時期，受戰亂影響，中原士族開始陸續向南遷移，黃山及其周邊地區的社會格局也隨之重構。“永嘉南渡”是黃山地區歷史上第一次人口遷徙高潮，據《新安志》等文獻記載，西晉永嘉年間，因多重危機疊加，程、鮑、俞、余、黃、謝、詹、胡、鄭等北方士族及大量平民百姓相繼從中原遷入黃山及周邊地區。第二次人口遷徙高潮發生在唐末五代時期，由于中原長期動蕩，黃山地區因“萬山環繞，少遭兵燹”，成為士族首選的棲身之所。北宋“靖康之變”后，黃山地區迎來第三次人口遷徙高潮。《新安名族志》及各姓族譜均記載，柯、宋、張、周、呂、韓等十余姓族人于這一時期來到黃山地區定居。

南遷人口帶來了中原先進的農耕技術、禮樂教化、宗族制度等，與當地山越族群長期交往，二者深度融合。至南宋時期，“山越”之稱不再見于文獻記載。《徽州府志》有言：“家鄉故舊，自唐宋來數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義，講世好，上下六親之施，無不秩然有序。”隨著不同時期遷入的移民在此定居，多種方言、習俗、技藝等相互滲透，黃山地區成為多族群共生共榮的區域。

徽杭古道是位于安徽與浙江交界處的一條著名古商道，西起安徽宣城市績溪縣伏嶺鎮，東至浙江杭州市臨安區清涼峰鎮，全長20多公里。它形成于唐代，南宋時期初具規模，此后歷代均有重修，是徽杭之間的交通要道。徽商經此將皖南的茶葉、藥材、木材、山貨等運抵浙江，再換購食鹽、布匹、大米等生活必需品返回。徽杭古道作為連接皖浙的重要貿易動脈，不僅促進了兩地物資交流，提升了百姓生活水平，也推動了人口流動與文化交融。

進入近現代，黃山可退可守、可通可聚的地理條件，在民族危亡之際被賦予了新的戰略價值。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奉命留在湘、贛、粵、閩、浙、皖、豫、鄂8省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和游擊隊，進行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南方8省14個地區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在黃山腳下的歙縣巖寺點驗整編。黃山易守難攻的地形，為部隊集訓和隱蔽駐防創造了有利條件。整訓期間，新四軍戰士在積極備戰的同時，廣泛開展宣傳工作，與當地民眾共同發展生產，結下了深厚情誼。1938年4月，新四軍先遣支隊在司令員粟裕的率領下，從歙縣巖寺附近的潛口出發，正式揭開了新四軍東進抗日的序幕。

千秋一脈：連接四方的精神紐帶

最先為黃山注入人文底蘊的，便是其與黃帝的深厚淵源。傳說，黃帝曾與浮丘公、容成子在黃山采藥煉丹，得道升天。軒轅黃帝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黃帝文化凝聚著中華兒女的文化認同與情感歸屬。正因黃山與黃帝之間的密切關聯，使黃山成為一個寄托民族記憶與文化認同的人文圣地。

伴隨黃帝傳說，黃山豐富的物質遺存被賦予深厚的文化內涵，黃山三十六峰中的煉丹峰、軒轅峰、仙人峰、浮丘峰、容成峰等山峰，及丹井、曬藥臺、紫芝源、石仙室等景觀均因此得名。據史料記載，軒轅峰下很早就設有“黃帝宮”供奉軒轅皇帝，到晉代時改稱為“軒轅古剎”。天寶年間，唐玄宗下令在黃山原有祠宇的基礎上建軒轅古剎。古剎建成后，香火鼎盛，來往祭拜之人絡繹不絕，清代重修后更名為“福固寺”，成為黃山四大禪林之一。

宋代地理志《黃山圖經》記載黃帝棲真于黃山，山下發現的“丹井”石刻與這一記載形成了文物與文獻的互證。明萬歷十一年（1583年），文學家汪道昆邀友游覽黃山時，將原有的“仙臼”重題為“丹井”并鐫刻于石壁，此名沿用至今。歷朝歷代對黃帝遺跡的不斷修建、題刻與守護，以及對黃帝文化的認同，本身就是一場文明接力，在這一過程中，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群被聯結進了同一個文化傳統。

