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陳老師，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兒子蘇晨的聲音在電話里帶著哭腔。
我握著手機的手一緊：“怎么了？”
“我今天忘記戴紅領巾了，陳老師說我……說我給班級丟臉了。”
他的聲音越來越小，“她讓我買60條紅領巾，說以后班里誰忘了戴，就從我這里領。”
60條？
我愣了三秒，看了眼手機屏幕上的時間——下午3點15分。
“媽媽，怎么辦？同學們都在笑我……”蘇晨的哭聲傳來。
我深吸一口氣，平靜地說：“告訴陳老師，我買。”
掛斷電話的那一刻，我看著辦公桌上那份剛簽好的合同，唇角扯出一個冷笑。
陳雅文，你可能不知道，我是誰。
“陳老師，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兒子蘇晨的聲音在電話里帶著濃重的鼻音。
我握著手機的手猛地一緊。
會議室里，幾個合作方正等著我簽字，桌上擺著厚厚一沓合同。
“怎么了？”我壓低聲音問。
“我今天忘記戴紅領巾了。”蘇晨哽咽著說，“陳老師在全班面前罵我，說我給班級丟臉了。”
我深吸一口氣，示意助理稍等。
“她還說什么了？”
“她讓我……讓我買60條紅領巾，說以后班里誰忘了戴，就從我這里領。”蘇晨的聲音越來越小，“媽媽，同學們都在笑我，說我是笨蛋……”
60條？
我愣了足足三秒。
電話那頭傳來教室里的嘈雜聲，還有陳雅文那熟悉的尖利嗓音:
“蘇晨！你還在打電話？連紅領巾都記不住，還有臉給家長打電話！”
“媽媽，怎么辦？”蘇晨的哭腔更重了。
我看了眼墻上的鐘，下午3點15分。
“告訴陳老師，我買。”我的聲音平靜得可怕。
掛斷電話的瞬間，助理遞過來一杯水。
“林總，您沒事吧？”
我擺擺手，看著桌上那份剛簽好的合同，唇角扯出一個冷笑。
我抓起車鑰匙就往外走:“合同先放著，我有急事。”
二十分鐘后，我的車停在了學校門口。
放學鈴剛響，家長們三三兩兩聚在門口聊天。
我一眼就看見了陳雅文。
她正站在教學樓門口，身邊圍著蘇晨和另外幾個學生。
“就你最特殊是吧？”陳雅文的聲音老遠就能聽見，“別的同學都記得戴，就你忘了？我看你是根本沒把集體榮譽放在心上！”
蘇晨低著頭，書包帶子在他手里被擰成了麻花。
我大步走過去。
“陳老師。”
陳雅文轉過頭，看見我，臉上立馬掛起了笑:“哎呀，林女士來了。”
她轉向蘇晨:“看見沒，你媽媽工作那么忙，還得專門請假來學校，你好意思嗎？”
蘇晨的頭埋得更低了。
我走到兒子身邊，摸了摸他的頭:“沒事，媽媽來了。”
然后我抬眼看向陳雅文:“陳老師，我聽蘇晨說，您讓他買60條紅領巾？”
陳雅文立馬板起臉:“林女士，您得理解，我這都是為了孩子好。”
她環視了一圈圍觀的家長，聲音提高了八度:
“紅領巾是少先隊員的標志，忘戴紅領巾就是思想出問題！我們班好不容易連續三個月拿到文明班級流動紅旗，就因為蘇晨一個人，今天被扣了5分！”
“所以？”我的聲音很輕。
“所以我讓他準備60條紅領巾放在班里，以后誰忘了就借。”
陳雅文說得理直氣壯，“這樣既能幫助其他同學，也能讓他長長記性。”
周圍的家長竊竊私語起來。
“60條啊，這得花多少錢？”
“陳老師也是為了班級好。”
“唉，誰讓孩子自己不小心呢。”
我拿出手機，當著所有人的面打開了錄音功能:“陳老師，您再說一遍，要買多少條？”
陳雅文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復了那副高高在上的樣子:
“60條，怎么了？林女士，我知道您是開公司的，這點錢對您來說應該不算什么吧？”
她看了眼其他家長，語氣里滿是得意:
