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傍晚，我剛把直播支架調好，余光瞥見村口停下來一輛白色面包車。
車門拉開，下來三個人，其中一個扛著攝像機。
我心跳猛地加速，手不自覺攥緊了手機。
回頭看了一眼自家院門，李秀芝正端著盆出來倒水，看見那輛車也愣了愣。
我快速鉆進屋里，從床頭柜抽屜里摸出那個舊書包，拉鏈拉開，里面的東西觸感冰涼。
我深吸一口氣，拉開大門......
01
2024年3月15日，我拖著行李箱站在村口的時候，天已經擦黑了。
三月的風還帶著涼意，吹得村道兩旁的楊樹葉子嘩嘩響。
我掏出手機看了一眼時間，下午六點四十分，從省城坐大巴到鎮上，又花二十塊錢搭了摩的，顛簸了將近四個小時才到。
行李箱的輪子在水泥路上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響，像是我回村的宣言。
李秀芝正在院子里收衣服，聽見動靜抬起頭，手里的衣服差點掉在地上。
“景行？你咋回來了？”她快步走過來，上下打量我，目光落在我身后的行李箱上，“這……這不是放假的時候吧？”
“媽，我辭職了。”
我說得很平靜。
李秀芝愣了好幾秒，嘴唇動了動，最終只嘆了口氣，轉身往屋里走。
我跟著她進屋，把行李箱靠在墻角。
堂屋的燈管發出慘白的光，照得她臉上的皺紋格外清晰。
她背對著我疊衣服，肩膀微微抖了一下，沒回頭。
“吃了嗎？”她問。
“還沒。”
她走進廚房，鍋碗瓢盆響了一陣，端出一碗面條，上面臥了個荷包蛋。
我坐在桌前埋頭吃面，她就坐在對面看著我，一句話也不說。
我知道她想問什么，但她不問，我也就不解釋。
辭職的決定我做了三個月。
省城那家公司的工資確實高，月薪兩萬，年底還有分紅，可我總覺得心里空落落的。
每天對著電腦屏幕敲數據，下班回到出租屋刷手機，周末睡到中午，日子像復印機一樣重復。
去年年底父親病重，我請假回來照顧了他半個月，那半個月里我翻他的舊物，看到了一個泛黃的賬本，當時沒多想，隨手塞回原處。
父親走的那天晚上，他拉著我的手說：“景行，有些事，得有人去做。”
我當時以為他說的是讓我照顧好李秀芝。
現在想來，他說的可能是別的事。
吃完面，我去院子里洗碗。
隔壁的王嬸趴在墻頭上，探出半張臉：“喲，景行回來了？城里工作不要了？”
“辭了。”
我說。
“辭了？”她聲音拔高了八度，“那一個月兩萬塊的工資，你說辭就辭了？你這孩子是不是傻？”
我沒接話，端著碗回了廚房。
王嬸的聲音從墻那頭傳過來，越來越大聲，像是在跟誰打電話：“可不是嘛，李家那小子回來了，說是辭職了……誰知道呢，八成是被開除了……”
我關上廚房的門，把聲音隔絕在外。
晚上八點多，我搬出父親留下的舊木箱，坐在堂屋里翻。
箱子是樟木的，上了銅鎖，鑰匙一直掛在父親的書桌抽屜里。
我打開鎖，里面是一些舊衣服、幾本泛黃的書，還有一本黑色封皮的賬本。
賬本的紙張已經脆了，邊角卷起，一翻就掉渣。
我隨手翻開，里面密密麻麻記著村里歷年土地賬目，從1998年開始，一直記到2019年，每一筆都寫得很工整。
我翻到最后一頁，上面用紅筆圈著四個字——“東頭20畝”。
紅筆圈的力道很大，紙張都被劃破了。
我沒當回事，合上賬本塞回箱底。
父親生前是村里的老會計，記賬是他的習慣，這本賬本大概是他留下的工作記錄。
我在心里這么跟自己說。
窗外突然傳來一陣狗叫聲。
我抬起頭，余光瞥見院外有個黑影晃了一下。
我走到窗邊，掀開窗簾的一角往外看，院子里空蕩蕩的，只有月光照在地上，白慘慘的一片。
