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時代的女人涌入歷史——艾德里安娜·里奇的“共同體”詩歌寫作

在哈佛大學教授、詩歌評論家史蒂芬妮·伯特的《別去讀詩》一書當中，她用共同體一詞來指稱一種特殊的詩歌寫作方式。她指出在詩歌史中大致存在兩種類型的寫作：一種是帶有明顯私人化性質(zhì)的寫作，以艾米莉·狄金森為代表。“另一種詩歌則是寫給一個共同體的，這個共同體有著相似的屬性、共同的歷史和遭遇，這類詩歌同時對多人言說，詩人的寫作企圖尋求更廣泛、更多的公眾。”很顯然，艾德里安娜·里奇屬于后者。即一種面向共同體的詩歌。為此，史蒂芬妮·伯特將里奇的詩歌作為一種典型的共同體的詩歌來閱讀。“這些詩歌以一種呼喚共同體的方式，在美國的歷史進程中大大小小的節(jié)點上，將人們團結(jié)在一起……引導社會運動、改變公共政策，以非常實際的方式幫助受傷害的人。”這就是共同體詩歌的特征。

艾德里安娜·里奇（1929—2012）是20世紀美國極具影響力的詩人、散文家。21歲時，她的處女作《世界的一變》獲得了耶魯青年詩人獎。《兒媳婦的快照》是里奇對1958年至1960年之間自己全面被家庭生活占據(jù)的生活方式的一次“文學葬禮”；1973年，她的詩集《潛入沉船》確立了她作為時代發(fā)聲者的地位，該詩集獲得了1974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共同語言的夢想》（1978）正式建立了她的女性主義共同體夢想；里奇晚年的作品《事實的藝術》則將視野擴大到對階級、種族和全球政治的關懷。盡管里奇的詩歌也許同時具有私人性質(zhì)，比如在她的《兒媳婦的快照》這部詩集中，寫了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一系列遭際，但是，這部分的寫作也是以一種集體性眼光或者說是共同體眼光來打量的。即里奇在經(jīng)歷自我的私人生活的同時，將自我作為眾多女性共同體的一個切片來進行觀察，已經(jīng)有了她在詩歌《二十年之后》中所寫的那種女性主義的眼光：“作為時代的女人涌入歷史。”

縱觀里奇的詩歌寫作歷程，貫穿其中的兩個關鍵詞：一是共同體，一是歷史性。在詩歌《鏡中兩個人被視為一個人》中，里奇明確提出了這一理念：“女性，作為一種命運共同體的女性”，因此，我認為，要想讀懂里奇的詩歌，需要在一種共同體和歷史的雙重視角當中。

女性詩歌的共同體

誠然，里奇所書寫的女性詩歌指向一種對立性力量，正如史蒂芬妮·伯特所指出的——“許多力量、結(jié)構和社會組成部分都在共同作用打壓她或像她一樣的人（女性、妻子、母親、女作家）。 因此，一種擺脫這些結(jié)構的解放是必要的。”

正如寫于1971年的詩歌《二十年以后》中所寫到的詩句：“在同一張桌子上吃著喝著，/她們曾用同一個盆給自己的孩子們洗澡/向彼此隱瞞自己的秘密/在各自的房間心神不寧地踱來踱去/現(xiàn)在則作為時代的女人涌入歷史”。但在這首詩的結(jié)尾，里奇也充滿憂慮地說道：“就像生活在一座什么都沒有被禁止/且什么都不恒久的城市。”

當時正是美國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方興未艾之時，也是著名的“里德訴里德案”時期，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待遇開始被正視，同時社會已經(jīng)開始公開討論女性對生育的控制。到了上世紀70年代，上世紀50年代那種“完美的家庭主婦”模范被打破了，女性不再被禁止外出工作或追求學業(yè)。一種新的社會氣息讓女性感覺到生機，但這些社會結(jié)構還沒扎下它穩(wěn)固的根基，一切似乎還都處于“中間地帶”：女性擁有了選擇的可能，但是這種選擇也面臨著一種徹底的孤獨和不確定性。一些更加重要的問題，似乎一直沒有得到清理。

