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創(chuàng)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chuàng)作，請勿與現(xiàn)實關聯(lián)
我拖著一個褪色的尼龍行李箱，手里那張飛往迪拜的機票被汗水浸得發(fā)軟。二十九歲，兜里揣著東拼西湊的八萬塊錢，身后是漸漸模糊的東北平原。
父親沒來送我。出門前他往我手里塞了個布包，里面是五千塊錢和一張字條：“闖不出名堂就別回來，丟人。”
那五千塊是他蹬三輪車攢了兩年的。
發(fā)小在安檢口拍了拍我肩膀：“到了那邊，挨打要站直，挨餓要閉嘴。”
飛機降落時，窗外是望不到邊的金色沙漠。迪拜的熱風像一堵滾燙的墻，撞得人喘不過氣。發(fā)小帶我去德拉區(qū)的建材市場，那里有他認識的福建老板。
第一份工是搬瓷磚。每天早上五點開工，一箱瓷磚三十公斤，我一天要搬三百多箱。中午工地溫度超過五十度，工服濕了干、干了濕，結出一層白色鹽漬。晚上回到八人合租的鐵皮房，躺下時全身骨頭像散了架。
這份工一個月能掙九千人民幣，比我在沈陽工廠多三倍。
工棚里住著十幾個中國工人。一個干了十年的老工友說：“在這兒想活下來，你得比印度人能熬，比巴基斯坦人能忍，還得學會跟本地人打交道。”
我把這話記住了。
第二個月，我開始學阿拉伯語。白天干活時偷聽本地工頭說話，晚上抱著從舊書攤淘來的教材一個字一個字啃。舌頭打結，發(fā)音古怪，工友笑我“驢叫”。我不吭聲。
兩年后，我已經(jīng)能用阿拉伯語跟供應商討價還價。對方瞪大眼睛：“你是中國人？我以為你是敘利亞來的。”
我知道機會來了。
2014年，我開始接私活。有客戶看我貼瓷磚手藝好，私下問我：“能不能來我家干？工錢加倍。”
第一家是個本地商人的別墅。主人叫哈立德，做建材批發(fā)的。他站在旁邊看了我一整天，完工后遞給我一瓶冰水：“你和別人不一樣。”
“哪里不一樣？”
“你會在墻角留伸縮縫，會把切割的碎渣掃干凈，會在收工前檢查三遍。”他說，“大多數(shù)工人只想著快點拿錢走人。”
那天他多給了我八百迪拉姆。更重要的是，他給了我電話：“有活兒找你。”
哈立德成了我在迪拜的第一個貴人。接下來兩年，我白天在市場干活，晚上和周末去接私活。他介紹的都是本地有錢人，我給他們鋪大理石、做櫥柜、裝吊頂。口碑慢慢傳開了。
2016年，我攢夠本錢，加上借的錢，注冊了第一家裝修公司——絲路裝飾。店面在建材市場旁邊，招牌是自己釘?shù)哪景澹⒘思t漆，寫上中文和阿拉伯文。
開業(yè)那天，哈立德送了個花籃。他看著招牌說：“你知道在迪拜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搖頭。
“關系。”他拍拍我的肩，“但光有關系不夠，你需要‘根’。”
我沒聽懂。
三個月后懂了。公司接到第一個大單，給一個本地家族裝修豪宅。合同簽了，圖紙定了，我?guī)Чと诉M場。結果對方家族長輩突然出現(xiàn)，說我沒有本地擔保人，不能接這種項目。
合同作廢，違約金也要不回來。
我去找律師，律師看完合同嘆氣：“在迪拜，外國人想做大規(guī)模生意，必須有本地合伙人或擔保人。這是規(guī)矩。”
“那我找。”
“找誰？”律師反問，“你在這兒有家族嗎？有根基嗎？”
我說不出話。
