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1984年冬，供銷社柜臺里那張發黃的欠條，像片刀子一樣扎在我嗓子眼。
老馬那天提走了十斤豬肉和兩瓶汾酒，那是為了招待他多年未見的老連長，可打那以后，這瘸腿老兵就像被北風刮跑了似的，在大山里沒了音訊。
全鎮的人都說他死在哪個地縫里了，只有我知道，那二十塊錢的虧空要是補不上，我的鐵飯碗就得砸。
年終大查賬，主任周保國的算盤珠子撥得震天響，派出所的電話已經搖通了，門口卻撞進一個血糊糊的身影……
1984年的冬天，天格外的陰。
供銷社里的光線總是發綠，像掉進了深水潭里。
醬油缸和醋缸散發著一股子發酵的酸味，跟那種的確良布料的漿洗味兒攪在一起。我站在柜臺后面，手心里都是汗，那是凍出來的冷汗。
我的名字叫趙長生，那年我二十二歲，穿一件藏青色的棉大衣，袖口磨得發亮。
那天是臘月二十三，小年。
供銷社的門簾子被風掀開一條縫，外面的雪粒像沙子一樣打在門板上。老馬就是那時候進來的。
他穿一件大了一號的舊軍大衣，領子豎著，遮住了半張臉。他的右腿往外撇，走起路來一高一低，像是要把水泥地鉆出個窟窿。
老馬叫馬占山，是個退伍兵。平時話極少，偶爾來買包兩毛錢的旱煙，也是放下錢就走。
他走到柜臺前，把兩只長滿凍瘡的手伸出來，在空氣里搓了搓。那雙手黑紅黑紅的，指甲縫里全是泥。
“長生。”他叫我的名字，聲音像是在砂紙上磨過。
“老馬，買點啥？”我把搪瓷缸子放下，那上面的“為人民服務”五個紅字已經掉了一半。
“要十斤肥膘厚的豬肉，再來兩瓶汾酒。”老馬說。
我愣了一下。在那個年頭，這可是大買賣。
十斤豬肉，得是多少張肉票攢出來的？我看了看他，他臉上的胡茬子上掛著白霜，眼神里透著一股子少見的局促。
“老馬，你有票？”我問。
他沒說話，從懷里掏出一個紅塑料袋，一層層揭開，里面是一疊皺巴巴的毛票，還有幾張洗得發白的肉票。
我接過來一數，心涼了半截。
“老馬，這不夠啊。肉兩塊一毛一斤，汾酒三塊五一瓶，你這攏共才十塊錢出頭，差了整整二十塊呢。”
老馬的喉結劇烈地上下滑動了一下，他那只瘸腿在地上碾了碾。
“長生，通融一下。我那老連長……路過這兒，專門來看我。這輩子可能就這一次了。我不能讓他連口熱肉都吃不上，連口酒都喝不著。”
他盯著我，那眼神不像是在求人，倒像是在戰場上跟人拼刺刀，透著一股子絕望的狠勁。
我往里間看了一眼。
主任周保國正在里頭給幾個營業員開會。周保國這人有個外號叫“周鐵面”，誰要是敢在賬目上動手腳，他真能把人往派出所送。
“老馬，你這讓我難辦。”我壓低聲音，“供銷社沒這規矩，概不賒賬，墻上寫著呢。”
老馬往前湊了湊，一股子老煙葉的味道沖進我鼻子里。
“長生，我馬占山是什么人，鎮上的人都知道。我這輩子沒欠過人東西。這錢，我一開春就還你。我進山，山里有寶貝。”
我看著他那身破棉大衣。那大衣的扣子都掉光了，用細鐵絲擰著。一個老兵，混到這份上，為了招待戰友，老臉都不要了。
我腦子一熱，手就伸向了柜臺下面的本子。
我飛快地割了肉，那是最好的五花，肥膘足有三指寬。我又拎出兩瓶汾酒，用草繩扎緊了。
“拿著趕緊走。”我說。
我撕了一張廢紙，在上面寫了：馬占山賒肉、酒，二十塊零三毛。
我把這張紙折好，塞進了我柜臺最底層的抽屜縫里。
老馬拎起肉和酒，沒說謝謝，只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看得我心慌。
“長生，這錢，我肯定還。”
他轉身鉆進了漫天的白毛風里，那瘸腿在雪地上留下一個深一個淺的坑。
日子像磨盤一樣，轉得慢，但一直在轉。
正月初五，老馬沒來。
正月十五，元宵節，老馬還是沒露面。
到了二月開春，鎮上的雪化了，到處是泥濘。我去過老馬住的那間破土房，那房子在鎮子最西頭的山腳下。
門鎖著，是一把銹跡斑斑的大鐵鎖。
我隔著窗戶往里看，炕上收拾得挺整齊，就是沒火氣。院里的荒草被雪壓塌了，現在又直起腰來，看著像是一片墳場。
鎮上開始有了閑言碎語。
理發店的老王一邊給人刮臉，一邊說：“老馬那瘸子？怕是死在山里了。那年頭進深山，不是被狼叼了，就是掉進冰窟窿了。”
洗衣服的大嫂們在河邊也嘀咕：“我看他是卷錢跑了。聽說他在外地有親戚，誰知道呢，知人知面不知心。”
我聽著這些話，心里像塞了一團亂麻。
那張二十塊錢的白條，在我抽屜縫里變得越來越硬，邊角都發黃了。二十塊錢，那是我半個多月的工資。那時候我一個月才領三十六塊五。
每天晚上睡覺，我都能夢見周保國那張黑臉，手里拿著那張白條，指著我的鼻子大罵。
夏天來的時候，供銷社里悶熱得像個蒸籠。
蒼蠅在糖塊上面嗡嗡地轉。我拿著蒼蠅拍，一下一下地扇著，心思根本不在生意上。