▲2025年1月29日，“軒轅車會”在安徽省黃山市黃山區六角樓廣場表演（無人機照片）。施亞磊 攝

軒轅車會是黃山一帶群眾為紀念軒轅黃帝而舉行的一項大型民俗活動，又稱“車公會”“車會”。相傳，黃帝在黃山一帶游覽修煉之時，帶來了以造車術為代表的先進中原文化，當地山越族群將軒轅黃帝尊為“車公”，祭祀黃帝也成為當地重要的神祭活動。唐天寶年間，黃山仙源、甘棠一帶就有以車會形式紀念軒轅黃帝的民俗活動。每年農歷七月十八至二十四日為軒轅車會會期，車會包括洗車、試車、正車、祭車、收車等環節，其中正車中的滾車是最具代表性的表演內容。滾車所使用的火輪車有禳災祈福之寓意，表演儀式中，火輪車會滾過大街小巷，人們常以燃放鞭炮、為火輪車披紅掛彩的方式討取吉利。車代表著當時生產方式的革新，造車技術以黃帝傳說為載體傳入黃山地區，是中原農耕文明與江南山地文化深度融合的體現。

黃山因與黃帝的深厚淵源而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象征，這種以人文始祖為紐帶的文化凝聚力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持久的精神動力。

文脈悠長：多元融匯的文化空間

黃山處于荊楚、吳越、中原多個文化圈的交界地帶，逐漸成為一處多元匯通的文化高地。歷史上不同時代的人們以各自的方式將文化印記層疊于此方山水，使黃山成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生動注腳。

歷代文人墨客跨越千里登山吟詠，是黃山文脈得以形成的重要一環。清人沈德潛說：“黃山亙古來，吟詠始太白。”“詩仙”李白吟詠黃山的詩篇成為南北詩風交匯的典范，其作品也賦予了黃山重要的文學意義。唐天寶年間，李白來到安徽宣城，作《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峰舊居》一詩送別友人，“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峰。丹崖夾石柱，菡萏金芙蓉”成為后世吟詠黃山的經典詩作。此后，文人騷客絡繹而至，以黃山為題進行創作。宋代魯宗道詩云：“三十六峰凝翠靄，數千余仞鎖嵐煙。軒皇去后無消息，白鹿青牛何處眠。”范成大寫下：“黟山郁律神仙宅，三十六峰雷雨隔。碧城欄檻偃雙旌，笑挹浮丘為坐客。”這些詩作名篇，奠定了黃山在中國山水文學中的獨特地位。

在美術領域，明清之際形成的新安畫派以黃山為魂，開創了中國山水畫的新流派。新安畫派真正形成并在中國畫壇獨放異彩，是以明末清初“海陽四家”（江韜、查士標、孫逸、汪之瑞）的出現為標志。他們出生在黃山腳下，主張師法自然，寄情山水，繪畫風格趨于枯淡、幽冷，體現出超塵拔俗和凜若冰霜的氣質。新安畫派領軍人物江韜的傳世作品大多數以黃山風光為描繪對象，他創作的《黃山真景圖》是一幅長卷經典畫作，在國畫技法的勾勒、皴擦、點染、暈染中，他摒棄了其他技法，只保留勾勒、點染兩法，略施輕染將筆法減到了極致，獨樹一幟。以石濤為代表的畫家提出“黃山是我師，我是黃山友”的藝術理念，將人與山的關系從觀照提升為對話。在持續千百年的隔空對話中，中原士人的家國情懷與江南文人的山水意趣在此處共鳴，使黃山成為具有多元文化氣質的文學與藝術場域，體現了中華文明內在的凝聚力。

黃山的價值不僅在于山勢之奇絕、景色之壯觀，還在于包羅萬象的胸懷與特質。遠古至今的人群遷徙、以黃帝傳說串聯起的遺跡與民俗活動、不同時代文人墨客的時空對話，共同構成了黃山萬象共生的人文生態，是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國家民委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基地，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

監制 | 肖靜芳

統籌 | 安寧寧

編輯 | 牛銳 海寧

制作 | 胡曉蝶

來源 | 中國民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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