“我教書20年了，當了5年年級組長，什么樣的家長沒見過？有些家長就是慣著孩子，孩子才會這樣那樣的毛病。”
我點點頭，聲音依然平靜:“好，我買。”
陳雅文臉上閃過一絲意外，但馬上就笑了:“這就對了嘛！林女士真是通情達理，不像有些家長，動不動就投訴。”
我沒理會她的諷刺，而是繼續問:“陳老師，對紅領巾有什么具體要求嗎？質量、尺寸、交付時間？”
“啊？”陳雅文沒想到我會問這么細，“就普通的紅領巾就行，什么時候都行。”
“明天可以嗎？”我問。
“可以可以。”陳雅文擺擺手，滿臉都寫著“趕緊滾”。
我拉著蘇晨轉身就走。
走到校門口，我聽見身后陳雅文對其他家長說:“看見沒，這才叫配合學校工作。有些家長就知道護短，孩子能教育好才怪。”
我握緊了蘇晨的手。
兒子抬頭看我，眼眶還是紅的:“媽媽，真的要買那么多嗎？”
“買。”我說，“媽媽答應的事，一定做到。”
回到家已經晚上七點了。
我給蘇晨熱了飯菜，自己打開電腦，登錄了班級家長群。
群里已經炸開了鍋。
陳雅文發了一條長長的通報:
“各位家長，今天我們班因為蘇晨同學忘戴紅領巾被扣5分，與文明班級失之交臂。希望各位家長引以為戒，加強對孩子的教育，不要因為一個人影響整個集體。”
底下是一長串的回復。
“陳老師辛苦了！”
“支持老師嚴格管理！”
“我們家孩子每天都檢查三遍，就怕給班級丟臉。”
“蘇晨家長應該好好反省反省。”
我冷笑著往上翻聊天記錄。
這個群一共53個人，除了陳雅文，就是52個家長。
但真正說話的，永遠就是那么十幾個。
正看著，私聊窗口突然彈出一條消息。
是一個叫“王雅”的家長。
“林女士，您方便聊幾句嗎？”
我回了個“方便”。
很快，王雅發來一長段語音。
“林女士，我知道您今天肯定心里不好受。”王雅的聲音壓得很低，“但我得提醒您，陳老師這樣做，不是第一次了。”
我心里一緊，立馬回復:“怎么說？”
王雅又發來一段語音:“上個月，我們家樂樂忘帶數學作業本，陳老師讓他把當天的課文抄50遍。50遍啊！樂樂寫到半夜一點，手都抖了。”
“還有李夢家的孩子，有一次紅領巾皺了，陳老師讓她在教室后面站了一整天，連午飯都不讓吃。”
“更過分的是張浩，他有一次上課回答問題聲音小了點，陳老師罰他在全班面前唱歌，一唱就是一節課，孩子現在看見老師都害怕。”
我握著手機，指節都發白了。
“那你們沒跟學校反映過？”我問。
王雅嘆了口氣:“反映了，找過校長。但陳老師是年級組長，她帶的班年年都是第一名，學校特別器重她。校長說這是老師的教學方法，讓我們理解。”
“后來我們幾個家長私下討論，想聯名投訴。”
王雅的聲音更低了，“但陳老師不知道怎么知道了，專門在群里陰陽怪氣地說，有些家長就知道給老師添麻煩，這樣的家長教育出來的孩子能好到哪里去。”
“大家都怕孩子在學校被穿小鞋，只能忍了。”
我深吸一口氣:“她的背景很硬？”
“聽說她老公是教育系統的，具體什么職位我也不清楚。”
王雅說，“林女士，您小心點，別跟她硬碰硬。”
我回了句“謝謝”，關掉了聊天窗口。
背景硬？
我冷笑一聲。
正想著，蘇晨推門進來了。
“媽媽，我能跟您說說話嗎？”
我拍拍床邊:“來，坐。”
蘇晨坐下，低著頭玩手指:“媽媽，對不起，我給您添麻煩了。”
“傻孩子，這不是你的錯。”我摟住他。
蘇晨靠在我肩上，聲音悶悶的:“媽媽，您知道嗎，我們班每天早上都要檢查。”
“檢查什么？”
“紅領巾、校徽、指甲、頭發，還有書包里的東西。”蘇晨掰著手指頭數，“陳老師說了，我們是年級最優秀的班級，不能有一點瑕疵。”
“她還讓我們互相監督，誰發現同學違規就舉報。”
蘇晨的聲音越來越小，“上周李明的紅領巾松了一點，就被同桌告訴了老師，陳老師讓他在講臺上站了兩節課。”
我的心揪成一團。
“那你為什么今天忘了戴？”