狗叫聲漸漸停了，我正要放下窗簾，突然看見院門口的地上有一個煙頭。
煙頭還冒著細煙。
我推開門走出去，蹲下身撿起那個煙頭。
是紅塔山，過濾嘴上還帶著牙印。
我腦子里閃過白天的畫面——村霸王大彪叼著煙從巷子里走出來，用腳踢了踢我的行李箱，煙頭就是紅塔山。
“城里混不下去了？回來搶地？”他當時吐了口煙圈，眼睛瞇成一條縫，臉上的橫肉擠在一起。
我沒吭聲，拖著箱子從他身邊走過去。
現在我手里捏著這個煙頭，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說不清的感覺。
我回頭看了一眼院子，院墻外的巷子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見。
我回到屋里，把煙頭扔進垃圾桶，又把賬本從箱底拿出來，重新翻了翻。
這次我注意到賬本里夾著一張紙條，紙條上寫著幾個字——“別讓人知道。”
是父親的筆跡。
我坐在燈下，盯著那四個字看了很久，然后把賬本塞進自己的背包里，拉上拉鏈。
02
第二天一早，我扛著鋤頭去了東頭的那塊荒地。
說是荒地，其實就是一片長滿野草的空地，約莫二十畝，緊挨著王大彪的倉庫。
這塊地荒了很多年，村里人都不種，說是土質不好，長不出東西。
我查過資料，這塊地以前是村里的集體菜地，后來不知怎么就荒了。
我蹲下身抓了一把土，土質偏沙，但不算差，只要好好侍弄，種有機蔬菜完全沒問題。
“景行，你真要種地啊？”
我抬起頭，看見李秀芝站在地頭，手里拎著一個塑料袋。
“嗯，種點有機蔬菜。”
我拍了拍手上的土，站起來，“媽，你放心，我心里有數。”
李秀芝把塑料袋遞給我，里面裝著幾個饅頭和一瓶水。
她欲言又止地看著我，最后還是沒忍住：“景行，村里人都在說你……”
“讓他們說去。”
我接過饅頭，咬了一口，“我種我的地，礙不著他們什么事。”
李秀芝嘆了口氣，轉身走了。
我看著她的背影，心里有點酸，但我知道現在不是心軟的時候。
接下來的日子，我每天天不亮就起來，扛著鋤頭去東頭翻地。
草根很深，一鋤頭下去只能刨出一個小坑，我花了整整一個星期才把草根清理干凈，然后翻了一遍土，撒上農家肥。
村里人路過的時候都會停下來看一會兒，然后搖搖頭走開。
有一次我聽見兩個婦女在地頭嘀咕：“大學生回來種地，腦子壞了吧？”“聽說他以前在省城一個月掙兩萬呢，也不知道犯什么事被開除了。”
“誰知道呢，八成是混不下去了。”
我沒理會，繼續翻我的地。
王大彪的小弟們倒是天天來。
他們騎著摩托車，轟著油門從地頭竄過去，揚起一片塵土，把我剛翻好的土蓋得灰蒙蒙的。
我站在地里，看著他們遠去的背影，拍了拍身上的灰，繼續干活。
李秀芝看不下去，偷偷塞給我一沓錢，說：“景行，你買點好種子，媽這還有幾千塊。”
我沒接她的錢，說：“媽，我有存款。”
“你的存款留著娶媳婦。”
她把錢硬塞進我口袋里，“種地不容易，別省著。”
我沒再推辭，把錢收下了。
四月中旬，我從網上買了一套直播設備——一個手機云臺、一個補光燈，還有一個三腳架。
東西送到村里的時候，快遞員把箱子放在村口的小賣部門口，我走過去拿，被幾個打牌的村民看見了。
“喲，景行，買啥好東西了？”一個村民湊過來看了看箱子上的字，“直播設備？你要當網紅啊？”
“不是網紅，就是拍拍種地。”
我說。
“拍種地？”那人笑出聲來，“種地有啥好拍的？能當飯吃？”
其他幾個人也跟著笑起來。
我沒解釋，抱著箱子回了家。
晚上，我把設備組裝好，架在堂屋里試了試。
