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婚禮，還在掏空三代人嗎?

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要對“天價彩禮”進行治理。此后連續多年，這一議題始終被納入中央農村工作的視野。它已經從家庭私事，演變成關系國家治理、鄉村振興、社會穩定的公共議題。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調研團隊在全國各地的調研數據顯示，農村彩禮的平均數額已從2000年前后的1萬至2萬元，飆升至2021年的14萬元左右。彩禮還不是“婚姻標配”的全部，再將在縣城購房、購車、婚宴、三金、各類禮金等加總，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為兒子娶媳婦的實際支出，普遍在60萬至100萬元。2024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3119元，一個農村家庭要不吃不喝工作26到43年，才能攢夠給一個兒子結婚的錢。

“結婚窮三代”，高額彩禮引發了連鎖反應，老人被后代婚姻負擔捆綁，年輕人的生育意愿被成本抑制。高額彩禮已非單純的民俗問題、道德問題，而是涉及人口結構、城鎮化路徑、家庭倫理、基層治理的系統性社會問題。

彩禮的前世今生：

從“六禮”之儀到“天價”之殤

彩禮，古稱“納征”，是《禮記》所載婚姻“六禮”中的第四禮。在傳統社會，它的核心功能是“成妻”，通過送聘禮的儀式，宣告婚約正式確立。此時的彩禮，重“禮”輕“財”，聘禮多為布帛、雁、鹿等象征性物品，寓意吉祥。它的數額受到宗族規范、社區輿論的嚴格約束，誰家索要過多，會被視為“賣女兒”而遭唾棄。

這一狀況在漫長的傳統社會中大體保持穩定，即便到了20世紀80年代、90年代，農村彩禮依然處于可控范圍。在河南駐馬店的回溯調查顯示，2000年左右當地彩禮不過數千元，2008年前后也僅在1.8萬元左右。

2024年9月22日，在寧夏銀川市，新人在“家國同慶 見證幸福”2024年全國萬人集體婚禮寧夏分會場參加婚禮儀式。

轉折點出現在2010年前后。隨著80后、90后進入婚齡，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開始引起關注。在河南、江西、山東等省份一些傳統婚俗濃厚且性別比失衡嚴重的地區，彩禮率先“起飛”。至2015年前后，這些地區的彩禮普遍突破10萬元。

2015年以后，情況發生了質變。高額彩禮不再局限于特定區域，開始向全國農村蔓延。即便在湖北、四川、湖南等傳統低彩禮地區，也開始普遍重視彩禮，數額快速上漲。

更值得注意的是，索要彩禮越來越成為城鄉通行的“新民俗”。彩禮從一個地方性、儀式性的文化符號，異化為一個全民性的經濟負擔。

彩禮的異化，本質上是“禮”的退場和“財”的登臺。在傳統社會，彩禮是“禮儀”的一部分，它的意義在于“象征”而非“交換”。而在今天，彩禮成了女性在婚姻市場中的“定價”，婚姻的締結變成了一場赤裸裸的經濟談判。這不僅是民俗的改變，更是值得警惕的社會關系不良變遷。

高額彩禮是如何產生的

高額彩禮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多重社會結構性力量在特定歷史時期交匯作用的產物。適婚人群男多女少是高額彩禮最基礎、最根本的驅動力。尤其在農村地區，女性成為“婚姻市場”中的稀缺資源，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和定價權。曾有一位河南農村的婆婆說：“花那么大價錢娶進來的，可不得供著媳婦，要是跑了，哪來的錢娶第二個!”這句話里既有無奈，也折射出高額彩禮扭曲了家庭成員關系。

我們的調查還發現，農民進城買房比例越高的地區，彩禮價格也越高。為什么城鎮化會導致彩禮飆升?核心邏輯在于城鎮化推高了新生家庭建立的門檻，“在城里有房”成了婚姻的剛性條件。即便男方掏空家底在縣城買了房，女方還會在婚前通過索要高額彩禮，將未來的生活成本與風險一次性“轉嫁”給男方家庭。

一位江西鷹潭的受訪者說，2021年他出價28.8萬元彩禮娶媳婦，結果被另一個出價38.8萬元的“截胡”了。這就是一些地方婚姻市場競爭的殘酷寫照。

除了客觀的結構性因素，社會心理也在推波助瀾。第一是“面子”競爭。彩禮內卷，被推向新高。第二是風險防御。對女方來說，高額彩禮既是約束男方不敢輕易提離婚的“保證金”，也是萬一婚姻破裂后“青春損失”的補償。這種心理借助互聯網傳播，正在影響越來越多的女性。

