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創(chuàng)作聲明：本文為虛構(gòu)創(chuàng)作，請勿與現(xiàn)實關(guān)聯(lián)
第一章
我叫周正，在公司干了七年。我們部門有個老大哥，叫劉建國，四十六歲，在質(zhì)檢科坐了快二十年。人如其名，長得就挺“建國”——國字臉，濃眉，常年穿一件洗得發(fā)白的藍工裝，說話慢，做事更慢，但特別較真。他辦公桌在我們辦公室最靠里的角落，緊挨著窗戶，窗臺上永遠擺著一盆半死不活的綠蘿。
劉建國的老婆叫王秀蘭，比他小兩歲，在街道辦工作。他們有個女兒，叫劉蕊，今年剛上大一，在鄰省一個普通二本。這一家子，是咱們這老廠區(qū)最常見的家庭樣本——收入不高，日子緊巴，但踏實。劉建國每天騎一輛吱呀作響的二十八寸老永久上下班，車筐里時常塞著下班路上買的便宜蔬菜。
事情是從去年秋天開始不對勁的。
先是劉建國請了幾天假。這在以前幾乎不可能。他這人，感冒發(fā)燒都硬撐著來上班，說“在家待著心慌，扣全勤獎不劃算”。請假回來那天，他整個人瘦了得有一圈，眼窩深陷，坐在工位上一聲不吭。隔壁桌的李大姐探過頭問他是不是病了，他搖搖頭，扯出一個很干的笑：“沒事，老胃病，犯了。”
那之后，他變得更沉默。中午食堂吃飯，以前還能跟我們一起扯幾句孩子、房價，后來就總是一個人端著飯盒，坐到最角落的桌子，低頭慢慢扒拉，吃得極少。有幾次，我看見他對著飯菜發(fā)怔，然后突然起身，快步走向洗手間。我跟過去，在門口聽見里面壓抑的、沉悶的干嘔聲。
大概過了一個月，十一月初，有天快下班，科長讓我把一份加急的檢驗報告送到劉建國那兒復核蓋章。我拿著報告推開質(zhì)檢科的門，他不在工位。他那個總上鎖的抽屜，那天卻拉開了一條縫。我發(fā)誓我不是故意看的，只是走過去的時候，眼角瞥見抽屜里露出一角白色的紙，上面有我們市第一人民醫(yī)院的紅色抬頭，還有幾個加粗的黑體字。
我沒看清具體內(nèi)容，只模糊掃到“鏡檢報告”和“考慮”幾個字樣。我的心當時就咯噔一下。
劉建國這時候從外面進來了，手里端著掉了瓷的搪瓷杯。他看到我站在他桌子旁邊，腳步頓了一下，然后很自然地走過來，用身體擋了一下抽屜，伸手把它推了回去，鎖上了。
“小周，有事？”他問，聲音有點啞。
“科、科長讓您看看這份報告，急用。”我把文件遞過去。
他接過去，戴上老花鏡，湊到窗前昏暗的光線下看。我注意到他拿報告的手指，在微微發(fā)抖。窗外是灰蒙蒙的天，鉛色的云低低地壓著，那盆綠蘿的葉子黃了好幾片，蔫頭耷腦。
過了大概一周，周五下午，臨下班前，辦公室里忽然有了些竊竊私語。李大姐壓低聲音，神秘兮兮地湊到我們這邊幾個人的格子間：“哎，聽說了嗎？老劉他們家那房子，掛出去了！”
“哪個房子？”有人問。
“就他們現(xiàn)在住的那套啊，廠里九十年代分的那種老單元樓，六樓，沒電梯。就那房子，能賣幾個錢？”
“真的假的？他閨女剛上大學，正是用錢的時候，賣房子干嘛？”
“誰知道呢……說是急售，比市價低不少，就為快。我有個親戚在房產(chǎn)中介，親眼看見的信息。”
我們正嘀咕著，劉建國從科長辦公室出來了，臉上沒什么表情，徑直走回自己座位，開始收拾東西。辦公室里瞬間安靜下來，只剩下他拉開抽屜、關(guān)上柜門的輕微響動。那種安靜，帶著一種窺探和不安，悶得人心里發(fā)慌。