在 1976 年出版的散文《女人所生：作為經(jīng)驗與制度的母親身份》中，里奇反思了這種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對于自己的影響：“那時我尚未理解，我們——屬于學院社群的女人們，正如那個時期許多中產(chǎn)階級社群的婦女——被期待同時扮演好維多利亞式悠閑淑女、家中天使，以及維多利亞式廚娘、洗碗女傭、洗衣婦、 家庭女教師和保姆的角色。我僅僅感覺到有虛妄的使人分心之事在吸食我……”雖然里奇?zhèn)€人對于她的早期詩集《兒媳婦的快照》評價不高，認為是“太苦澀太私人化”。但實際上在這部作品中，里奇已經(jīng)開始通過共同體的眼光來打量私人生活。當里奇在寫私人生活的時候，她將自己作為一個共同體成員來觀察，用一種共同體的眼光來觀照這些私人生活區(qū)域，她對于女性的命運的反思是全面的。在充滿“不”的聲浪當中，里奇建立了自我的新道路。

《潛入沉船：艾德里安娜·里奇詩合集》（以下簡稱“詩合集”）是里奇兩部詩集的合體。《潛入沉船》是 1974 年的美國國家圖書獎的獲獎詩集，是里奇的第7部詩集；《詩合集》中還包含《共同語言的夢想》這部詩集。在這部詩集中，里奇試圖締造一種女性的共同體和共同語言，講述女性經(jīng)驗和女性歷史的真相。如果說1973年的《潛入沉船》是一次重構缺失的女性主義敘事的話，那么1978年的《共同語言的夢想》就是一次女性共同體夢想的全面建構。

《詩合集》中作為重要構成部分的“里奇致敬和歌頌其他女性的詩作”占據(jù)了詩集的半壁江山。這類詩歌在她的這本詩集中占據(jù)著重要的比重，是她共同體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致一位詩人》通過活生生的生活細節(jié)的鐫刻，質(zhì)疑了一種被建構和規(guī)約的屬于女性的生活：“而是為了另一個女人她啞默/孤寂與灰塵滲漏的塑料袋相伴/與孩子們相伴 在一座房子里/在那里語言飄浮和旋轉(zhuǎn)/流產(chǎn)在碗中。” 在這首詩中，里奇以豐富而精確的細節(jié)，向傳統(tǒng)社會當中對女性的規(guī)約提出了巨大的質(zhì)疑。通過鋪展女性生活的細節(jié)，來指出這一生活本質(zhì)上的荒誕性質(zhì)。詩歌結(jié)尾尖銳指出：“因為你不是自殺者/可是無人說這是謀殺。”里奇毫不留情地指出女性自殺背后的社會性因素。這一建立在自殺背后的社會集體性的命運推動力，就像我們在托馬斯·哈代的小說《德伯家的苔絲》里苔絲的悲劇性命運中看到的，在個人命運之外的集體性操控力中的社會悲劇。因此，里奇犀利地使用了“謀殺”一詞。在該詩中，她通過詩句探討了女性創(chuàng)造力在當時社會環(huán)境（尤其是家務、育兒與藝術創(chuàng)作的沖突）下所面臨的掙扎。我們不知道這首詩是不是寫給自殺的女詩人希爾維亞·普拉斯的，但是詩中里奇所致敬的女性詩人所指向的是普拉斯同時也是她自己——有創(chuàng)造力的女性。

