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存在，是清朝在西藏行使主權的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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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空前“大一統”的治理格局中，文治武功是維系邊疆治理的重要手段。而“邸報”作為古代中央政府傳遞政令、朝政動態及重要消息的媒介工具，則是清朝用來鞏固政權、維護“大一統”的一項文治舉措。

清康熙末年，邸報逐步由北京傳播至西藏，并且開始出現一系列涉藏事務內容，如駐藏大臣奏報、廓爾喀戰爭、金瓶掣簽制度等重要信息，不但清晰呈現了清政府對西藏事務治理的脈絡，而且讓內地及時了解到西藏相關信息，創新推進了清朝治藏方略在全國一體化、公共性傳播，最終形成了一條貫通中央與邊疆的信息通道。

現在，當某些反華勢力對中國涉藏問題表示“關切”、歪曲質疑中國政府對西藏治理的合法性時，邸報的存在堪稱回應這一質疑、體現中國中央政府行使治藏主權的明證。

▲清代“邸報”封面。（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一）治理實證，邸報對涉藏事務的記載與傳播

清代歷經康雍乾三朝，終于平定準噶爾。這不僅進一步奠定了中國大一統治理格局，也成為重塑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的重要歷史事件。

伴隨著康熙末年“驅準保藏”（驅逐占據西藏的準噶爾勢力，保衛西藏安定）軍事行動的推進，清代有政府公報性質的邸報開始出現涉及西藏的內容。

雍正二年（1724年），四川松潘鎮總兵周瑛在平定羅卜藏丹津叛亂中受到皇帝嘉獎，在謝恩折中有“臣于西藏接閱邸抄”的言語，這是目前所見邸報傳播到西藏的最早證據。

成書于雍正初年的清代方志《藏紀概》，是最早成書的西藏地方志，其中抄錄了邸報上刊載的康熙皇帝論地理水源文，較為詳細地記載了西藏周邊的山川地名，這說明，清朝在平定準噶爾后，有了認識邊疆狀況、實施行政管理、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需要。

▲清代西藏地方志《藏紀概》《錄邸抄所載圣祖論地理水源文》原文。（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雍正五年（1727年）正式設立的駐藏大臣制度，開啟了中央直接管理西藏的新階段，也有效帶動了邸報對涉藏事務的報道和傳播。

駐藏大臣承擔著“安輯藏政，抵御外侮”的重要使命，既是清政府治藏方略的執行人，也是邸報重要的信息來源和傳播主體。

邸報中關于西藏的內容，主要由駐藏大臣奏折及皇帝朱批構成，進而形成了以駐藏大臣為中心，溝通清朝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中央部院及與其他行省之間的關系網絡和傳播網絡，強化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密切關系，維系并推動了清代權力體系在邊疆的有效運轉。

▲《平定準噶爾圖》卷。（圖片來源：中國國家博物館）

（二）以報輔政，見證治藏方略演化的歷史脈絡

清代邸報在西藏的傳播、發展與中央政府治藏政策演變相輔相成，對治藏方略的發展、運行進行了較為完整的動態記錄。

邸報所載涉藏內容主要聚焦于兩方面，一是對清朝平定阿爾布巴叛亂、珠爾默特那木札勒叛亂，抗擊廓爾喀侵藏、英軍侵藏以及川軍入藏等重大事件進行了記述；二是涉及駐藏官員、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員的任免獎懲、金瓶掣簽制度執行、駐藏大臣校閱營伍、巡查邊隘及尼泊爾納表進貢等重要事項。

以“金瓶掣簽”制度為例，清代邸報記錄了駐藏大臣奏報的十三世達賴、九世班禪、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等活佛轉世、掣簽及坐床信息，展示了這一宗教儀軌、歷史定制的延續性與執行情況，表明金瓶掣簽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確立后，其運作、執行與傳播已高度法治化與程序化，成為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權的重要載體。

▲邸報中對于金瓶掣簽制度的記錄。（圖片來源：《申報》數據庫影印資料）

此外，邸報對駐藏大臣及幫辦大臣校閱營伍、巡查邊隘、督促漢藏官兵每年春秋兩季進行操演的奏折進行了常態化的報道。還對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主持川邊改土歸流，駐藏幫辦大臣張蔭棠、駐藏大臣聯豫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主持西藏新政以及駐藏大臣體制變革進行了記錄。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和五十六年（1791年），廓爾喀（今尼泊爾）發動了兩次侵藏戰爭。清廷取得戰爭勝利后，制定和頒行了，表明清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直接統治和管轄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從乾隆朝開始直到光緒朝末年，邸報還對廓爾喀朝貢之事進行了持續報道。