蘇晨的眼眶又紅了:“我昨晚復習數學到12點，早上起晚了，走得太急……媽媽，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我輕輕拍著他的背，“媽媽相信你。”
“媽媽，我們真的要買60條紅領巾嗎？”蘇晨抬起頭看我。
我看著兒子那雙帶著期待又害怕的眼睛，溫柔地說:“媽媽答應的事，一定會做到。”
“但是……”
“沒有但是。”我打斷他，“你只要記住，媽媽會保護你，永遠。”
蘇晨用力點點頭。
等他睡下，我重新打開電腦。
凌晨一點，我給幾個人打了電話。
第一個電話，是我大學同學，現在在心理咨詢中心工作。
“小雅，幫我查查，這種教育方式對孩子的心理影響。”
第二個電話，是我的律師朋友。
“老李，幫我查查《教師法》和《未成年人保護法》里，關于變相體罰的條款。”
第三個電話，打給了一家特殊的禮品定制公司。
“我要定制60條紅領巾，真絲材質，每條配一個精美禮盒。”
“對，每條紅領巾都要附帶一張卡片。”
“卡片上的內容？我發郵件給你。”
掛斷電話，我看著電腦屏幕，嘴角扯出一個冷笑。
陳雅文。
這場游戲，才剛剛開始。
第二天一早，我約了幾個家長在學校附近的咖啡廳見面。
來的都是王雅昨天提到的那幾個孩子的家長。
“林女士，您找我們有事？”李夢媽媽小心翼翼地問。
我開門見山:“我想了解一下，陳老師平時在班里都怎么管孩子的。”
幾個家長面面相覷。
最后還是王雅先開口:“林女士，您是真想知道，還是隨便問問？”
“我想知道所有的細節。”我說。
王雅嘆了口氣:“那我就實話實說了。”
“我們家樂樂，上學期被罰抄課文50遍那次，寫到手都腫了。”王雅紅著眼眶說，“我去找陳老師，她說這是為了讓孩子長記性。”
“后來樂樂開始做噩夢，總夢見老師罰他。”
“我帶他去看心理醫生，醫生說孩子有輕度焦慮癥。”
李夢媽媽接過話:“我們家孩子更嚴重，那次站了一整天后，回家就發燒了。”
“我問她為什么不跟老師說不舒服，她說陳老師不許。”李夢媽媽的聲音哽咽了，“她說陳老師說了，違反紀律就要接受懲罰，不許講條件。”
“從那以后，我女兒每天早上都要檢查好幾遍紅領巾，生怕哪里不對。”
張浩爸爸也說話了:“我兒子那次被罰唱歌，回來整整一個星期不說話。”
“我問他怎么了，他說他丟人了，全班都笑他。”
“他現在上課從來不敢舉手，生怕回答錯了又被罰。”
我聽著，手里的咖啡杯握得越來越緊。
“你們找過學校嗎？”我問。
“找過。”王雅苦笑，“校長說陳老師的班級成績是年級第一，這是嚴師出高徒。”
“我們說這是體罰，校長說這是教育方法，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風格。”
“關鍵是陳老師的背景硬啊。”李夢媽媽壓低聲音，“聽說她老公在教育局，職位還不低。”
“有一次有個家長投訴她，第二天那個家長的孩子就被調到了最后一排，陳老師還經常在課上陰陽怪氣。”
“后來那個家長只能給孩子轉學了。”
我放下咖啡杯:“所以你們都不敢說？”
幾個家長沉默了。
“我們也想說，但是孩子還要在她手下讀書啊。”王雅的眼淚掉下來，“萬一她報復孩子怎么辦？”
我深吸一口氣:“如果有人站出來呢？”
“誰敢？”張浩爸爸搖頭，“林女士，不是我們膽小，實在是惹不起。”
我看著他們，突然笑了:“那如果是我呢？”
幾個家長愣住了。
“林女士，您……”
“我會處理這件事。”我說，“但我需要你們的配合。”
“怎么配合？”王雅問。
“把孩子被罰的證據都整理出來，照片、聊天記錄、醫院診斷，能找到的都找出來。”
“還有。”我看著他們，“如果到時候需要你們作證，你們愿意嗎？”
幾個家長互相看了看。
最后王雅咬咬牙:“我愿意！我不能讓兒子再這樣下去了！”
“我也愿意。”李夢媽媽說。
“算我一個。”張浩爸爸也點頭。