手機屏幕里映出我的臉，黑了不少，瘦了不少，但眼神比在城里的時候亮多了。
我調了調補光燈的角度，把三腳架調到合適的高度，然后在手機上下載了直播軟件。
李秀芝從廚房探出頭來，看見我擺弄這些東西，問道：“景行，你弄這個干啥？”
“直播。”
我說，“種地的時候拍一拍，說不定能把咱村的菜賣出去。”
“這……這能行嗎？”她滿臉懷疑。
“試試看。”
我說。
夜里，李秀芝睡了之后，我獨自打開泛黃賬本，把手機上的地圖軟件打開，對照著賬本上標注的“東頭20畝”放大看。
地圖上那塊地的輪廓清清楚楚，和賬本上紅筆圈出的范圍幾乎完全吻合。
我盯著屏幕看了很久，手指在地圖上劃拉了幾下，把王大彪的倉庫位置也標注出來。
倉庫緊挨著那塊地，中間只隔了一條水渠。
賬本上除了土地記錄，還有幾行小字，寫的是“王彪——2005年租東頭10畝，年租金500元，至今未付清”。
我把這些信息記在心里，合上賬本，關燈睡覺。
窗外又傳來狗叫聲，我沒起身去看。
03
六月，地里的菜終于有了收成。
我種的是小青菜、生菜和菠菜，長勢不錯，綠油油的一片。
我蹲在地里拔了一顆小青菜，根須白嫩，葉片肥厚，聞起來有一股清甜的味道。
我心想，要是能把這些菜賣出去，就能證明這條路走得通。
六月十號，我第一次開了直播。
時間選在下午五點多，太陽快落山的時候，光線最好。
我把三腳架支在地頭，手機夾在云臺上，補光燈調到最弱檔。
打開直播軟件，屏幕里出現我的臉和身后的菜地，我對著鏡頭揮了揮手：“大家好，我是李景行，今天給大家看看我種的菜。”
直播間里只有十幾個人，大多是村里的賬號。
我認出幾個熟悉的頭像——王嬸、小賣部的老劉、村東頭的張大爺。
他們不說話，就默默看著，好像在觀望我到底要干什么。
我倒也不緊張，拿著手機走進菜地，蹲下來指著地上的菜介紹：“這是小青菜，種了四十天，用的是農家肥，沒有打農藥。
你們看這葉片，多厚實。”
彈幕里終于有人說話了：“這菜賣不賣？”
“賣。”
我說，“不過現在還少，等下一批長好了，我開鏈接。”
“多少錢一斤？”
“五塊。”
彈幕里有人發了個驚訝的表情：“五塊？超市里才兩塊。”
“這是有機的，沒有農藥化肥，口感不一樣。”
我說。
沒人再說話了。
我繼續在菜地里走，舉著手機拍了一圈。
走到地頭的時候，鏡頭無意間掃到旁邊的水渠，水渠里流著灰綠色的水，散發出一股腥臭味。
我順著水渠往上看，發現一根白色的排水管從王大彪的倉庫里伸出來，正往水渠里排污水。
彈幕里有人問：“那是啥？咋那么臟？”
我趕緊把鏡頭移開，說：“那水渠有點臟，咱們換個地方看看。”
直播間里的人漸漸散了，最后只剩三個人。
我關了直播，坐在田埂上，盯著那根排水管看了很久。
灰綠色的水從管口流出來，在水渠里泛起白色的泡沫，順著水流往下游飄去。
我心里有了一個念頭。
晚上十一點多，李秀芝已經睡了。
我換了一身深色的衣服，從廚房里拿了一個空的礦泉水瓶，悄悄出了門。
村里的路燈早就關了，只有幾戶人家的窗戶還亮著燈。
我沿著巷子走到東頭，繞到王大彪倉庫的后墻。
排水管的位置我記得很清楚，就在倉庫后墻的墻角，離地面三十公分。
我蹲下身，擰開礦泉水瓶的蓋子，把瓶口對準排水管口。
水很涼，帶著一股刺鼻的化學味道，我的手抖了一下，但還是接滿了半瓶水。
我擰緊瓶蓋，把水瓶揣進懷里，轉身往回走。
剛走出幾步，身后傳來一陣腳步聲。
我回頭看了一眼，巷子口站著一個人，手里夾著一根煙，煙頭的紅光在黑暗里一閃一閃的。
“誰？”那人問。
我沒回答，加快腳步往家走。
回到家，我把礦泉水瓶用保鮮膜裹了好幾層，放進冰箱最里層。