他收拾完，拎起那個用了很多年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轉(zhuǎn)身往外走。經(jīng)過我們這片區(qū)域時，他腳步?jīng)]停，只是幾不可察地點了下頭，算是打招呼。他脊背挺得筆直，但那個背影，在黯淡的走廊燈光下，顯得異常單薄和……決絕。
又過了不到十天，消息更具體了。房子賣了，八十三萬。買主是一次性付的全款。這在咱們這片老城區(qū)，算是很不錯的價錢了，畢竟房子又老又小。但結(jié)合他“急售”的傳聞，這價碼又讓人覺得有點不是滋味。
接著，更讓人想不通的事情發(fā)生了。
財務(wù)科的小趙，跟我們部門的小劉會計是閨蜜。有天中午吃飯，小劉沒忍住，跟我們透了點風：“可別往外說啊……老劉前兩天，往他媳婦兒卡里轉(zhuǎn)了整整八十萬。他自己賬上，好像就留了幾萬塊錢零頭。轉(zhuǎn)賬單我瞅了一眼，備注寫的‘生活費’。”
“八十萬？全給了？他自己不留點？”李大姐的嗓門忍不住提高了點，又趕緊壓下去。
“誰知道呢。轉(zhuǎn)了賬第二天，老劉就沒來上班，打電話請假，說家里有事。”
“那王秀蘭沒鬧？沒問問？”
“聽說問了，老劉就說……以后用錢的地方多，放她那兒踏實。”
這話聽著在理，但細想，哪兒都不對勁。什么叫“以后用錢的地方多”？孩子上學？那也不用全給啊。他自己呢？而且，那種交代后事一樣的語氣……
然后，就是那個星期一。
劉建國來上班了，開著一輛我們從來沒見過的、半新不舊的黑色捷達。車子洗得很干凈，但邊角有些細微的劃痕，一看就是二手市場淘來的。他把車停在辦公樓后面平時沒什么人用的舊車棚邊上。
李大姐眼尖，從我們二樓的窗戶正好能看到那輛車。“喲，老劉換坐騎了？鳥槍換炮啊這是。”她語氣里帶著調(diào)侃，但眼神里全是疑惑。
那天，劉建國在辦公室待了不到兩小時。他把手里積壓的幾份文件處理完，又去科長辦公室談了十幾分鐘。出來時，他手里拿著一個薄薄的檔案袋，里面裝的應該是他清理出來的私人物品——一個掉了漆的保溫杯，幾本工作筆記，還有那盆眼看救不活的綠蘿。他把綠蘿放在了靠近門邊的公共文件柜頂上，對離得最近的我說了句：“小周，這玩意兒……誰要誰拿去吧，我那兒沒陽光，養(yǎng)不活了。”
他的聲音很平靜，甚至比平時還平靜些。然后，他拎著那個癟癟的檔案袋，跟辦公室里每個人簡單點了點頭，說：“走了啊。”
就像平時下班一樣。
但我們所有人都覺得不對勁。太正式了，太……周全了。那種周全，讓人心頭發(fā)毛。
他下樓，走向那輛黑色捷達，打開車門，坐了進去。車子發(fā)動，緩緩駛出車棚，拐上廠區(qū)滿是落葉的主干道，然后加速，消失在銹紅色的鐵門外。
那一天，誰也沒想到，那是我們最后一次在單位見到劉建國。
第二天，他沒來。打電話，關(guān)機。
第三天，還沒來。科長打家里電話，是王秀蘭接的，聲音帶著哭腔，說建國沒回家，電話也打不通。
第四天，王秀蘭找到單位來了，眼睛腫得像桃子，頭發(fā)也沒梳，抓著科長的手，聲音都是抖的：“科長，我們建國……建國他到底出啥事了？他給我留了條子，說……說出趟遠門，散散心，讓我別找……可他身上就那幾萬塊錢，車也是不知道哪兒弄的……他到底怎么了啊！”
辦公室里鴉雀無聲。只有王秀蘭壓抑不住的、破碎的抽泣聲，在堆滿圖紙和文件的工位間回蕩。窗臺上，劉建國留下的那盆綠蘿，一片枯黃的葉子，悄無聲息地飄落下來。
第二章
王秀蘭在科長辦公室里哭了半個多小時。哭聲斷斷續(xù)續(xù)，夾雜著語無倫次的講述和追問。我們外面的人聽不真切，但那聲音像一根細細的鋼絲，勒在每個人心頭，越收越緊。