我站起來，跟他們一一握手:“謝謝你們的信任。”
“但是林女士，您打算怎么做？”王雅問，“陳老師可不是好惹的。”
我笑了笑:“你們等著看就行。”
離開咖啡廳，我直接去了律師事務所。
老李已經把相關法律條款都打印出來了。
“你看這條。”他指著其中一頁，“《教師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教師體罰學生，由所在學校、其他教育機構或者教育行政部門給予行政處分或者解聘。”
“還有這條。”他又翻了一頁，“《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二十一條，學校不得對未成年學生和兒童實施體罰、變相體罰。”
“罰買60條紅領巾，算變相體罰嗎？”我問。
“當然算。”老李說，“這是變相的經濟懲罰，而且數額明顯不合理。”
“更何況，她還當眾羞辱學生，這也是心理傷害。”
我點點頭，把資料收好。
下午三點，定制公司打來電話:“林女士，您要的紅領巾做好了。”
“我馬上過去。”
定制公司的倉庫里，60個精美的禮盒整齊地擺放著。
每個禮盒都是深紅色的，上面燙著金色的大字。
我打開其中一個。
紅領巾是真絲材質，手感順滑，在燈光下泛著柔和的光澤。
每條紅領巾旁邊，放著一張精美的卡片。
卡片正面印著:
“材質:100%桑蠶絲”
“產地:蘇州”
“單價:300元”
我翻到背面，看著上面打印的那段話，滿意地笑了。
“林女士，這些紅領巾……”老板好奇地問，“是要送人嗎？”
“送人。”我說，“送給一個需要上一課的人。”
老板雖然不明白，但還是幫我把所有禮盒都裝進了大箱子里。
60條紅領巾，60個禮盒，裝了整整60個大箱子。
“明天早上9點，準時送到這個地址。”我把學校地址給他。
“還有，每輛貨車上都要掛橫幅。”
“橫幅上寫什么？”
我報了一串字:“五年級三班蘇晨同學向學校捐贈紅領巾60條。”
老板愣了一下，但還是記下了。
看見我，他立馬跑過來:“媽媽，紅領巾買好了嗎？”
“買好了。”我摸摸他的頭。
“是……是普通的紅領巾嗎？”他小心翼翼地問。
我笑了:“你明天就知道了。”
“媽媽，同學們會不會更笑我？”蘇晨的聲音有些顫抖。
我蹲下來，看著他的眼睛:“晨晨，你記住，被嘲笑不是你的錯，欺負人才是錯的。”
“媽媽以前也是老師，知道嗎？”
蘇晨睜大眼睛:“真的？”
“真的。”我說，“媽媽以前在大學教書，專門研究怎么教育孩子。”
“那您為什么不教了？”
“因為媽媽想做更多的事。”我說，“教育不只是在學校，還可以用很多方式幫助孩子。”
蘇晨似懂非懂地點點頭。
我站起來，看著窗外:“明天，媽媽就讓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教育。”
晚上九點，班級群里突然響了。
是陳雅文發的消息。
“@林女士，明天紅領巾能送到嗎？”
我看著這條消息，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等了五分鐘，我才慢悠悠地回復:“明天上午9點，準時送達。”
陳雅文秒回:“那就好，我還以為林女士忘了呢。”
緊接著，她在群里又發了一條:“各位家長，明天蘇晨同學會給班級送來60條紅領巾，這是他為班級做的貢獻，大家要向他學習。”
底下又是一片附和聲。
“蘇晨真棒！”
“這才是為班級做貢獻嘛。”
“林女士真是大方。”
我看著這些消息，沒有回復。
倒是王雅私聊我:“林女士，真的要送嗎？”
我回她:“嗯，明天你來學校門口，會有好戲看。”
王雅發了一串問號，但我沒再解釋。
放下手機，我仔細檢查了一遍所有的準備。
60條真絲紅領巾，每條300元，總共18000元。
60個精美禮盒，每個禮盒上都印著金字。