清代邸報涉藏報道涵蓋西藏重大軍政事件、宗教事務及西藏與四川等各省的往來等內容，體現了中央治藏策略及演化過程，為清朝治理西藏舉措的傳播及內地人們了解邊疆事務提供了重要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以漢文書寫的清代邸報也以譯咨形式（翻譯后以公文形式發出或轉送）向藏族僧俗官員傳達。邸報不僅成為皇權秩序在邊疆的“象征”，也在構建和鞏固統一多民族國家治理體系中發揮了“以報輔政”作用。

▲八廓街上的清政府駐藏大臣衙門舊址陳列館。（圖片來源：新華社記者 丁增尼達攝）

（三）傳播功效，提升治藏方略的能見度和關注度

邸報作為刊登皇帝動向、朝廷諭旨和大臣奏折的書冊型媒體，內容與在官僚系統內部流轉的文書完全一致，但在發行時間、內容構成及公開性、連續性等方面則有所變化。

▲光緒二十八年十一月的“邸抄”。（圖片來源：國家圖書館收藏《邸抄》抄本）

從發行時間來說，邸報一般都晚于公文十天至一個月，其中的涉藏內容必須經過駐藏大臣具奏、軍機處和中央部院衙門議復、皇帝批準等程序后方能進入傳播流程。邸報內容具有權威性，程序具有規范性。

從編輯方面來看，清代邸報在首都北京統一編輯、出版，涉及西藏內容包括宮門抄、諭旨、奏折等，中央、行省與邊疆信息并置同一版面，內容具有綜合性特點。

邸報堅持每日發行，對邊疆事務的傳播則呈現出動態、公開的傳播特點，閱讀人群也從朝廷大臣、地方要員逐步放寬到面向全社會。

“夫圣人之言，公而無私；國家之事，亦公而無私”，這是清代報人對邸報特點和價值作出的判斷。邸報將原本僅在官僚體系內部流轉的官方文書，轉化為一種定期、公開、面向全社會傳播的媒介產品，從而實現了從“文書行政”到“信息治理”的升級。

▲駐藏大臣升泰奏報看視九世班禪坐床禮成折（西藏博物館館藏復制件）。（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清代邸報在西藏的傳播也離不開交通及通信事業的發展。隨著清代西藏驛傳體系逐步發展，一條將邊疆與內地聯為一體，橫跨直隸、山西、陜西和四川的龐大驛傳網絡得以形成。邸報從京城到西藏的長距離、跨區域傳播，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在成熟和鞏固階段的媒介傳播體現。

光緒年間，電報進入中國后，邸報以更快的速度傳播到了西藏。根據駐藏大臣有泰日記記載，他多次接收到由四川轉來的電傳邸報，有效提高了信息傳遞的速度與效率。

在中國新式報刊產生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邸報都是國內外新式報刊獲知中國朝政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借助《申報》等媒體的大量轉載，國人對于涉藏信息的獲取更加豐富、更加便捷。

▲《申報》全錄光緒八年正月二十八《京報全錄》（即邸報）內容。（圖片來源：愛如生數據庫）

在這一背景下，國內媒體依托邸報涉藏內容發表了大量時評和籌藏言論，對于國人了解清末西藏內憂外患的時局，喚醒國人救亡圖存意識發揮了重要作用。

如在新政時期，駐藏大臣聯豫以“愛國尚武開通民智”為宗旨，創辦了新式官報《西藏白話報》。《西藏白話報》通過轉載邸報相關內容，以及采訪報道西藏新政和國內外信息，發揮了信息溝通和社會整合作用，形成了西藏信息傳播體系在延續變革中與政治制度緊密結合的傳統。

總的來看， 邸報對清朝治藏方略的報道加強了中央與邊疆之間信息互動和聯系，提升了西藏事務的社會能見度，推動了國人對于西藏事務的了解和認知，使“大一統”在行政溝通與信息傳播層面得到了實質保障。因此，認識到清朝邸報對于涉藏內容的公共性傳播及影響，不僅是系統梳理中央政府治藏方略的有效補充，也對實證中國對西藏的有效管理、鞏固國家治理根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

（作者簡介：袁愛中，西藏民族大學教授、科研處副處長；蘇新、劉坤一，西藏民族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清代邸報在西藏的傳播與邊疆治理研究”（22BXW118）；西藏民族大學研究生創新項目“清代用人制度的二元結構與書吏辦報活動新探（Y2025122）”；“清代藏事碑與邊疆敘事”（Y2026159 ）階段性成果。）

監制 | 閆 永 肖靜芳

審核 | 清 風

統籌 | 王彥龍

責編 | 才麗媛

制作 | 郭欣欣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