高額彩禮絕非單純的民俗變遷，它正在對家庭這一農村社會的基本細胞產生深刻的、破壞性的影響。

警惕婚姻向“包辦”倒退

當代的農村婚姻，已實現了從“父母之命”到“自由戀愛”的巨大進步。然而，高額彩禮的介入使得婚姻的決定權再次從青年個體手中滑落。許多年輕人相親、訂婚、結婚的全過程，都處于父母的掌控之下，個人意愿被壓制。一名中原農村女青年說：“每次都是父母先去打聽對方家庭條件，覺得合適了才讓我去見?！?/p>

表面上看高額彩禮似乎抬高了女性的“身價”，實際上其基礎是女性在“婚姻市場”中的“稀缺性”，而非其獨立人格和能力被認可。女性被異化為一種可以用價格標定的“商品”，其價值與彩禮數額直接掛鉤。這是一種典型的物化。

高額彩禮問題盤根錯節，治理絕非一日之功，更不是出臺一個“限價令”就能解決。它需要一場從觀念到制度、從家庭到社會的系統性變革。當前，彩禮之所以被越推越高，一個重要原因是在道德和文化層面缺乏強有力的否定性評價。許多人雖然嘴上抱怨彩禮高，但輪到自家女兒時又覺得“不能比別人低”。這種矛盾心態，說明需要國家層面的價值引領。

3月24日，安徽亳州，在安徽省亳州市譙城區古井鎮藥王村，新人們在參加復古集體婚禮。

治理重心要從“限制高彩禮”轉向“弘揚新婚俗”。要整合宣傳資源，創新傳播方式。持續、深入地批判“彩禮等于身價”“彩禮是必需保障”等錯誤觀念。同時，樹立先進典型。通過榜樣示范和集體婚禮等創新形式，讓婚俗新風尚成為新的“面子”。特別是重點針對年輕群體，采取新媒體宣傳、校園教育、社區活動等多種方式，讓年輕人從內心認同并踐行健康婚戀觀。

治理高額彩禮，還要重視城鎮化帶來的生活壓力，降低農民進城安居的成本。

——推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創造更多本地穩定就業機會。只有讓年輕家庭能在城鎮“安居”且“樂業”，才能從根本上降低其對“婚前一次性積累”的過度依賴。

——大力發展鄉鎮寄宿制學校和普惠托育服務。這可以減輕年輕家庭的教育和育兒負擔，解放女性勞動力，緩解“男工女陪”模式帶來的家庭分離與經濟壓力。

——審慎反思過度依賴“縣城城鎮化”的模式。讓有能力進城的進城，沒能力進城的在農村完成勞動力再生產。

增強治理措施的約束力與震懾力

村規民約的約束作用仍待發揮。在縣域和村社層面，要推動將抵制高額彩禮寫入村規民約，并通過紅白理事會等組織進行監督執行。比如，安徽淮北濉溪縣的“大總+”模式，引導黨員、能人擔任“大總”，組織村民修訂村規民約。當然，也要認識到，當前通婚范圍已超越村莊甚至跨越縣市，單靠一村的村規民約難以奏效。因此，需要在更大范圍內推動協同治理。

強化法治手段必不可少。通過公布典型案例、以案說法等方式，明確高額彩禮可能涉及的法律風險。要讓“收受高額彩禮涉嫌違法”入腦入心，改變“法不責眾”的民間認知。打擊職業媒婆、婚介機構哄抬彩禮、從中牟利的行為，切斷灰色利益鏈。

高額彩禮問題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國社會快速轉型期的陣痛。它折射出人口結構失衡的長期后果、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家庭承受的沉重代價，以及傳統倫理在現代社會中的艱難調適。我們應當認識到：治理高額彩禮，絕非簡單移風易俗，而是一項涉及人口發展戰略、城鎮化路徑選擇、社會文化重構和基層治理能力提升的系統性工程。

我們必須清楚：高額彩禮是“婚姻買賣”的變種，必須旗幟鮮明地予以否定。治理高額彩禮需要“組合拳”，需要頂層設計、觀念引領、制度約束、經濟賦能、法治保障多管齊下。只要認識到位、方法得當、協同發力，一定能夠有效遏制這股不良風氣，抵制拜金主義的腐蝕，讓婚姻回歸情感的本質，讓家庭成為溫暖的港灣。

（楊華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半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