那晚我坐在空蕩蕩的辦公室里，看著墻上的設計圖，想起父親那句話：“人在外面，該低頭時就低頭。”
第二天我去找哈立德。他聽完沉默很久，然后問：“你結婚了嗎？”
“沒。”
“想過在這兒娶妻生子嗎？”
我愣住。
哈立德給我倒了杯紅茶：“在迪拜，婚姻是兩個家族的事。你想扎根，想把生意做大，就得成為‘自己人’。”
他頓了頓：“我有個表妹，叫阿伊莎，三十一歲，還沒結婚。”
我心里一跳。
哈立德看著我的眼睛：“別覺得這是交易。在這兒，婚姻就是最牢固的生意。”
那晚我失眠了。想起老家說過的親事，想起父親催婚的嘮叨，想起自己來迪拜的初衷。
我不是為愛情來的。
我是為掙錢，為讓父親閉上那張罵我沒用的嘴，為證明自己不是廢物。
如果婚姻能幫我，有什么不可以？
一周后，我見到阿伊莎。她穿黑色長袍戴頭巾，只露一雙眼睛。那眼睛很銳利，看我的樣子像在估價。
我們在哈立德家的客廳見面，有長輩在場。阿伊莎用阿拉伯語問：“為什么想娶我？”
我用學了兩年的阿拉伯語回答：“我想在這兒扎根，想把生意做大。你能幫我，我也能幫你家族。”
她沉默幾秒，點頭：“至少誠實。”
三個月后我們結婚。婚禮按當?shù)亓曀邹k，來了百來個客人，都是阿伊莎家族的人。我穿租來的白袍，坐在地毯上聽阿訇念經(jīng)。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像個局外人。
但當阿伊莎摘下面紗，我看到她眼中的堅定。她湊近低聲說：“陳永強，從今天起，我們是合作伙伴。”
婚后，阿伊莎幫我打通建材供應鏈。她帶我去見家族控制的供應商，價格比市場低兩成，賬期多一個月。她還把名字加進公司股東名單：“現(xiàn)在你有本地合伙人了。”
我們的婚姻沒有浪漫，只有效率。她住主臥，我住客房，平時各忙各的，只在家族聚會和商業(yè)場合扮夫妻。這樣反而輕松。
公司生意好起來，我接到幾個像樣的項目，開始真正賺錢。
2018年，我認識第二個妻子——努拉。
那是在裝修一套海濱豪宅時。房主是個七十多歲的老商人，做房地產生意。努拉是他女兒，三十三歲，離過婚，帶兩個孩子。
她第一次來工地檢查，穿深灰色長袍，說話直接：“吊頂弧度不對，重做。”“地板色差太大，全換。”“浴室瓷磚空鼓，撬了重貼。”
她指出十幾處問題，每處都確實存在。我沒爭辯，讓工人按她說的改。
她看著我：“你不生氣？”
“你說得對，我為什么生氣？”
她愣了下，笑了：“你是第一個不跟我吵的包工頭。”
工程完工后，她請我喝茶。在她父親家的露臺上，她問：“你在迪拜多久了？”
“六年。”
“為什么留下？”
“掙錢。”
她點頭：“誠實。”然后突然問：“你愿意娶我嗎？”
我差點嗆到。
她看著我的反應，嘴角帶點嘲諷：“別緊張，不是愛上你。我需要丈夫，給孩子父親的名分，給家族交代。你需要什么？”
我沉默幾秒：“我需要進房地產裝修，需要大項目。”
“那合作。”她伸出手，“我父親家族在房地產有話語權，我能幫你拿項目。作為交換，你要對孩子好。”
我握住她的手。
三個月后我們結婚。婚禮更簡單，只兩家人參加。阿伊莎作為大妻出席，看努拉的眼神復雜，但沒說話。
按教法，丈夫要對所有妻子一視同仁。我給努拉在公司附近租了公寓，每周去住兩三天。她的孩子，一個九歲一個七歲，開始很排斥我。我不強求，每次帶禮物，陪他們玩。慢慢他們叫我“爸爸”。
努拉看到，眼圈紅了：“謝謝。”
我知道她謝的不是禮物。