李大姐坐不住了，端著茶杯起身，在辦公室里踱來踱去，鞋跟敲在水磨石地面上，發(fā)出空洞的“噠、噠”聲。“這叫什么事兒啊……”她嘟囔著，眉頭皺成個疙瘩，“好端端一個人，房子賣了，錢全給老婆，自己開個破車走了？還不讓找？這是……這是不打算回來了？”
她的話沒人接，但大家都明白那沒說出來的意思。辦公室里彌漫著一種沉重的、令人窒息的困惑和不安。平時鍵盤的敲擊聲、打印機的嗡嗡聲、偶爾的交談聲全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種緊繃的寂靜。每個人手里似乎都在忙，但眼神飄忽，不時瞥向科長辦公室那扇緊閉的門。
我盯著電腦屏幕，上面的字一個也看不進去。腦子里全是劉建國最后離開時的背影，還有他抽屜縫里那張醫(yī)院報告單的模糊影子。“考慮”后面，到底是什么？胃病？還是……更壞的東西？
門開了。科長陪著王秀蘭走出來。王秀蘭的臉色灰敗，眼皮紅腫，手里緊緊攥著一團濕透了的面巾紙。科長是個五十多歲的小老頭，平時挺和氣的一個人，此刻臉色也很不好看，他清了清嗓子，聲音有點干澀：“那個……大家都先停一下。劉師傅家里出了點狀況，大家也都知道了。王姐這邊……”他看了一眼王秀蘭，斟酌著詞句，“很著急。要是誰最近跟劉師傅聯(lián)系過，或者知道點什么線索，私下里跟王姐，或者跟我說說，都行。幫幫忙。”
辦公室里一片沉默，沒人應聲。大家都低著頭，避免與王秀蘭無助的、帶著最后一絲期盼的目光接觸。能知道什么呢？劉建國那樣一個悶葫蘆。
王秀蘭的目光緩緩掃過辦公室每一張熟悉或不太熟悉的臉，那目光里的期盼一點點熄滅下去，變成更深的絕望。她嘴唇翕動了幾下，最終什么也沒說，只是朝科長微微彎了彎腰，又對著辦公室的方向，幅度很小地點了點頭，然后轉(zhuǎn)身，慢慢走出了辦公室。她的背影佝僂著，像是突然被抽走了主心骨。
她一走，辦公室里的低氣壓并沒有緩解，反而像醞釀著什么。終于，有人小聲開了口：
“你們說……老劉是不是外邊有人了？跟人跑了？”說話的是銷售部借調(diào)過來的小孫，年輕，嘴快。
“瞎扯啥！”李大姐立刻駁斥，“老劉是那種人嗎？幾十年老老實實，你看他像是能搞出那種花花腸子的人？”
“那不然為啥？把錢都留給老婆孩子，自己跑路？這不合常理啊！”
“是不是……欠了債？高利貸？”又有人猜測。
“沒聽說啊。老劉那日子過得，比誰都省，能欠什么債？”
“省？”一直沒說話的保管員老張哼了一聲，他資歷最老，知道些陳年舊事，“你們是沒見過他年輕時候。他爹媽去得早，下面還有個弟弟，當年廠里效益不行，他為了供弟弟讀書，啥活兒沒干過？后來弟弟大學畢業(yè)去了南方，聽說混得不錯，但跟他這個大哥……嘖，來往不多。他呀，苦日子過慣了，也過獨了。有點錢，估計都攢著給閨女了。”
“那更說不通了，閨女剛上大學，他倒跑了？”
議論紛紛，但沒一個說法能完全說服人。劉建國就像一團迷霧，平時覺得一眼能看到底，現(xiàn)在才發(fā)現(xiàn)，底下的水深著呢。
我心里那個關(guān)于醫(yī)院報告的疑團，越來越大。中午休息，我借口抽煙，溜達到辦公樓后面那個舊車棚。劉建國的黑色捷達那天就停在這里。車已經(jīng)開走了，地上只留下幾道模糊的車輪印子和幾片枯葉。
我蹲下身，假裝系鞋帶，目光掃過地面。靠近墻根的潮濕泥土上，有個明顯的煙頭，被踩扁了，但還能看出是劉建國常抽的那種最便宜的本地煙。旁邊還有幾個零亂的腳印，其中一個比較深，像是有人在這里站了很久，反復碾著腳。
他在這里等過什么？或者，下過什么決心？
