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高市早苗親信突然飛到蘇州，對中方提了一個“請求”，這是怎么回事呢？
最近，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貿易部長會議在蘇州開幕，高市也派經濟部長赤澤亮正參加了。然而，他剛到就像中國提前“請求”，希望放寬稀土出口管制。
然而，赤澤亮正認為中國管控系統，破壞了貿易平衡。顯然，赤澤亮正沒有意識到日方的錯誤，刻意回避高市錯誤言論，反而把責任推給中方。
（日本經濟部長赤澤亮正，參加蘇州APEC貿易部長會議）
赤澤亮正此番將中日關系單方面定性為“戰略互惠”，看似乎是一種放低姿態的“示好”，希望和中方溝通，自這位極右翼首相上臺以來，東京方面始終刻意塑造“迫于無奈”的受害者形象。
從這個角度看，赤澤亮正在會議期間展現出的“合作姿態”，本質上不過是東京整體右傾化的動作，向中方推卸責任的、同時，淡化自身破壞秩序的行為。
（日本政府日前修改了防衛三原則，允許出口殺傷性武器）
面對高市不當言論，中國對稀土出口的管制，直接卡住了日本軍工與高科技產業的核心物資命脈，掐住了對方“七寸”。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方應該意識到自身原因，消除不當言論影響，緩和與中國的矛盾。
但現實卻是，高市政權不僅毫無收斂，反而在大選中憑借創紀錄的支持票進一步鞏固了權力。
（日本國內一些和平人士抗議高市政權）
一個以極右翼理念為核心、公然挑戰和平憲法、推動軍事擴張的首相，怎么就能在日本獲得創紀錄的支持票？高市政權所謂的“廣泛民意基礎”，背后隱藏著一個遠比選票數字更復雜、也更危險的深層誘因。
要理解這一切，得先從日本普通人的生存狀態說起。
上世紀九十年代泡沫經濟破裂之后，表面上看，日本依然是發達國家，人均GDP維持在較高水平。政府在過去幾十年里采取的核心治理思路，說白了就是“固化”——通過壓制市場活力、降低經濟流動性，來換取表面的穩定。
這種結構在短期內確實有效——社會沒有崩潰，失業率沒有像某些歐洲國家那樣飆到兩位數，街面上也沒出現大規模動蕩。但從本質上看，經濟產業競爭力被中韓一步步蠶食，人口老齡化全球第一，地方城市逐漸荒涼，東京一極集中的格局越來越極端。
到日子越過越緊、機會越來越少的時候，他們會把怨氣投向政府，會走上街頭抗議，會用選票把執政者趕下臺。但日本沒有發生這一切。人們被禁錮在固定的社會網格里，缺少橫向比較的參照系，缺少表達不滿的有效渠道，更缺少對“另一種可能性”的想象空間。
（由于產業結構和經濟分配問題，日本有很多非核心地區，已經逐漸荒涼化）
正是在這個窗口期，高市帶著她的右翼理念闖進了普通日本人的視野。
對于陷在固化圈層中、渴望打破現狀的日本人來說，他們需要的不是漸進式的改良，而是一種“大變革”。高市給出的承諾恰好擊中了這種心理。
理解了這個背景，才能真正看清高市政府的“深度危險性”在哪里。
高市完全可以不顧普通人的長遠利益，任意推行自己的軍國主義議程，而不會在選票上付出代價。她獲得創紀錄支持票這件事本身，恰恰反映出一個極其可怕的事實：日本有大量民眾已經麻木到無法對政府的危險動向形成任何有效制約。
再回頭來看，赤澤亮正到蘇州參加中日經濟對話的行程，就會發現在這看似平常的外交活動中，同時存在著兩種自相矛盾的因素。
一方面，赤澤亮正的出訪客觀上暴露了日本經濟的無奈現狀。他對“戰略互惠”的表態、對與中方商務部會面的期待，本質上是因為日本經濟離開中國根本玩不轉。稀土出口被限制之后，日本的軍工和高科技產業等于被直接掐住了七寸；中國市場對日本汽車、半導體、精密儀器的需求，更是東京無法承受失去之重。這種“不得不來”的姿態，與其說是主動示好，不如說是被逼無奈。
另一方面，他的態度中又帶有明顯的挑釁意味。把中日關系單方面定性、用“受害者”敘事淡化自身擴軍的實質、在會談中絕口不提日本突破和平憲法的行為——這些都說明，東京并沒有真正改變其對華戰略定位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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