然后我拿出賬本，翻到最后一頁，借著手機的燈光仔細看。
賬本上除了土地記錄，還有幾行小字——“王彪，拖欠租金，2005年-2019年，共15年，每年500元，合計7500元。”
我算了算，按現在的土地流轉價格，二十畝地一年的租金至少兩萬。
王大彪用了這么多年，只付了不到十分之一的錢。
賬本的后面還夾著一張紙，上面是父親手寫的幾行字：“東頭20畝，1998年劃為集體菜地，2003年被王彪強占建倉庫，多次交涉無果。
村干部王某為其堂叔，不敢上報。
2005年起，村里被迫簽下租約，年租金500元，至今未付清。”
我把賬本和那張紙一起拍了照，存進手機里。
第二天下午，我照常去地里澆水。
剛走到地頭，就看見王大彪帶著兩個人站在我的菜地里，他腳邊是我的三腳架，已經被踢倒在地，手機屏幕碎成了蜘蛛網。
“你昨晚是不是在倉庫附近轉悠？”王大彪叼著煙，瞇著眼看我。
我的心跳了一下，但臉上的表情很平靜：“沒有。”
“沒有？”他走過來，一把揪住我的衣領，“我的人看見你了。”
“你看錯了。”
我說，“我昨晚在家睡覺。”
他盯著我的眼睛看了幾秒，突然松開手，冷笑了一聲：“最好是這樣。
你要是敢耍花樣，別怪我不客氣。”
說完，他一腳踢開地上的三腳架，帶著兩個人走了。
我蹲下身，撿起三腳架和碎屏的手機，手指捏得發白。
手機還能開機，我打開相冊，照片還在。
我深吸了一口氣，把手機裝進口袋，繼續澆水。
水流滲進土里，發出咕嚕咕嚕的聲音。
我蹲在地里，看著那些綠油油的菜葉子，心里突然涌上一股說不清的力量。
04
王大彪走后，我蹲在地頭，把碎屏的手機翻過來看。
屏幕裂成蛛網，但還能點亮。
我打開相冊，昨晚拍的排污口照片還在。
我心里松了口氣，把手機揣進兜里，繼續澆水。
李秀芝從屋里跑出來，看見地上的三腳架碎片，臉色發白：“咋了？他又來了？”
“沒事，媽。”
我說，“設備壞了，我再買新的。”
“報警吧，景行。”
她拉著我的手，“這人太欺負人了。”
“報警沒用。”
我說，“他沒打我，只是砸了設備，就算去了派出所，頂多批評幾句，回頭他更囂張。”
李秀芝眼眶紅了：“那你咋辦？”
“我有辦法。”
我說。
晚上，我把碎屏手機的儲存卡取出來，插進讀卡器，把里面的照片和視頻全部復制到筆記本電腦里。
然后我又找出一只備用手機——去年換下來的舊機，屏幕有一條劃痕，但還能用。
我裝上直播軟件，調好參數，塞進口袋。
我打開衣柜，從夾層里摸出那本泛黃賬本。
下午王大彪來時，我已經提前把它轉移到了這里。
我翻到最后一頁，用手機拍了每一頁的細節，然后復印了一份，原件重新藏進衣柜夾層，復印件塞進書包里。
做完這些，我坐在床邊，盯著窗外發呆。
院子里那棵老槐樹的影子被月光拉得很長，風吹過，葉子沙沙響。
我想到賬本上那些字——“王彪，拖欠租金，2005年-2019年”，還有父親手寫的“強占”“交涉無果”“不敢上報”。
這些字像一根根刺，扎在我心里。
我拿出手機，打開地圖，找到鎮上的環保局電話，存進通訊錄。
但我沒打——我知道，光靠一個電話沒用，得有證據，得有外部力量介入。
第二天，我背著書包去了鎮上，買了一臺新的手機云臺和補光燈。
老板娘認得我，笑著說：“又來進貨？”
“嗯。”
我說。
“聽說你種菜直播？”她問，“掙錢不？”
“還行。”
我說。
她沒再問，收了錢，把東西遞給我。
回到家，我開始蹲在地里，假裝澆水、拔草，實際上一直在盯著王大彪的倉庫。
那根排水管還在往外排污水，灰綠色的水順著水渠流向下游的河。
我趁沒人注意，用備用手機拍了一段視頻，又拍了幾張特寫。