幾天后，關(guān)于劉建國的各種小道消息，像秋天腐爛樹葉下的霉菌，在廠區(qū)各個角落悄悄蔓延。
有人說，在城西二手車市場看見過劉建國，他在那兒跟人討價還價，就為了便宜兩千塊錢。
有人說，看見他在銀行柜臺辦理大額轉(zhuǎn)賬，柜員反復確認，他就不停點頭，說“對，都轉(zhuǎn)過去”。
還有住在劉建國家附近的同事傳出更瑣碎的消息：賣房前那段時間，劉建國家似乎不太平。有鄰居聽見幾次隱約的爭吵聲，主要是王秀蘭的聲音，尖利，帶著哭腔，說什么“蕊蕊怎么辦”、“這日子沒法過了”，劉建國的聲音很低，聽不清，但每次爭吵后，他家門口垃圾桶里的煙頭就特別多。
最駭人的一個說法，來自廠區(qū)門口看門的老秦頭。他神秘兮兮地拉著幾個熟人說：“建國走那天早上，天還沒大亮呢，我起來開門，就看見他那輛黑車停在廠外面路邊。他一個人坐在駕駛室里，不開燈，也不發(fā)動，就干坐著，臉朝著廠大門的方向，看了得有半個鐘頭。我過去敲窗戶問他咋不進去，他好像才回過神，沖我笑了笑，那笑喲……比哭還難看。然后啥也沒說，開車就走了。”
所有這些碎片，拼湊不出一個完整的真相，反而讓劉建國的消失變得更加詭異，更加讓人揪心。一個好端端的人，一個幾十年按部就班的普通工人，為什么在短時間內(nèi)做出這一連串決絕到近乎殘忍的安排？賣房，傾其所有給妻女，然后自己孤身一人，駕著一輛二手舊車，消失在深秋的晨霧里？
他到底遭遇了什么？
科里派了兩個人，由工會主席老陳帶著，去劉建國家里看望，也算了解一下情況。回來的人臉色都不太好。老陳私下跟我們科長嘆氣：“家里冷冷清清的，王秀蘭整個人都垮了，反復就說一句話，‘他不能這樣，他不能這樣丟下我們娘倆’……閨女劉蕊也從學校趕回來了，眼睛通紅，但咬著牙沒哭，就問她媽，‘我爸到底得了什么病？’”
“病？”科長抓住重點。
“嗯，王秀蘭這才斷斷續(xù)續(xù)說，建國前陣子是老說胃不舒服，人也瘦，她催他去看，他總說沒事，老毛病。后來偷偷去了醫(yī)院，回來也不說結(jié)果，問急了就發(fā)脾氣。再后來，就張羅賣房子……秀蘭說，她現(xiàn)在回想，建國那段時間，半夜老是偷偷起來，在陽臺上抽煙，一抽就是大半宿。她有一次起夜看見，問他，他就說‘睡不著，看看月亮’。”老陳搖搖頭，“可那段時間，老是陰天，哪有月亮看？”
“病例呢？檢查報告呢？家里找過沒有？”
“找了，沒有。估計……被他帶走了，或者銷毀了。”
辦公室里一陣低低的吸氣聲。所有的猜測，似乎都在朝著那個最壞的方向滑去。
“還有，”老陳壓低聲音，補充了一句，“我們?nèi)サ臅r候，正好碰到劉蕊在跟她媽說，她查了她爸的手機最后通話記錄。走之前那幾天，除了幾個工作電話，他反復撥打過兩個外地號碼，一個是省腫瘤醫(yī)院的咨詢臺，另一個……是南方某個小城市的區(qū)號，具體哪兒，劉蕊說還沒查出來。”
省腫瘤醫(yī)院。
這幾個字像一塊冰，砸進每個人的耳朵里。先前所有的嘈雜議論，瞬間凍結(jié)了。
李大姐手里的圓珠筆，“啪嗒”一聲掉在桌子上。她張了張嘴，沒發(fā)出聲音，眼圈卻一下子紅了。
我放在膝蓋上的手，無意識地握緊了。抽屜縫里那張紙，“考慮”后面跟著的，呼之欲出。
劉建國知道自己病了。很可能，是那種要命的病。
他不是離家出走。
他是在安排后事。用他自己的方式。
可是，安排后事，為什么要把自己“安排”走？帶著幾萬塊錢，開著一輛不知道能跑多遠的舊車，去了哪里？他想干什么？