在描寫私人生活的領域，里奇擁有著極其細微的洞察力，我認為在體驗女性之間的情感紐帶這一主題中，無人可以與她相媲美。在獻給妹妹辛西婭·里奇的詩歌《姊妹的奧秘》中，里奇坦陳了姐妹之間因為生育和家庭瑣事而產(chǎn)生的裂變、隔閡和差異，可以說，在這類題材中，里奇幾乎是第一個這樣寫的女詩人。里奇和她妹妹辛西婭的隔閡來源于妹妹的一個人生轉(zhuǎn)捩點，在那個關節(jié)點，里奇感覺到她和妹妹之間仿佛成為了陌生人。她們難以理解對方的痛苦和快樂。里奇極其敏銳地抓住了這一轉(zhuǎn)變時刻的細節(jié)纖維，即一種發(fā)生在生育前后的隔閡。但是，里奇是如此渴望重新與妹妹建立一種深刻的聯(lián)系，于是在詩中她寫道：“我從另一個行星上呼喚你。”雖然我們從屬于不同的星星，但是“我”一直在呼喚著你。詩中里奇從一個母體誕生，到以男性為主的生活，再到生兒育女，她將對妹妹的愛化為對于整個女性群體的關愛，進而以一位詩人和覺醒者的角度跟妹妹對話：“女兒們從來都不是/父親的真正的新娘/女兒們首先是/母親的新娘/然后是彼此的新娘”詩歌的結(jié)尾，里奇以一種教導者與分享者兼而有之的角色，企圖與妹妹一同分析她以自身的覺醒對于女性身份的價值的再造“根據(jù)一種不同的律法/讓我擁抱你，講給你聽。”

《潛入沉船》中的詩歌《為埃爾薇拉·沙塔耶娃而作的幻想曲》是寫給在列寧峰上因遭遇暴風雪而遇難的俄羅斯女子登山隊的隊長沙塔耶娃的獻詩，該探險隊于1974年8月在該峰上集體遇難。該詩以想象中的日記的形式寫就，里奇仿佛自己置身于這一充滿壯舉的探險隊當中，成為她們當中的一員。在這首詩的結(jié)尾，她寫道：“我們不會/將就地活著/我們一生/對此夢寐以求”。里奇對登山隊的“冒險”行為給予了存在意義上的肯定，女子登山隊的壯舉雖然以悲劇結(jié)尾，但是其勇氣和決心必定鐫刻在人類，特別是女性歷史上。《共同語言的夢想》中的詩歌《母獅》一詩可以看作是這類詩歌中非常特別的一首。除了致敬共同體中優(yōu)秀的女性之外，里奇也將眼光投向了“雌性”這一題材的書寫。我們都熟悉里爾克的《豹》，然而我們未曾從性別的角度來觀察一頭雌性獅子，相對于雄性，雌性獅子幾乎從沒有被從更加本質(zhì)的意義上書寫。里奇所要完成的就是這樣一種對于“空白”的填滿。“母獅在三碼見方的范圍內(nèi)來回踱步/她停下來/注視著我。她的眼睛/坦率真誠。它們映現(xiàn)河流、/海濱、火山和沐浴著月光的/岬角的溫暖。/在她腰腿的金色皮毛之下/流淌著一種與生俱來、半被壓抑的力量。”詩人對于雌獅的描寫帶有歌頌的筆調(diào)，在所有前詩歌史中超拔出來，企圖建立一個“母獅子”的全新母題以對于缺席的雌性英雄主義給予重新書寫。而“一個三碼見方的圈欄。/扎緊的柵條。/籠子。苦行贖罪”，以母獅子的遭際暗示了女性被壓抑的社會現(xiàn)狀。在詩歌結(jié)尾處，“星光下，我向她走去。”這一對于母獅的觀察進入到一種更加深入的審視當中，完成了一種母獅子與正在讀詩的“你”和“我”之間的角色互換。