婚后，努拉幫我拿到幾個高端住宅區(qū)項目。她父親家族在迪拜開發(fā)了好幾個樓盤，裝修業(yè)務全給我。公司規(guī)模擴大，我注冊了第二家分公司。
2020年，認識第三個妻子——梅拉姆。
在一次慈善晚宴上。迪拜富人愛做慈善，我作為華人企業(yè)代表參加。梅拉姆是志愿者，二十七歲，笑容甜。
她主動搭話：“你是那個中國裝修公司老板？我聽說過你。”
“聽說過我？”
“當然，華人圈里你很有名。”她眨眨眼，“聽說你娶了兩個本地妻子？”
我點頭。
她笑：“那還缺第三個嗎？”
我以為開玩笑，但她是認真的：“我父親是市政廳官員，你娶我，公司資質審批會快很多。”
她說得像談生意。我問：“你為什么嫁我？”
“我父親欠債，家里需要錢。”她低頭，“我知道這很現(xiàn)實，但沒選擇。”
我看著她想，當初揣八萬塊來迪拜的自己，不也為錢什么都愿做嗎？
我答應了。
阿伊莎和努拉對梅拉姆加入沒大反應。她們習慣了這模式。我給梅拉姆在市中心買小公寓，每周去住一兩天。她很乖，不過問我其他家庭，不抱怨陪她時間少。
婚后，公司資質審批確實快多了。原本三個月的流程，現(xiàn)在兩周搞定。梅拉姆父親幫我打通關節(jié)，那些卡死的章蓋得飛快。
到2022年，我有三家裝修公司，員工近百人。公司接過地鐵站內裝和幾家五星酒店翻新。華人圈里有人羨慕我，有人背后說我“靠女人上位”。
我聽到，不辯解。他們沒說錯。
在迪拜，婚姻就是最穩(wěn)的生意。
2023年，我遇到第四個女人——薩拉。但這次不一樣。
她是我公司會計，二十九歲，父親早逝，獨自供弟弟讀大學。她干活認真，從不出錯，話少。
我注意到她，是有次她加班到凌晨三點，為對出三百迪拉姆差額對賬三遍。我問：“何必這么較真？”
她抬頭，眼睛充血：“這是您的公司，我不能讓您虧一分錢。”
我心里暖了下。
我開始留意她。她每天早到晚走，午飯在工位解決。工資發(fā)下來馬上存，只留最低生活費。有次我看到她手機屏保是個少年，問：“你弟弟？”
她點頭，眼神溫柔：“他讀大學，成績好，我想送他去德國留學。”
“你母親呢？”
“改嫁了，不管我們。”她說得平靜，但我聽出苦澀。
那天下班我叫住她：“薩拉，你愿意嫁我嗎？”
她愣住，手里文件夾掉地上。
“我知道我有三個妻子，你會委屈。”我說，“但我保證對你好，也供你弟弟讀書。”
她撿文件夾，低頭聲小：“我……配不上您……”
“不是配不配。”我說，“你是第一個讓我覺得該珍惜的人。”
這是實話。阿伊莎、努拉、梅拉姆，婚姻都建在利益上。只有薩拉，讓我感到點真心。
她哭了，眼淚掉地上。最后點頭。
我們婚禮簡單，只請幾個近友。阿伊莎、努拉、梅拉姆都來了，送禮，表情復雜，但沒反對。
我給薩拉在公司旁買公寓，緊挨辦公室。這樣她上下班方便，我也能常看她。她弟弟感激我，叫“姐夫”，我讓他叫“哥”。我資助他去德國，他爭氣，成績一直前幾名。
薩拉知道后，抱著我哭很久：“永強哥，你是我這輩子遇過最好的人。”
我摸她頭，心里說不清什么滋味。
到2024年，我在迪拜生活完全穩(wěn)定。三家公司年凈利過兩百萬美元。四個女人各司其職，相處還算和諧。
阿伊莎管建材供應和大客戶，性格強勢，說一不二。努拉管項目和財務，心思細，滴水不漏。梅拉姆管政府關系和資質，八面玲瓏。薩拉管行政和賬目，踏實認真。
我像陀螺在四個家轉。周一周三在阿伊莎那，周二周四在努拉那，周五在梅拉姆那，周末在薩拉那。累，但充實。
我以為日子會一直這樣過。
直到2025年3月那晚。