這個問題，沉甸甸地壓在每個人心上。窗外，天色更加陰沉，云層低得仿佛要壓到樓頂。起風了，卷起滿地枯黃的梧桐葉，撲打在玻璃窗上，嘩啦啦地響，像無數(shù)細碎的、不安的叩問。
第三章
劉建國消失的第二個星期，王秀蘭又來了單位一次。這次，她身邊跟著女兒劉蕊。母女倆站在辦公室中央，像兩片風雨里飄搖的葉子。
王秀蘭比上次更憔悴，眼下的烏青濃得化不開，但眼神里多了點不一樣的東西，一種被逼到絕處后生出的、帶著狠勁的執(zhí)拗。她沒再哭，只是看著我們科長，聲音嘶啞但清晰：“科長，各位同事，建國這事兒，不能就這么算了。他肯定是遇上難處了，天大的難處！他這人我了解，一輩子要強，死要面子，肯定是……肯定是查出什么不好的病了，怕拖累我們娘倆，才……”
她哽了一下，用力吸了吸鼻子，把涌上來的淚意逼回去，繼續(xù)說：“他才這么干的！我得找到他！蕊蕊也得找到她爸！這病，咱治！賣房子賣地也得治！他不能就這么自己扛著，一個人……一個人在外頭……”
劉蕊挽著母親的胳膊，緊緊抿著嘴唇。她才十九歲，臉上還帶著未脫的稚氣，但眼神卻有著超乎年齡的堅韌和悲傷。她沒說話，只是挺直了背脊，目光掃過辦公室里每一張熟悉或陌生的面孔，那目光里有懇求，也有不容置疑的決心。
辦公室里靜得可怕。只有窗外呼嘯的風聲，一陣緊過一陣。
科長重重地嘆了口氣，搓著手：“王姐，你的心情我們理解，都理解。廠里、工會，能幫上忙的肯定幫。可是……這人海茫茫，他手機關(guān)機，車也沒定位，往哪兒找去啊？報警了，警察也說，他是成年人，自己離家，沒證據(jù)顯示有安全危險，只能按失蹤人口登記，幫著留意……”
“那就找！”王秀蘭打斷他，聲音陡然拔高，帶著一種凄厲，“我去找！我去他可能去的每一個地方找！他老家，他弟弟那兒，他以前念叨過的地方……我一個一個找！我就不信，一個大活人，能就這么沒了！”
“媽，”劉蕊輕輕拉了她一下，然后轉(zhuǎn)向科長和我們，微微鞠了一躬，“叔叔阿姨們，我知道這讓大家為難了。但我爸他……他身體一定出了很嚴重的問題。他這么做，是不想成為我們的負擔。可他是爸啊，怎么能是負擔呢？”女孩的聲音開始發(fā)顫，但她極力控制著，“求求大家，如果誰想起什么，哪怕一點點覺得奇怪的事，或者我爸以前說過想去哪兒，提過什么人，請一定告訴我們。任何線索都行。”
她的話，讓辦公室里好幾個女同事都偏過頭，偷偷抹眼睛。
李大姐第一個站起來，走過去拉住王秀蘭的手：“秀蘭妹子，你別急，急壞了身子更麻煩。咱們大家伙都幫著想，幫著打聽！建國是我們老同事，不能不管！”
“對，對，大家一起想想。” “老劉平時話不多，但好像提過他以前當兵是在西南？” “是不是還有什么老戰(zhàn)友？”
七嘴八舌的議論又起來了，但這次，帶著一種同仇敵愾的溫情。有人開始翻通訊錄，有人打電話問相熟的其他單位的人。科長也當場表示，廠里可以出面，開個介紹信什么的，方便她們母女去外地打聽。
那一刻，這個因為劉建國的失蹤而彌漫著困惑和壓抑的辦公室，似乎被注入了一種力量。一種普通人面對無常命運時，本能地想要抱團，想要拉住那個正在滑向深淵的同類的力量。
但我心里那股不安，卻越來越重。劉建國的“安排”太徹底，太決絕了。這不像是一時沖動，更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告別。他會留下那么容易找到的線索嗎？
果然，王秀蘭和劉蕊的尋找，從一開始就困難重重。
她們先去了劉建國的老家，北方一個偏遠縣城。老房子早就塌了，親戚也沒什么近的。問起劉建國，老鄰居們只記得這個“出息了”在城里廠子上班的后生，都好多年沒見過了。