里奇十分擅長借用其他人物，通常是女性來書寫令人唏噓的命運遭際進而表白自己的心智。《保拉·貝克爾致克拉拉·韋斯特霍夫》一詩值得一提。克拉拉·韋斯特霍夫是奧地利著名詩人里爾克的妻子；保拉是德國畫家奧托·莫德松的妻子。全詩以優(yōu)美的筆觸描寫了兩位女性深沉而短暫的友誼，以因為產(chǎn)后大出血而死的保拉的口吻來給克拉拉寫信，感人至深。1899年夏天，保拉和克拉拉在德國的一處藝術家聚居區(qū)成為朋友，之后她們在巴黎共度了半年時光，保拉畫畫，克拉拉跟著羅丹學習雕塑。1901年，克拉拉與詩人里爾克結(jié)婚；之后不久，保拉與畫家奧托·莫德松結(jié)婚。之后保拉死于產(chǎn)后大出血……為此，里奇在詩中動情地寫道：“可是生與死/牽著彼此的手。克拉拉，我感到/工作很充實，未來的生活很充實，對你/滿懷著愛，無論我表達得多么糟糕/所有人中，唯有你/會傾聽我所說和未能說出口的一切。”全詩充滿了女性之間無可替代的相知相守和深沉友誼，同時里奇對于這兩位優(yōu)秀女性的命運，特別是保拉的悲劇命運唏噓不已。無人像里奇一樣穩(wěn)定而細膩地感受女性世界周遭的所有情感、價值和意義。

雄辯之詩

與其他以陰柔見長的女性詩人不同，里奇的詩歌體現(xiàn)出了一種異乎尋常的雄辯氣魄。可以說，在這一點上，里奇詩歌是屬于另外一個傳統(tǒng)——雄辯傳統(tǒng)。葉芝說：“與他人爭辯產(chǎn)生修辭，與自己爭辯產(chǎn)生詩歌。”里奇的爭辯來自于多重位置：與自我的爭辯；與他人及整個社會的爭辯；與一種已經(jīng)形成的、在當時頑固不化的正統(tǒng)觀念的爭辯……里奇以戰(zhàn)斗的姿態(tài)開始對傳統(tǒng)價值觀念進行攻擊。在《自然資源》一詩里，里奇犀利地指出，男性將女性視作一種自然資源進行著掠奪。雖然觀點非常犀利，但是里奇的態(tài)度并非宣揚兩性對立，而是在一種穩(wěn)定成熟開闊的視野當中指出這一制度性真相。該詩中提出了諸多復雜的問題，值得深思。在詩的第五節(jié)中詩人寫道：“那個‘會理解的男人’的幻影，/那個失散的兄弟，雙胞胎之一——”與一些女權主義者不同的是，里奇將男性共同體作為一個休戚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來看待。“一個失散的兄弟”指出了兩性之間的親密聯(lián)系。接下來的詩句：“我們是否為了他而離開我們的母親， /背棄我們的姐妹，一次又一次？”則指向了女性共同體對于男性的關注和圍繞，造成了女性群體的分化和疏離的客觀情況。“只不過是一個同類/擁有和我們一樣的自然資源”在指出男性暴力性根源的時候，她也看到了男性同樣被建構的過程。“我厭倦婦女彎腰至我們一半身高/以發(fā)掘關鍵的礦脈/厭倦我們以如此大的代價/和歡欣所掘出之物的浪費”同時該詩中也對女性長期以來的規(guī)定性地位給予了雄辯式的攻擊。對于女性長期以來作為“照料者”的自然角色提出了質(zhì)疑，指出女性所長期被天然賦予的角色定位是一個“一個由卑微事物組成的宇宙——”詩歌的最后，里奇深情地進入到一種共同體的命運當中來，她說：“我必須與這些沒有非凡力量/卻一代又一代/一意孤行地/重建世界的人們共命運。”

雖然里奇一直手拿戰(zhàn)斗的武器來解剖社會性的制度壓力對女性的束縛，但是她并沒有局限于這一點，她的思想的寬闊性讓她能夠看到社會在對女性束縛的同時也束縛著男性……可以說這是一種“雙重束縛”……今天，無論我們認為里奇所營造的這一女性命運或者說人類命運共同體究竟在多大意義上能夠產(chǎn)生價值。我們都無法忽視她不容置疑的雄辯才能與斗爭意志。