我在工地監(jiān)工。這是努拉父親家族的新項目，四十層公寓樓，內裝全包給我們。我在查二十五樓進度，手機響了。
屏幕上顯示妹妹陳永梅的名字。我心里一緊。永梅很少主動打電話，除非家里出事。
我走到樓梯間接電話。
“哥！”
她在那頭哭，“爸……爸進ICU了……”
我腦子嗡一聲。
“什么時候？”
“今天下午，爸說胸痛，送醫(yī)院，醫(yī)生說是急性心梗……”她哽咽，“醫(yī)生說很危險，讓準備后事……”
我握手機的手發(fā)抖。
“馬上回。”
掛電話，我站在樓梯間，腦子空白。沖出工地，打車直奔公司。
辦公室，薩拉還在加班。看我沖進來，她嚇一跳：“永強哥，怎么了？”
“回國，現(xiàn)在就走。”我開保險柜拿護照和文件，“訂最快航班。”
“出什么事了？”她站起，眼神擔心。
“我爸病危。”
她立刻開電腦，手指飛快敲鍵盤：“最快航班明早六點，經(jīng)莫斯科轉，二十二小時到沈陽。”
“訂。”
她訂好票，問：“公司怎么辦？”
我深呼吸，強迫冷靜。
“馬上通知阿伊莎、努拉、梅拉姆，明早九點來公司開會。”
“好。”
回到家收拾行李。阿伊莎從主臥出來。
“怎么了？”
“我爸病危，得回國。”我往箱塞衣服，“公司要你們幫忙。”
她皺眉：“走多久？”
“不知道，兩月，或更久。”
“公司呢？”
“明早你們四個來公司，我安排。”
她沉默幾秒，點頭：“我通知。”
第二天早五點，我到公司時四個女人都到了。阿伊莎穿黑職業(yè)裝，表情嚴肅。努拉抱文件夾，眼神專注。梅拉姆化淡妝，顯疲憊。薩拉眼圈紅，明顯哭過。
我站辦公桌前看她們。
“我爸病危，我不知要走多久，短兩月，長半年。我不在時，公司靠你們。”
我從抽屜拿出三家公司公章和財務章。
“阿伊莎，你拿主公司章。”我遞她一套，“所有大項目你定。”
阿伊莎接章，點頭。
“努拉，你拿第二公司章。”我又遞一套，“財務你全權，所有支出你審。”
努拉接章，表情認真：“我會守好賬。”
“梅拉姆，你管對外關系協(xié)調。”我看她，“資質續(xù)簽、政府審批、客戶關系，都你。”
梅拉姆點頭：“明白。”
“薩拉，你管行政和內務。”我最后看她，“員工工資、工地監(jiān)督、材料采購，你盯。”
薩拉眼眶又紅，但忍住，用力點頭：“我會。”
我深呼吸：“我最多兩月回。公司正常運營，大事等我回再定。你們四個互相配合，別鬧矛盾。”
阿伊莎突然開口：“要出意外呢？”
“什么意外？”
“比如客戶違約，工程出問題，有人找麻煩。”她盯我，“你不在，我們怎么辦？”
我沉默幾秒。
“那你們四個商量。”我說，“我信你們。”
這話一出，四個女人都愣住。她們從沒聽我說“我信你們”。之前我從不信她們管大事。婚姻是婚姻，生意是生意，我分得清。但現(xiàn)在，我沒選。
機場安檢前，薩拉追來。她遞我保溫杯：“路上喝熱水，別喝涼的。”
我接杯子，看她紅腫的眼。
“別哭，我很快回。”
她搖頭，淚掉下：“我不怕你不回，我怕……怕你回時，公司沒了……”
“不會。”我摸她頭，“有你們在，不會。”
飛機起飛時，我透過舷窗看變小的迪拜。那沙漠城市已是我第二個家。但現(xiàn)在，我只想快回第一個家。回那座東北城市，回那個胸痛得厲害的老人身邊。
莫斯科轉機時，我給妹妹打電話。
“爸怎樣？”
“還在ICU，醫(yī)生說手術了，放三個支架。”永梅聲啞，“暫時穩(wěn)，但要觀察。”
我松口氣。
“別擔心，我明下午到。”
“哥，你在那邊……都好吧？”永梅突然問。
