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供銷社是干什么的？收破爛的？”表哥在年夜飯桌上笑著問我。父親摔了筷子，妻子紅了眼眶。
我沒辯解，在冷衙門一坐就是三年。
三年里，我跑遍了全市的基層社，寫了兩份直報省委的調研報告。
當省里考察組推開我的辦公室門，組長說“海峰，我來接你了”——
那個叫我“收破爛”的表哥，臉色比墻還白。
01
2019年9月。山南省委組織部。
干部監督處處長周明遠把我叫進辦公室。他是我的老領導，也是我進組織部后第一個帶我的人。
“海峰，‘基層歷練計劃’的名額定了。你去江城市供銷社，副主任，副處級不變。”
我愣了一下：“供銷社？”
周明遠點頭：“對。供銷社。全市最冷的衙門。”
我沒說話。我在省委組織部干了五年副處長，經手的干部考察材料能裝滿一個檔案柜。去供銷社——這個跨度，大到連我自己都覺得意外。
周明遠把茶杯推到一邊，看著我。
“海峰，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聽我說完。”
他從抽屜里拿出一個牛皮紙信封，推到我面前。
“你去供銷社，不是簡單的掛職鍛煉。你有一項特殊任務——撰寫一份關于基層干部生態和供銷社系統現狀的調研報告。直接報省委主要領導。不經過任何中間環節。”
我打開信封，里面是一份紅頭文件，上面蓋著“秘密”的印章。
“三年。”周明遠伸出三根手指，“三年后你回來，這是你的機會。你的調研報告，直接決定省委對基層改革的決策。別跟任何人說。包括你的家人。”
我合上信封。
“我去。”
一個月后，2019年9月，我拎著一個行李箱，站在了江城市供銷社的大門口。
一棟老舊的五層樓房。墻皮脫落，院子里停著三輛貨車，輪胎上長了青苔。傳達室的老大爺從窗口探出頭：“找誰？”
“我是新來報到的。林海峰。”
老大爺看了我一眼，又縮回去了。過了兩分鐘，他慢悠悠地出來：“你就是省里來的那個？上三樓，吳主任等你。”
我上了三樓，推開主任辦公室的門。
老吳五十八歲，穿著洗得發白的舊夾克，頭發花白，坐在辦公桌后面看報紙。茶杯里的水已經涼了。他抬頭看我，沒有站起來。
“林海峰同志？省里來的？”
“吳主任，您好。”
老吳上下打量了我一遍。三十三歲，一米七八，白襯衫、深色西褲——這是我在省委組織部養成的習慣。
他嘆了口氣：“副處長來供銷社，委屈你了。我們這兒，你也知道——要權沒權，要錢沒錢。你來這兒，是組織上讓你‘過渡’一下吧？”
我笑了笑：“組織安排，服從。”
老吳點頭，眼神里寫著四個字：來養老的。
“你的辦公室在三樓走廊盡頭。有什么事，找辦公室老劉。”
我跟他握了握手，轉身出去。
剛走到走廊，迎面碰上一個人——五十多歲，中等身材，深灰色夾克，頭發往后梳，臉上帶著體制內老油條特有的笑容。
“林主任？我是孫建國，副主任。”
“孫主任，您好。”
孫建國打量著我，目光從我的襯衫領口掃到皮鞋，然后笑了：“聽說你是省委組織部的？副處長？怎么來供銷社了？”
“組織安排。”
孫建國往前湊了半步，壓低聲音：“林主任，咱們這兒是冷衙門。你來這兒，是不是在省里得罪人了？”
我看著他的眼睛。這個人的目光里不是好奇，是警惕——他在判斷我是不是威脅。
“孫主任，我沒有得罪人。我是主動要求來的。”
孫建國的笑容僵了一瞬：“主動要求？來供銷社？有意思。”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轉身走了。我看著他的背影，知道這個人不好對付。他不是怕我，他是怕我來“搶位置”。供銷社雖然是冷衙門，但也有它的利益——閑置資產、人事安排、預算分配。孫建國在供銷社干了十五年，這些東西都在他手里。突然來了一個省委組織部的副處長，他當然緊張。
但我不是來搶他位置的。
我是來干別的事的。
辦公室在三樓走廊盡頭。十幾平米，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個鐵皮柜，一臺老式電腦。窗戶關不嚴，風從縫隙里灌進來。
我坐在椅子上，看著窗外。院子里的垃圾桶旁邊，蒼蠅嗡嗡飛。
第一天。
沒有人給我安排工作。周一開班子會，沒人通知我。我是在走廊上碰到辦公室老劉，才知道會已經開完了。我去找老吳要事做，老吳說：“林主任，不急。你先熟悉熟悉情況。”
食堂吃飯，我一個人坐一桌。旁邊兩桌坐滿了人，熱熱鬧鬧地聊天。看到我，聲音低下去，等我走了，又熱鬧起來。
有一天中午，我端著餐盤走過走廊，聽到兩個科員在拐角處小聲說話。
“省里來的那個，聽說是在省委組織部犯了錯誤，被發配下來的。”
“是嗎？怪不得來供銷社。這種地方，就是養老的。”
“你看他每天坐在辦公室里看報紙，也不說話。八成是真犯事了。”