里奇在1953年結(jié)婚，并在1955年到1959年短短五年內(nèi)先后生下了三個兒子。在此后她充分體會到創(chuàng)作與育兒的撕裂，在20世紀50年代那種極其保守的氛圍下，作為一名才華橫溢的詩人，里奇深陷于家務和育兒的瑣碎中。她曾在日記中寫道，自己每天黎明即起照顧孩子，忙于煮飯、清潔，感到自己被剝奪了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時間，甚至一度產(chǎn)生“想否認那個寫詩的自己”的強烈挫敗感。縱觀里奇的一生，她對于女性命運的觀念性覺醒總是與自我命運的覺醒和反思深度結(jié)合。在《誕自女人》一書中，她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區(qū)分：作為“經(jīng)驗”的母性和作為“制度”的母性，前者指女性與孩子之間自然的、潛在的力量聯(lián)結(jié)；后者則指父權制社會為了控制女性，而強加在女性身上的各種規(guī)則、犧牲要求和道德枷鎖。可以說，里奇的女性命運共同體的詩歌價值正是基于這一切膚之痛后的“痛定思痛”。其中帶有著深刻的個人經(jīng)驗和掙扎痕跡。里奇與其他女性主義者為時代提供了看待世界的全新視角，證明了父權制并非天經(jīng)地義。里奇所構想的：“以女性為中心的解決方案，以對抗和替代父權制。”或許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作為一種社會組織架構的替代，它目前更多地存在于思想實驗和特定的邊緣社群中。它最大的價值在于：它強迫我們思考，如果不再以男性的需求和邏輯為坐標系，人類文明可能會是什么樣子？

《為一個野蠻孩子所作的沉思》取材于18世紀著名的科學案例——“阿韋龍的野男孩維克多”。里奇通過這個在荒野中長大、被帶回文明社會進行“教化”的孩子，探討了極具殺傷力的議題：以教化為目的的人類文明對于人類的集體規(guī)訓。該詩極其雄辯地指出，通過語言所建立的教化和文明體系，如何從一開始就是以規(guī)訓為目的，這一整套為此而建立的文明制度是否是建立在偏見和暴力的基礎之上的呢？可以說，里奇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作為一個為全體女性的命運共同體而寫作的女性，里奇的詩歌是一種觀念之下的詩歌，即她用一種思想觀念統(tǒng)攝住詩歌的機制，以此來鋪展和延伸她的詩歌寫作中的經(jīng)驗和細節(jié)。里奇所用機制是一種女權主義的思想，以這一思想為準繩來進行詩人的觀察，其中結(jié)合了思想家的思維強度和學者的知識視野。里奇的詩更像是一份“身份政治”的早期藍圖，它為那個需要“大聲疾呼”的年代提供了凝聚力。即使在當下的環(huán)境中，在女性主義思潮的不同發(fā)展階段，里奇的詩歌以及她的思想觀念都會形成不同的沖擊力。

在詩集的前言中，譯者、詩人張慧君談到，里奇提供了一個以女性為中心的解決方案。事實上，里奇的替代方案，本質(zhì)上是對世界運作邏輯的一次徹底重構。她的這一觀念可以看作是一種新的烏托邦，她鼓勵女性將情感、政治和生活重心重新錨定在女性群體內(nèi)部，建立了一種基于經(jīng)驗分享和互助的亞文化，為許多女性提供了避風港。大體而言，里奇的詩歌更側(cè)重于“與他人的爭吵”，這種寫法在政治啟蒙上極具沖擊力，她的詩歌兼具感性與雄辯，極具文學張力。至于這種關于共同體的觀念詩歌，是否會在社會思想觀念的激烈演變與震蕩當中因其雄辯而損傷藝術的持久性和穩(wěn)定性，這是另外一個交給時間的問題。

（作者系詩人、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