“挺好，放心。”
“我聽說你……娶了幾個老婆？”她語氣試探。
我愣下。
“嗯，四個。”
電話那頭沉默幾秒。
“哥，你……幸福嗎？”
我不知怎么答。幸福是什么？是掙到錢？是有地位？還是……
“我挺好，真的。”我最后說，“別擔心我，照顧好爸。”
飛機降落在沈陽桃仙機場，晚上八點。出機場，熟悉的干燥空氣撲面。東北的味道，是燒烤的炭火味，是松針的苦味，是我記憶里永遠的味道。
我直奔醫(yī)院。ICU探視時間只半小時，我穿隔離服進病房。父親躺病床上，臉慘白，身上插滿管子。看我，他眼亮了下，嘴唇動，想說話。
“爸，別說話。”我握他手，“我回了。”
他眨眼，眼角流滴淚。我轉頭，不敢讓他看我也在哭。
那晚我在醫(yī)院走廊長椅坐一夜。妹妹陳永梅帶換洗衣服和吃食來。她瘦多了，眼下很深黑眼圈。
“你回休息，我守。”我說。
“我不困。”永梅握我手，“哥，你在國外過得好，我們都高興。但你要照顧好自己。”
我點頭，喉嚨緊，說不出話。
父親在ICU住一周，轉普通病房。醫(yī)生說手術成功，但心功能已損，要長期康復吃藥。
“至少要靜養(yǎng)半年，別累，別激動。”醫(yī)生叮囑。
我每天推父親輪椅在醫(yī)院花園散步。一月過去，父親身體好些，但醫(yī)生說還不能出院。
我每周和公司視頻會議，了解情況。
開始一切正常。阿伊莎報項目進度：“地鐵站項目完成八成，酒店翻新進收尾。”努拉整財務報表：“上月營收三百萬美元，凈利五十萬，現(xiàn)金流足。”梅拉姆辦資質續(xù)簽：“三家公司執(zhí)照資質都續(xù)了，沒問題。”薩拉報日常運營：“工資按時發(fā)，采購正常，工地沒事故。”
我松口氣。看來她們管得不錯。
但到第三月，情況變了。那視頻會議，阿伊莎遲到十分鐘。她現(xiàn)屏幕上時表情疲憊。
“抱歉，剛處理急事。”
“什么事？”我問。
“客戶突然要改設計，我在溝通。”她語氣不耐，“沒什么大事，解決了。”
但我覺得不對。阿伊莎從不在會議遲到，也不會用“沒什么大事”敷衍。
我問努拉：“財務有問題嗎？”
努拉看眼阿伊莎，說：“賬目都在，你放心。”
“我不是問在不在，是問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努拉語氣生硬，“你要不放心，自己看報表。”
這不象努拉。她平時匯報很詳，從不敷衍。
我又問梅拉姆：“政府關系呢？”
“都挺好，沒事。”梅拉姆笑，但笑勉強，“你在國內安心照顧叔叔，別擔心這邊。”
我看薩拉：“你呢？有什么要說？”
薩拉低頭，沉默幾秒，說：“我……我這邊都正常……”
但她眼神躲閃，明顯有事瞞。
“薩拉，你看我。”
她抬頭，眼眶紅。
“永強哥……你……早點回吧……”
“到底怎么了？”
“沒……沒什么……”她咬唇，“就是……想你……”
視頻那頭，阿伊莎冷哼。努拉和梅拉姆表情也微妙。
我意識她們間肯定發(fā)生了什么。但她們不愿說，我在國內幫不上忙。
掛視頻后，我給薩拉單獨打電話。
“公司到底出什么事？”
她沉默很久，說：“永強哥，我不能說……你……還是快回吧……”
“為什么不能說？”
“因為……因為她們不讓我說……”她聲帶哭腔，“我怕……怕我說了，事更糟……”
我心里涌不安。
“薩拉，你告訴我，是不是公司出問題？”
“我……不知……”她哭起，“我只知……她們三個最近總在一起開會，不讓我參加……有時半夜還在公司……我問，她們不說……”