晚上，我把這些素材整理好，存進電腦里，再備份到網盤。
半個月后，王大彪又來了。
這次他沒帶人，一個人開著皮卡車停在我地頭，下車時手里拎著一根鐵棍。
我正蹲在地里除草，聽見引擎聲抬起頭，他已經走到我面前。
“你是不是還在拍？”他問。
“拍什么？”我說。
“別裝傻。”
他舉起鐵棍，指著我的手機，“拿出來。”
我把手機遞給他。
他接過去，看了看屏幕，突然把手機摔在地上，一腳踩上去。
屏幕碎了，后蓋彈開，電池滾了出來。
“我警告過你。”
他說。
我沒說話，看著他踩碎我的手機，轉身鉆進皮卡車，揚長而去。
等他走遠了，我從口袋里掏出那只備用手機——剛才他摔的只是我平時用的舊手機，備用手機我一直揣在另一個口袋里，錄像功能一直開著。
我按下停止鍵，保存視頻。
視頻里，王大彪的臉清晰可見，他摔手機、踩手機的動作一清二楚，連他說的那句“我警告過你”都錄得清清楚楚。
我盯著手機屏幕，看著王大彪揮棒的動作，心里涌上一股冷意。
還不夠，我想。
這些證據還不夠讓他徹底翻不了身。
我要等他親自走進一個無法狡辯的現場，把所有證據甩在他面前，讓他連狡辯的機會都沒有。
05
八月十五號，傍晚。
我蹲在菜地里調節直播支架，太陽快落山了，光線正好。
我正準備開播，余光瞥見村口有動靜——一輛白色的面包車停在老槐樹下，車門打開，下來三個人，扛著攝像機，脖子上掛著記者證。
我的心跳猛地加速。
我等這一天等了很久。
我放下支架，站起身，朝那輛車看了一眼。
其中一個人拿著話筒，正和路邊的大爺說話，大爺指了指我家的方向。
我深吸了一口氣，轉身走回屋里。
李秀芝正在廚房里擇菜，看見我進來，問：“今天不直播了？”
“今天有別的事。”
我說。
我走進臥室，打開衣柜夾層，拿出那本泛黃賬本。
然后我打開冰箱，取出那個用保鮮膜裹了好幾層的礦泉水瓶，里面灰綠色的水還保持著原來的顏色，沒有變質。
我又從抽屜里翻出備份儲存卡和備用手機，把所有東西一股腦裝進一個舊書包里。
李秀芝站在門口，看著我往包里塞東西，問：“景行，你干啥？”
“媽，”我拉上書包拉鏈，抬頭看著她，“今天有人來幫咱了。”
她愣了一下，還沒來得及說話，門口就響起了敲門聲。
咚咚咚。
我拎著書包走到大門口，手放在門把手上，回頭看了一眼李秀芝。
她站在堂屋里，雙手攥著圍裙，眼神里全是緊張。
我拉開門。
門外站著三個人，領頭的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女記者，短發，穿著黑色夾克，手里拿著話筒。
她身后是兩個攝像師，扛著機器，鏡頭已經對準了我。
“你好，請問是李景行嗎？”女記者問，“我們是市電視臺的，接到一封關于你們村土地和排污問題的舉報信，想來了解一下情況。”
“是我。”
我說，“進來吧。”
話音剛落，巷子那頭傳來腳步聲。
我轉頭看去，王大彪叼著煙，從巷口走過來，身后跟著兩個小弟。
他看見門口的攝像機，愣了一下，隨即臉上堆起笑容，大步走過來。
“喲，記者來了？”他走到門口，上下打量了女記者一眼，“咋了？村里有啥新聞？”
女記者看了他一眼：“你是？”
“王大彪，村里的。”
他伸出手。
女記者沒握，轉頭看向我：“這位是？”
“他是……”我剛開口，王大彪就插話進來。
“記者同志，你們來采訪啥？我配合。”
他笑著說，“我這人最講道理。”
女記者轉向他：
“我們接到舉報，說村里有人占用集體土地建私人倉庫，還向河道排放養殖污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