有一個叫大劉的同事，跟我關系不錯。他湊過來問：“長生，你最近咋魂不守舍的？是不是談對象了？”
我苦笑一聲，沒敢接話。
我隔三差五就往老馬家跑。那把鐵鎖上的銹越來越厚，門口的草已經長到齊腰高。
我心想，這老馬是不是真出事了？
那可是二十塊錢啊。要是真沒了他，這賬就得我死扛。
秋天，收莊稼的時候，我最后一次去了老馬家。
我發現門后的墻根下，放著一捆已經干透的柴火。我想起老馬走的那天，他說他進山，山里有寶貝。
山里能有什么寶貝？除了木頭就是野獸。
那一帶的老林子邪性得很，連老獵戶都不敢往深處鉆。
我站在老馬的院子里，對著那間死氣沉沉的土房喊了一聲：“馬占山！你還欠我二十塊錢呢！”
除了山谷里的回聲，沒人理我。
時間晃到了臘月。
天又變冷了，跟老馬借錢那天一模一樣，陰沉沉的，雪花在云層里憋著。
供銷社接到了上面的通知，今年要搞“財務大整頓”。
周保國把我們幾個召集在一起，臉陰得比外面的天還難看。
“今年不比往年，總社要派人來抽查。一張紙、一顆釘子都得給我對上賬。要是誰手里有爛賬、死賬，趁早給我吐出來。要是被總社查出來，那是貪污公款，是要吃牢飯的！”
他說這話的時候，眼睛死死地盯著我。
我感覺后背一陣發涼，汗水順著脊梁骨往下淌。
那天晚上，我翻來覆去睡不著。我想過把這二十塊錢自己補上。可那時候家里老娘生病，我工資剛發下來就寄回去了，兜里比臉還干凈。
我從柜臺抽屜里取出那張白條。
紙張已經很脆了，上面的字跡因為受潮有些模糊。
老馬啊老馬，你到底是死是活？你那老連長喝了酒、吃了肉，你倒是跑個干凈。
臘月二十八，大查賬的日子。
外面的白毛風刮得驚心動魄。供銷社的大門關得死死的，只有周保國的算盤聲在空蕩蕩的屋子里響。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那是審判的聲音。
周保國坐在辦公桌后，老花鏡架在鼻梁上，一頁一頁地翻著賬本。總社來的兩個人坐在旁邊，穿著干部裝，手里拿著鋼筆，神情嚴肅。
“老周，去年的賬目大體還行，就是這豬肉和酒的消耗，跟入賬的錢對不上啊。”總社的一位同志指著賬本說。
周保國的眉頭擰成了一個大疙瘩。
他抬起頭，掃視著我們。我的腿肚子開始轉筋。
“長生，你那邊的柜臺，肉和酒是你負責的吧？”周保國問，聲音冷冰冰的。
我站出來，手藏在袖子里發抖。
“是。”
“差了二十塊零三毛。”周保國把算盤一推，“錢呢？票呢？”
我沒說話。
“你啞巴了？”周保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震得桌上的墨水瓶都跳了一下，“二十塊錢！你知不知道這是什么性質？這是挪用公款！這是犯罪！”
大劉在一旁想替我說話，被周保國一個眼神瞪了回去。
“主任，老馬……馬占山，他賒了賬。他說開春還。”我聲音細得像蚊子叫。
“馬占山？”周保國冷笑一聲，“那瘸子都消失一年了，誰不知道他死在山里了？你拿一個死人當幌子？你是覺得我好糊弄，還是覺得總社的同志好糊弄？”
周保國站起身，直接走到我的柜臺后面。
他開始翻我的抽屜。
我沒攔著，也沒法攔。
他一把扯開最底層的抽屜，在那堆零碎的票據和雜物里，準確地捏住了那張發黃的白條。
他看了一眼，氣極反笑。
“好啊，趙長生，你真有本事。私自賒賬給一個孤寡老兵，你當你這兒是慈善機構呢？”
他轉過頭，對總社的人說：“同志，這事兒清楚了。私自挪用公款，數額巨大，態度惡劣。”
總社的人點了點頭，臉上一片肅穆。
周保國拿起辦公桌上的黑色搖柄電話。
他一邊用力搖著手柄，一邊盯著我，眼神里沒有一點兒溫度。
“給我接派出所。”他對著話筒喊道。
我感覺天旋地轉，眼前的景物都開始扭曲。我的飯碗丟了，我還得進大牢。我那生病的老娘咋辦？
就在電話那頭傳來接通的聲音時，供銷社厚重的棉門簾突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掀開了。
那力量大得驚人，鐵鉤子都帶得嘎吱響。
一股極其濃烈的血腥味順著寒風灌了進來，那味道又腥又膻，還帶著一種野獸皮毛的腐臭味，瞬間把醬油和醋的味道全壓了下去。
一個滿頭白雪、渾身黑紫、甚至連眉毛上都掛著血痂的人形怪物，背著一個碩大的、還在滴血的麻袋，重重地撞在柜臺上。
他那只凍得像枯樹枝一樣的手，死死摳住柜臺邊緣，指甲蓋都翻開了，發出一聲像野獸般的沙啞嘶吼：
“賬……清了沒？”
此時全場死寂，所有人都盯著那個還在滲血的麻袋，沒人知道那是老馬，還是一個殺人犯，更沒人知道麻袋里裝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