“賬目呢？有問題嗎？”
“賬面上都正常，但……但有些支出我看不懂……阿伊莎說是正常業(yè)務支出，讓我別多問……”
我握手機的手發(fā)抖。
“你先別慌，我想辦法。”
掛電話，我坐醫(yī)院長椅，腦子亂。阿伊莎、努拉、梅拉姆明顯在瞞我什么。薩拉被排除，說明事嚴重。
我想立刻飛回，但父親病情不穩(wěn)。醫(yī)生說現(xiàn)在出院，隨時可能復發(fā)。
我兩難。
第四月，情況更糟。阿伊莎開始以各種理由推視頻會議。
“最近項目太忙，改天說。”
“家有事，這周不方便。”
“公司運營正常，你放心。”
努拉接電話，語氣變冷淡。
“賬目我記著，你放心。”
“財務報表下周發(fā)你。”
“我很忙，先掛。”
梅拉姆直接說家有事，暫不方便通話。
只剩薩拉還每周準時視頻，但她看起來越來越憔悴。眼圈黑，頭發(fā)亂，人瘦一圈。
“薩拉，你怎么了？”我心疼問。
“我沒事……就……最近太累……”她勉強笑，“永強哥，你……什么時候回……”
“我也想回，但我爸情況不穩(wěn)……”
“那……那你盡快……”她咬唇，“我……我真撐不住了……”
“到底怎么了？你告訴我！”
她張嘴，淚掉下，但最后搖頭：“我不能說……我說了……她們會……”
“會怎樣？”
“會趕我走……”她哭出聲，“我不想被趕走……我想等你回……”
視頻那頭傳來敲門聲。薩拉驚慌看門口，匆匆說：“我先掛……”
視頻斷。我再打，她不接。
那晚我失眠。腦子不斷浮現(xiàn)各種可能：公司被掏空？三個女人聯(lián)手騙我？還是遇大麻煩？
我給國內發(fā)小打電話：“你再去公司看，仔細看，有什么不對都告訴我。”
發(fā)小去兩次，回報：“公司還在開門，但人很少，工地沒動靜。”
“你見阿伊莎她們了嗎？”
“沒見，說出去談業(yè)務了。”
我心沉到底。
第五月，前三位妻徹底失聯(lián)。阿伊莎手機關機。努拉號碼成空號。梅拉姆換新號，從不接。我讓發(fā)小去她們各住處看，都大門緊鎖，沒人。
我開始慌。是不是公司真出事？是不是她們已卷錢跑？
我給公司幾個老員工打，都打不通。給供應商打，對方說：“陳總，你公司兩月沒進貨了。”給客戶打，對方說：“陳總，你公司說暫停工，讓等通知。”
我手發(fā)抖。完了。公司真出事了。
我沖進父親病房，看床上老人，心里難受。父親看我表情，艱難問：“兒啊……怎么了……”
“沒事，爸，我就有點累。”我強笑。
“你……有心事……”父親看穿我，“是不是……那邊出事了……”
我搖頭：“沒，真沒。”
父親嘆氣，握我手：“兒啊……要真出事……別硬撐……回家……爸在……”
那一刻，我淚掉下。跪父親床前，頭埋被子，哭得像孩子。
第六月，薩拉打來最后一電話。凌晨三點，我被鈴驚醒。看薩拉號，立刻接。
“永強哥……”她聲帶重哭腔，“你……快回……”
“我……我……”她哭得說不出話，“永強哥……我怕……我真怕……”
“薩拉，你別怕，告訴我發(fā)生了什么！”
“她們……她們……”
電話里突然傳來嘈雜聲，像有人吵。然后，電話斷。
我立刻打回，但已關機。我又給阿伊莎、努拉、梅拉姆打，全關機。給公司座機打，無人接。給所有能聯(lián)系人打，都聯(lián)系不上。
我癱坐醫(yī)院走廊長椅，腦子空白。我最怕的事，終發(fā)生。公司完了。可能不只完了，可能出很嚴重問題。而我，因父親的病，被困國內，什么都做不了。
