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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全球設有 195 個大使職位,如今竟有 115 個處于空缺狀態。這意味著,從戰火紛飛的烏克蘭到局勢動蕩的中東,從對抗激烈的俄羅斯到廣袤的非洲大陸,在許多最需要外交斡旋、最需要危機管控的關鍵地帶,美國沒有正式任命的外交大使。
更令人震驚的是,就在上周,美國在世界各地的 250 名外交官員,同時被一封群發郵件掃地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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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撤掉的 “耳目” 與 “手腳”
據美國外交服務協會統計,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里,已有約 3000 名外交人員離開了美國國務院。一位在系統里服務了 36 年的老外交官感嘆,這些離去的人并非無能之輩,恰恰相反,他們大多擁有數十年的專業經驗,曾在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處理過最棘手的問題。
用正常邏輯很難理解這種行為:為何能讓 115 個大使崗位長期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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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東這個火藥桶里,除了以色列,核心國家中沒有一個美國參議院正式任命的大使。在俄羅斯與烏克蘭這兩個離和平遙遙無期的國家,同樣沒有經參議院確認的大使。
在當代國際關系中,駐外大使是國與國之間日常溝通、危機管控最關鍵的節點。把這些節點一個接一個撤掉,等于在全球棋盤上主動放棄了自己的 “耳目” 和 “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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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問題來了:沒有了職業外交大使,那些最重要、最敏感的外交談判,交到了誰的手里?
答案令人瞠目。他們不再是職業外交官與地區問題專家,而是總統的商業伙伴和家族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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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好友、房地產商威特科夫,穿梭在莫斯科和耶路撒冷之間。總統的女婿庫什納,一邊打理著來自沙特和卡塔爾的數十億美元中東投資,一邊抽出時間主導烏克蘭和伊朗的談判。
當然,還有總統的兒子們,他們手握特朗普家族的商業帝國,同時在國際外交舞臺上扮演著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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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外交,曾經是世界級的專業運作,而現在,它越來越像一個家族企業的附屬業務。
特朗普政府對職業外交體系的敵意從來不是秘密。這不僅僅是一種情緒或偏見,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以 “忠誠” 取代 “專業” 的制度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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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從第一任期就篤信一個判斷:聯邦官僚體系內部盤踞著一個所謂的 “深層政府”,這個 “深層政府” 正是不遺余力阻撓他施政的 “敵人”。尤其是國務院那些通曉多國語言、深諳地區歷史、常年在國外工作的職業外交官,被視為必須重點清空的對象。
這些人不是想清理就能清理的。美國現代公務員制度的基礎是 1883 年通過的《彭德爾頓法案》,這部法案為公務員鑄就了一道抵御政治干預的 “防火墻”,確保其錄用、晉升和去留基于專業能力而非政治立場。
但這難不倒一心想要重建聯邦官僚體系的特朗普。早在第一任期,他就簽署了一道關鍵行政命令,將國務院、國防部及財政部等部門大量職業專家變成了 “隨意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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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他們的去留全憑總統一句話,可以無需理由、無需警告、無需復雜程序就被直接解雇。
行政令出臺后,特朗普便對關鍵部門進行了大清洗。其中,美國國務院被清洗了 2000 余人。大量資深外交官發現,除了主動退休或辭職,已別無選擇。
駐外大使雖然不算 “隨意員工”,但當整個外交體系被沖垮、晉升通道被堵死、政策權力被架空之后,許多職業大使也心灰意冷,變相地被 “逼走” 了。
特朗普第一任期結束時,189 個大使職位中已有約 90 個空缺。年邁的拜登花了四年時間,耗盡心神才將空缺補到只剩 15 個。而鐵了心要擊碎 “腐朽行政體系” 的特朗普,在 2025 年重返白宮后,把拜登補上的窟窿又一個個重新撕開。
截止 2026 年 5 月,195 個大使職位中已有 115 個無人就任,空缺率逼近六成,被美國外交服務協會稱為 “現代史上史無前例的外交空缺”。
這樣的事情絕不僅僅發生在外交系統。國防部、財政部、教育部…… 一個又一個關鍵部門相繼被同一套邏輯清洗。
特朗普的目的很明確:讓這些專業機構癱瘓。然后,所有決策 —— 包括那些事關戰爭與和平的最敏感外交決策 —— 就不再需要經過層層的專業審議,而是自然而然地集中到總統身邊極少數人的手中。
就這樣,特朗普打著打擊 “深層政府” 的旗號,建立起一種高度個人化的權力結構。
當外交決策的權力從龐大的專業官僚體系中抽離,集中到一個極小的圈子里時,一個巨大的利益空間也隨之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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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賦予重任的 “圈內人”,享受著權力與金錢帶來的雙重 “快感”。
房地產商人威特科夫,如今是穿梭在莫斯科、基輔以及中東的 “和平特使”,他手中仍持有與特朗普家族商業相關的資產,這些資產的價值可能因某次外交談判的成敗而產生巨大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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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的女婿庫什納,在離開白宮后從沙特、卡塔爾等國的主權財富基金獲得了數十億美元投資。如今,他一邊管理這些投資,一邊代表美國政府與這些國家進行外交談判。
當一個人同時身兼 “美國和平特使” 和 “億萬級中東投資者” 的身份時,他究竟是在為誰的利益談判?
還有總統的好友兼競選金主,同時擔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和敘利亞、黎巴嫩的 “自由調解員”;總統的姻親,長期經營西非商業網絡,如今搖身一變成為 “非洲特使”。
外交決定著戰爭與和平,決定著制裁與松綁,決定著誰能獲得美國的軍事援助和情報支持。這些決定,每一項都對應著巨額的商業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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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把做這些決定的人,從接受監督的職業官員,替換為不受任何約束的私人密友時,其中的利益空間有多大,恐怕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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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特朗普能再任一屆總統,他或許真有能力,把美國的外交乃至更多國家職能,變成一個超大型 “家族企業” 的運營項目。這一幕,正在我們眼前真實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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