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贊成0反對！歐盟重大草案全票通過，中國外交部：贊賞

作品聲明：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前言

5月6日，法國國民議會以141票贊成、0票反對的壓倒性結果，通過一項簡化非法文物歸還程序的法案。

法案將“逐案立法”改為“行政決策”，但適用范圍卡在1815至1972年，且設立多重技術審查門檻。

全票通過的慷慨背后，藏著怎樣的算計？中國流失的文物，回家的路還有多遠？

編輯：阿冰啊

141：0的“慷慨”表決

141票贊成，0票反對，法國國民議會5月6日的投票結果，讓許多人眼前一亮，次日，這項旨在簡化歸還非法文物程序的法案，在參議院同樣以343票贊成、0票反對全票通過。

消息傳回國內，社交媒體瞬間沸騰，“圓明園的獸首要回來了？” “被搶了165年，終于等到這一天！但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次日的回應，卻只有六個字，“贊賞”、“期待合作”。

這是給足了法方面子，全票通過確實不容易，政治肯定有利于后續，可內行人都明白，重點在后面那四個字——“通過對話合作”。

行內人一看就清楚，這部法案的真正主角，可能壓根不是中國，它的立法動機，從頭到尾都指向非洲，馬克龍2017年就承諾向非洲歸還文物，拖了近十年才拿出立法草案。

新法案的核心功能是什么？把“逐案立法”的漫長流程，變成文化部長和外交部長的行政決策。法國政府說，這能更主動地控制歸還節奏。

可就在法案通過的同一天，文化部長達蒂宣布啟動一項研究計劃，優先撥款500萬歐元，研究對象是西非和中非的藏品來源，法案優先為誰服務，一目了然。

更有意思的是，法國參議院曾提議把法案適用范圍擴大到“所有外國文物”，不分地區，但政府最后提交的版本，保留了“混合委員會逐案審議”的限制。

這說明法國高層對大規模返還心存忌憚。今天還非洲，明天還亞洲，后天歐洲其他國家也來要。一部國內法，反而可能讓法國博物館的藏品出去三分之一。

所以，這部法案的本質是什么？是用一部表面“慷慨”的法律，把國際壓力轉化成可控的技術談判，但這只是法案的第一頁，真正的問題在于，它到底鎖住了什么。

法案里的“隱形鎖”

法國為什么要一部新法？因為舊法規定：一旦文物被納入“公共領域”，原則上就不可轉讓，要歸還一件貝寧的文物，就得單獨為它立一部法，貝寧的26件文物，整整折騰了三年。

法國人算了一筆賬，如果繼續逐案立法，光是非洲國家提出的請求就能把議會日程堵死。

新法案的核心功能就一個：把逐件立法變成行政決策，以后文化部長和外交部長商量一下，走個行政程序就能決定歸還。

但法國總理勒科爾尼的補充說明才是關鍵，他說，只有那些經過科學方式、依據嚴格法律標準認定為非法所獲的文物，才會歸還。

這個解釋權，落在了新成立的“雙邊科學委員會”手里，問題是，委員會由法國專家占一半席位，意見不一致時如何裁決？法案沒寫。

誰來制定這個科學方式和嚴格標準？本質上，主動權仍在法國，法國文化部長佩加爾強調，這么做是為了讓歸還規則有“連貫性”。那這套規則具體是什么樣的？

首先，適用范圍卡死在1815年到1972年之間，1815年之前拿破侖搶的不算，1972年之后通過黑市交易的不算，其次，文物來源必須是非法所得，但有一個例外——軍事繳獲。

這個例外，對中國的意義非同尋常，圓明園劫掠發生在1860年，落在1815-1972年區間內，但如果法國咬定圓明園文物是戰利品或軍事繳獲，就可以合法排除在歸還范圍之外。

法國議會審議過程中，右翼議員明確要求把“從敵人手中繳獲的物品”排除在外，這個解釋權在法國自己手里，法案沒說清軍事用途的認定標準，等于給法國留了一扇后門。

定性這一關，就不容易過，比定性更棘手的是，法案規定只有法國政府公布的非法文物才能進入返還程序，這意味著法國要先自己承認這東西是我們搶的。

楓丹白露宮中國館里康熙乾隆的御用器物，展柜標簽上寫著“1860年遠征中國所得”，但要讓法國文化部正式發文承認這是非法掠奪，政治阻力有多大？自己打自己臉的事，哪個政府都不愿意干。

哪怕定性沒問題，主動公布這一關也足以擋住絕大多數文物，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層面：法案只適用于公立機構藏品，法國大量中國流失文物在私人藏家手里。