我想起薩拉最后那電話里的哭聲，心像被刀割。那女孩，是我四個女人里唯一真心對我的。她現(xiàn)在肯定遇很大麻煩。而我，卻不在她身邊。
那早上，我做決定。我進父親病房，跪他床前。
“爸，我要回了。”
父親看我，眼神復雜。
“兒啊……你……去吧……”
“爸，對不起……”
“別說對不起……”父親艱難抬手，摸我頭，“你有你事……爸……不怪你……”
“您身體……”
“我能挺住……”他笑，但笑苦澀，“你回……把事處理好……再回看爸……”
我握父親手，淚流滿面。
“爸，等我回，我一定好好陪您。”
“好……爸等你……”
我站起，深深看父親一眼，轉身走。到門口，聽父親在身后喊：“兒啊……照顧好自己……”
我沒回頭，因我怕自己會后悔。
但就在我訂好機票，準備第二天出發(fā)時，父親病情突然惡化。他半夜又一次心梗，被緊急送ICU。醫(yī)生做第二次支架手術，說如果再有下次，可能真救不回。
我取消機票。我不能走。
又過半年。這半年里，我徹底失去和迪拜那邊聯(lián)系。四個女人全失聯(lián)。公司座機永遠無人接。員工電話都打不通。我給迪拜警方打，對方說沒接任何報案。我給中國駐迪拜總領館打，對方說會幫忙核實，但一直沒回音。我甚至托發(fā)小找私家偵探，但在迪拜，外國人查本地人事，困難重重。
我每天都活在焦慮煎熬中。白天在醫(yī)院照顧父親，強笑。晚上回家，盯手機發(fā)呆，希望能收任何消息。但什么都沒有。就好像那三家公司，那四個女人，從沒存在過。
父親身體慢慢好轉，但康復得慢。醫(yī)生說這次手術后，他心功能已很弱，以后要格外小心。妹妹陳永梅辭工，專門在家照顧父親。
三年后，父親終能自己下床走動。那晚，他吃完藥，突然開口：“兒啊……你該回了……”
我愣住：“爸，您……”
“我知道你一直在等……”父親看我，“等我身體好，你就回。”
“可您……”
“我沒事了。”父親握我手，那手比三年前有力些，“兒子……你有你人生……不能為我……耽誤了……”
我眼眶紅。
“爸，我對不起您……”
“傻話。”父親拍我手，“你在外面闖出名堂，爸高興還來不及。”他頓了頓，接著說：“那邊事，不管出什么問題，你都要去面對。”
“可能……可能已什么都沒了……”我聲哽咽。
“沒了就沒了。”父親說，“人還在，就能重新來。”
那晚，我在父親床前跪下，磕三個頭。父親摸我頭，眼含淚：“去吧，兒子。”
妹妹陳永梅送我去機場。她遞我一包：“哥，這是我三年攢的錢，你拿著，萬一邊需要用。”
我開包，里面厚厚一沓現(xiàn)金。
“永梅，這我不能要……”
“你拿著。”她把包塞回我手，“我現(xiàn)在沒工，這錢是你之前給我生活費省下的。哥，不管那邊變什么樣，你都要好好活，好好回。”
我抱妹妹，淚流滿面。
飛機起飛時，我透舷窗看越來越遠的東北平原。
飛機降落在迪拜國際機場，傍晚六點。熟悉沙漠氣息撲面。我提行李，出機場，打出租車。司機是巴基斯坦人，用生硬英語問：“去哪里？”
我報地址。那我和三個妻子同住別墅，在朱美拉區(qū)。車子開一小時，天色漸暗。我看窗外掠過景色，心跳越來越快。
終，車子在一棟白色別墅前停下。我付錢，提行李站門前。房子從外面看正常。窗簾拉，看不到里。沒燈光，沒聲音。
我深吸氣，掏鑰匙。手發(fā)抖，試兩次，才把鑰匙插鎖孔。輕輕一轉，門開。我推開門，屋里一片漆黑。我摸索找玄關開關，按下去。
燈光亮起的瞬間，我看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