60張卡片，每張卡片上都寫著那段話。
還有明天的三輛貨車，和車上的橫幅。
一切都準備妥當。
夜里十二點，蘇晨突然敲我的門。
“媽媽，您還沒睡嗎？”
“怎么了，睡不著？”
蘇晨坐到我床邊:“媽媽，您真的要送那么多紅領巾嗎？”
“嗯。”
“會不會……會不會太多了？”他小聲說，“同學們會不會覺得我是在炫耀？”
我摟住他:“晨晨，媽媽問你，如果有人欺負你，你會怎么辦？”
“我……我不知道。”
“如果你不反抗，他們就會一直欺負你。”我說，“但反抗不是用拳頭，而是用正確的方法。”
“什么是正確的方法？”
“你明天就知道了。”我摸摸他的頭，“睡吧，明天會是很特別的一天。”
送走蘇晨，我又給老李打了個電話。
“明天早上9點，你能來學校一趟嗎？”
“出什么事了？”老李問。
“沒事，就是可能需要你做個見證。”我說，“對了，幫我聯系一下教育局督導室，就說有舉報材料要提交。”
老李沉默了幾秒:“你動真格的？”
“當然。”我說，“欺負我兒子，就要付出代價。”
掛斷電話，我打開電腦，開始寫舉報信。
我把這幾天收集的所有證據都整理出來。
王雅提供的樂樂的醫院診斷證明。
李夢媽媽保存的孩子被罰站的照片。
張浩爸爸錄下的孩子被罰唱歌的錄音。
還有其他幾個家長提供的聊天記錄、罰款收據。
我把這些都整理成一份詳細的材料，連同法律條款一起，發給了教育局督導室的郵箱。
凌晨兩點，我終于躺下。
閉上眼睛，腦海里浮現的是陳雅文那張得意的臉。
明天，你就笑不出來了。
第二天早上七點半，我就起床了。
給蘇晨準備好早飯，我特意給他系好了紅領巾。
“媽媽，今天我帶了紅領巾。”蘇晨小聲說。
“嗯，很好。”我說，“但記住，即使哪天忘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送蘇晨到學校門口，我沒有馬上離開。
而是在校門口對面的咖啡廳坐下，點了杯咖啡，看著學校大門。
八點五十分，王雅、李夢媽媽、張浩爸爸都來了。
他們看見我，立馬走過來。
“林女士，真的要今天嗎？”王雅有些緊張。
“嗯。”我看了眼時間，“還有十分鐘。”
九點整，三輛大貨車緩緩開進了學校門口。
每輛車上都掛著鮮紅的橫幅。
“五年級三班蘇晨同學向學校捐贈紅領巾60條”
這幾個大字在陽光下格外醒目。
校門口瞬間圍滿了人。
學生、家長、老師，都好奇地看著這三輛車。
“這是干什么？”
“捐贈紅領巾？60條？”
“是蘇晨？五年級三班的那個蘇晨？”
議論聲此起彼伏。
我站起來，走向學校。
貨車司機已經開始卸貨了。
一個個精美的大箱子被搬下來，整齊地擺放在校門口。
每個箱子都有一米見方，深紅色的外包裝，上面印著燙金大字:
“五年級三班陳雅文老師指定，蘇晨家長捐贈”
人群里傳來驚呼聲。
“這么大的箱子？”
“一條紅領巾要這么大個箱子？”
“這得多貴啊？”
我看見陳雅文從教學樓里跑出來。
她看見這些箱子，臉上的表情從驚訝變成了疑惑。
“這……這是什么？”她走到我面前。
“陳老師要的60條紅領巾。”我微笑著說，“您不是說讓我買嗎？”
陳雅文看著那些箱子，眉頭皺得越來越緊:“我……我就是讓你買幾條普通的紅領巾，哪用得著這么大的陣仗？”
“陳老師，您當時可沒說要普通的。”我拿出手機，播放昨天錄的音。
陳雅文的聲音清晰地傳出來:“60條，怎么了？林女士，我知道您是開公司的，這點錢對您來說應該不算什么吧？”
她的臉色瞬間變了。
“我……我不是那個意思……”
“那陳老師是什么意思？”我的聲音依然平靜，“您說要60條，我就買了60條，有什么問題嗎？”
圍觀的人越來越多。
有人已經開始拍照了。
陳雅文顯然也意識到不對勁，她壓低聲音:“林女士，咱們進去說？”
“不用。”我說，“既然是捐贈給班級的，就在這里打開吧，讓大家都看看。”