2016年巴黎拍賣的圓明園青銅鼠首，就是私人藏品，私人手里的文物，法國政府管不著，藏家不點頭，一件也要不回來，指望藏家自愿歸還，基本是天方夜譚，門檻設好了，現在問題來了，誰來敲門？

雨果名言與非洲優先

面對法國這套精心設計的規則，中國外交團隊的反應不是憤怒，而是務實，5月7日的贊賞和期待合作，背后是一套早已在推進的立體追索策略。

最有效的渠道，一直是中法之間早已建立的文化遺產工作組，這個雙邊磋商機制比打官司管用，2015年，法國返還了32件大堡子山流失金飾片。

2019年，又返還了8件，這些都是通過外交協商、技術合作、專家論證，一點一點磨回來的，現在法案通過了，中方可以順勢要求法方把中國文物列入重點磋商清單。

突破口在哪里？法國吉美博物館收藏的伯希和敦煌寫經，這批文物來源爭議小、國際共識高，先易后難，拿下一件就能打開局面。

科學委員會的席位不能放空，中方應該主動提名考古、歷史、法律領域的權威專家進入委員會，這是從技術層面卡住非法獲取的證明環節。

證據越完整，法方越難在定性上做文章。誰掌握技術細節，誰就掌握談判主動權，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霍政欣評價，這部法案“開啟了文物追索返還的新篇章”。

但法國議員帕特里耶-萊圖斯在議會發言時，引用了雨果的名言：“法蘭西能脫胎換骨，將不義之財歸還被搶掠的中國。”

道義的高地已經站上去了，可法案的軍事繳獲例外條款，卻可能讓圓明園文物的歸途充滿變數，如果法國咬定圓明園文物是戰利品，就可以合法排除在歸還范圍之外。

中方的策略是立體、務實、低調的，官方層面，利用現有工作組和委員會席位，打技術戰。法律層面，適時在法國法院提起民事確權訴訟，作為談判籌碼。

民間層面，引導基金會與法國學術機構合作，開展公眾教育和媒體倡導，在法國輿論場尋找內部盟友，官方不便講的話，民間可以講。官方不便施的壓力，民間可以施。

千萬別走的路是：高調炒作、政治施壓、媒體罵戰，這只會激化法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讓原本愿意配合的法國學者和官員也不敢開口。

文物追索是技術活、耐心活，不是比誰嗓門大，有了先例，為何依然艱難？

中國文物的現實歸途

圓明園被劫掠，距今已超過160年，法國從2017年承諾歸還非洲文物，到2026年才拿出這部法案，走了近十年，流失文物的返還，是一場跨越代際的馬拉松。

法國這部法案，有其歷史意義，它是西方老牌殖民國家第一次通過系統性立法，承認自己歷史上非法獲取過他國文物，并承諾建立返還機制，這個方向，是對的。

但方向正確，不等于路徑平坦，法案的局限性同樣明顯：時間范圍、軍事例外、解釋權主導、私人藏品除外……每一步，都是精心設計的關卡。

對中國而言，情況更加復雜，中國流失文物在法國的數量龐大，但缺乏官方清單，定性軍事戰利品的爭議，讓圓明園文物的歸途首當其沖。短期之內，大規模返還，不可能。

2015年，法國返還了中國32件大堡子山流失金飾片，2019年，又返還了8件，這些個案證明，中法之間存在通過外交協商成功追回文物的先例。

但2026年通過的這部法案，卻沒有為這些成功經驗鋪就更寬廣的道路，反而用復雜的技術門檻，鎖死了系統性歸還的可能，真正的歸還，還需要漫長的博弈。

中國可能會爭取到的，是爭議較小的敦煌寫經，或一兩件象征意義大于實際價值的圓明園文物，這會是外交的勝利，但也將證明，法律設定的障礙有多大。

100多年前，雨果曾痛斥英法聯軍的暴行，100多年后，一部以歸還有道為名的法律誕生了，雨果的夢想，似乎近在咫尺，但法律文本里的每一個條款，都在無聲地討價還價。

所以，對中方而言，這部法案既不是國寶回歸的凱歌，也不是毫無希望的廢紙，它是一個新的博弈平臺。

真正的戰斗，將從專家委員會的法律爭辯、歷史檔案的證據比對、外交談判的層層推進中展開。

結語

法國這部法案，邁出了西方系統性承認歷史錯誤的一步，但方向正確不等于路徑平坦，它的多重限制，本身就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談判。

未來一兩年，象征性的個案返還可能出現，但系統性追索依然漫長，突破口或在爭議較小的敦煌文獻，以及中方專家在委員會中的技術角力。

文物回家，終究是專業、耐心和實力的較量，道義是起點，證據鏈是橋梁，而每一件國寶的回歸，都是對那段歷史的一次正式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