她們又按照劉蕊查到的那個南方小城的區(qū)號，找了過去。那是一個以風景聞名的旅游小城，但到了地方，拿著劉建國的照片問遍了車站、旅館、甚至小診所，都一無所獲。那個區(qū)號的電話，經(jīng)查實是一個街邊的公共電話亭，早就廢棄不用了。
省腫瘤醫(yī)院那邊，因為沒有確切的病人信息，醫(yī)院以保護隱私為由，拒絕提供任何查詢。王秀蘭在醫(yī)院大廳里，對著冷漠的咨詢臺，眼淚終于再次決堤，她癱坐在冰涼的塑料椅上，喃喃道：“建國，你到底在哪兒啊……你怎么這么狠心啊……”
劉蕊撐著母親，咬著嘴唇，沒讓眼淚掉下來。她拿出手機，對著醫(yī)院大樓拍了張照，背景是灰白的天空和行色匆匆、面帶愁容的人們。她把照片發(fā)在了朋友圈，沒有配任何文字。但我們都看到了。
那無聲的圖片，比任何哭訴都更有力量。
尋找陷入僵局。時間一天天過去，劉建國依舊杳無音信。關(guān)于他的議論，在廠區(qū)里漸漸變了味道。最初的同情和困惑，在找不到答案的漫長等待中，開始摻雜進別的東西。
“要我說，老劉是不是鉆牛角尖了？覺得自己病了，不想拖累家里，找個沒人的地方自我了斷？”食堂吃飯時，有人壓低聲音說。
“別瞎說！老劉不是那種人！”
“那可難說。你是沒見，我爸他們廠以前有個老師傅，癌癥晚期，疼得受不了，最后就是自己走到江邊……唉。”
“可老劉把錢都留給老婆孩子了，這不像要尋短見的人干的事啊？尋短見還管身后錢怎么花？”
“那不然呢？帶著幾萬塊，能去哪兒？能干嘛？”
“會不會……是去做什么危險的事？最后搏一把，給家里掙點錢？”這個猜測更大膽。
“就他？一個老實巴交的老工人，能去搏什么？”
猜疑像藤蔓一樣滋生纏繞。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接近了真相，但每個人的猜測都漏洞百出。劉建國的形象，在人們的口耳相傳中，漸漸變得模糊而怪異，像一個悲情的英雄，又像一個不負責任的懦夫，或者一個走入絕境的瘋子。
王秀蘭和劉蕊還在堅持尋找，但臉上的疲憊和絕望越來越濃。她們開始接受一些媒體的采訪，地方電視臺的民生節(jié)目也報道了這樁“丈夫患癌疑云，賣房留款后神秘失蹤”的事件。網(wǎng)絡(luò)上有些零星的討論，但很快就被更多的信息淹沒。一個普通工人的生死下落，在這個時代，激不起太大的水花。
只有我們這些曾經(jīng)的同事，還在持續(xù)關(guān)注著。每次看到王秀蘭母女憔悴的身影，或者聽到任何一點似是而非的消息，心里都會揪一下。劉建國工位上的東西早就清理走了，但那個角落，似乎還殘留著他存在過的氣息——那種沉默的、固執(zhí)的、帶著銹蝕鐵味和劣質(zhì)煙草氣息的，屬于一個老工人的氣息。
科長試著往劉建國原來的手機號發(fā)過幾次短信，長長的，勸他回來，說大家都很擔心，說沒有什么坎過不去。短信如同石沉大海。
就在所有人都以為，這個故事或許將永遠沒有答案，最終淪為廠區(qū)老人們茶余飯后一聲嘆息的談資時，轉(zhuǎn)機，以一種誰也沒有料到的方式，出現(xiàn)了。
那是劉建國失蹤后的第三個月，年關(guān)將近，空氣里已經(jīng)有了凜冽的寒意和隱隱的鞭炮硫磺味。
一個周五的下午，我們接到一個陌生電話，直接打到科室座機上。打電話的人自稱是南方某省一個縣級市交警隊的民警。他的聲音透過電話線，帶著公事公辦的冷靜，還有一絲不易察覺的唏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