我走到第一個箱子前，打開了蓋子。
里面是一個精美的紅色禮盒。
我拿起禮盒，當眾打開。
紅領巾在陽光下泛著柔和的絲光。
“這……這是真絲的？”有人驚呼。
我拿起旁邊的卡片，大聲念出來:
“材質:100%桑蠶絲”
“產地:蘇州”
“單價:300元”
全場瞬間安靜了。
“300元一條？”
“60條就是18000？”
“我的天，這……”
議論聲像炸開的鍋。
陳雅文的臉色已經完全變了，從白到紅，又從紅到青。
她伸手想搶過卡片，但我已經翻到了背面。
“卡片背面還有字。”我清了清嗓子，繼續念: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學校、其他教育機構或者教育行政部門給予行政處分或者解聘——”
“其中第二款:體罰學生，經教育不改的。”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學校、幼兒園的教職員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不得對未成年學生和兒童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有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
我的聲音在清晨的校園里格外清晰。
每個字都像一記重錘，砸在陳雅文身上。
她的臉色煞白，整個人都在顫抖。
“我……我沒有體罰……”她的聲音都變了調。
“沒有體罰？”我冷笑一聲，“陳老師，您讓一個8歲的孩子因為忘戴紅領巾，就罰買60條，這不是變相體罰是什么？”
“我……我就是讓他準備幾條備用的……”陳雅文試圖辯解。
“幾條？”我打斷她，“您的原話是60條，我這里有錄音。”
我再次播放了那段錄音。
陳雅文的聲音清清楚楚:“60條，怎么了？”
“而且。”我看向周圍的家長，“陳老師這樣的'教育方式'，不只用在我兒子一個人身上吧？”
王雅立馬站出來:“我可以作證！”
“我兒子上個月忘帶作業本，被陳老師罰抄課文50遍，寫到半夜一點，手都腫了！”
李夢媽媽也站出來:“我女兒因為紅領巾皺了，被罰站一整天，連飯都不讓吃！”
張浩爸爸緊隨其后:“我兒子上課回答問題聲音小，被罰在全班面前唱歌，一唱就是一節課，回家整整一周不說話！”
越來越多的家長站了出來。
“我們家孩子也被罰過！”
“陳老師動不動就罰，孩子都怕得不敢上學了！”
“我們想投訴，但她背景硬，我們不敢！”
陳雅文的臉色越來越難看。
她環顧四周，看著那些曾經在她面前唯唯諾諾的家長，此刻都站出來指責她，眼里閃過一絲慌亂。
“你們……你們胡說！”她提高了聲音，“我這都是為了孩子好！嚴師出高徒，你們懂不懂？”
“為了孩子好？”我走到她面前，“那請問陳老師，把孩子罰到心理出問題，也是為了他們好？”
我從包里拿出一沓資料，一張張展開。
“這是王雅兒子的心理咨詢診斷書，輕度焦慮癥。”
“這是李夢女兒的醫院證明，因為長時間站立導致低血糖暈倒。”
“這是張浩的心理輔導記錄，因為在學校被羞辱，出現自卑傾向。”
“還有這些。”我又拿出一沓照片和聊天記錄，“都是您'為了孩子好'的證據。”
圍觀的人群里，有人開始拍照錄像。
有人已經在小聲議論:“原來她一直這樣啊……”
“我說我家孩子怎么越來越不愛說話……”
“這還是老師嗎？這是在折磨孩子！”
就在這時，人群后方傳來一個威嚴的聲音:
“都在這里做什么？”
所有人回頭看去。
陳雅文的臉色瞬間變得煞白，身體明顯顫抖起來。
我看向來人，嘴角微微上揚。
來得正好，這位，可是我特意請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