我沒有停步，徑直走過去了。
他們看到我，聲音戛然而止。我假裝沒聽到。
那天晚上，我在供銷社招待所的房間里給妻子方敏打電話。房間十五平米，墻皮脫落，窗外是老城區的燈光，稀稀拉拉的。
“小敏，這邊條件還行。你跟孩子先別過來，等我安頓好了再說。”
方敏的聲音有些疲憊：“你不是說讓我跟你去江城嗎？”
“這邊……情況比較復雜。等我穩定了，你再過來。”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
“林海峰，你是不是后悔了？”
“沒有。我只是——”
她打斷我：“行。我等你。”
電話掛了。
我坐在床邊，看著天花板上的水漬。然后打開筆記本，寫了一行字：
“2019年9月，到江城市供銷社。吳德厚不重視。孫建國有敵意。沒人給我安排工作。但我知道我是誰。”
合上筆記本，鎖進抽屜。
我不是來養老的。
02
2019年10月，供銷社領導班子分工文件下來了。
我的分工：政策研究、信息宣傳、離退休干部工作。全部是邊緣工作。核心業務——財務、人事、資產管理、經營發展——全在孫建國和另一個副主任劉春來手里。
班子會上，老吳宣布完分工，看了我一眼：“林主任剛來，不熟悉情況，先分管這些。慢慢來。”
孫建國在旁邊補了一句：“吳主任說得對。林主任是省里來的，水平高。政策研究很重要嘛。”
他說“很重要”三個字的時候，嘴角微微翹了一下。我看見了。會議室里的科員們也看見了。有人低頭笑了一下。
我沒有爭辯：“好。我服從安排。”
回到辦公室，我去找辦公室主任老劉要材料。
“劉主任，我需要近三年的工作總結、財務報告，以及各縣區供銷社的基本情況。”
老劉是個五十多歲的老科員，戴著老花鏡。他聽了我的話，從老花鏡上方看了我一眼。
“林主任，這些材料……有的。但我得找找。您等幾天。”
等了三天，沒消息。我又去找他。
老劉撓了撓頭：“林主任，不好意思。財務報告要孫主任簽字才能給。您得找孫主任。”
我去找孫建國。
孫建國正在辦公室里打電話，看見我，掛了電話，往椅背上一靠。
“林主任，什么事？”
“孫主任，我想看看近三年的財務報告。”
孫建國皺了皺眉：“財務報告？林主任，你分管政策研究，不需要看財務報告吧？你看那些干什么？”
“我想了解一下供銷社的整體情況。”
孫建國笑了。那種笑不是善意的，是一個老獵手看到小動物誤入領地時的笑。
“整體情況？供銷社的情況就是——沒錢、沒人、沒業務。你看報告也看不出什么。不如坐著喝茶。”
我沒有爭辯，轉身走了。
走到門口，孫建國在后面加了一句：“林主任，你是省里來的，不了解基層。基層跟省里不一樣。在這兒，悠著點。”
我沒回頭。
2019年11月，方敏帶著女兒來江城了。
她在供銷社附近的老小區租了一套房——沒電梯，六樓，暖氣不熱。女兒剛上幼兒園，每天要走二十分鐘才能到。
搬家那天，我請了半天假，在樓下等她。她從出租車上下來，抱著女兒，后面跟著一輛小貨車，拉著幾個紙箱。
她站在老小區的樓門口，抬頭看了看——灰色的外墻，生銹的防盜窗，走廊里堆著舊家具。
然后她來了我的辦公室。
門推開的那一刻，她站住了。
十幾平米的房間，墻皮發黃，鐵皮柜上有銹斑，窗戶關不嚴，風從縫隙里灌進來。桌上只有一臺舊電腦和一部掉漆的電話。
她的眼淚掉下來了。
“林海峰，你在省委組織部好好的，為什么要來這種地方？”
我走過去握住她的手：“小敏，這是組織安排。”
“組織安排？組織安排你來養老？”
她甩開我的手，背過身去擦眼淚。
我站在她身后，不知道該說什么。
過了一會兒，她轉過來，眼睛紅紅的。
“你同學李凱，在省發改委，今年剛提的正處。你呢？你三十三了。三年后三十六。你在供銷社看報紙？”
我說：“小敏，你再給我一點時間。三年。三年后我們就回省城。”
她看著我，眼淚又流下來了。最終她嘆了口氣：“行。我等你。但你得答應我一件事——”
“什么？”
“別讓我爸媽知道你在供銷社。他們問起來，就說你在市政府工作。”
我說：“好。”
那天晚上，方敏在出租屋里收拾東西。女兒在客廳地上玩積木。暖氣不熱，方敏給女兒套了兩件毛衣。
我坐在廚房里，聽著隔壁的電視聲和樓上的腳步聲，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我不能說。我不能告訴她我來供銷社的真正原因。不能告訴她調研報告的事。不能告訴她三年后的安排。周明遠說得很清楚——別跟任何人說。
2019年12月，我第一次下基層調研。
去的是鳳凰縣供銷社——全市最差的縣級社。
從江城市區開車兩個小時，最后半小時是盤山路。到了鳳凰縣城，供銷社在老街的盡頭——一棟兩層的老樓，墻上有裂縫，像蜘蛛網一樣從屋頂蔓延到地面。屋頂鋪著石棉瓦，有幾塊已經碎了，用塑料布蓋著。
主任老周在門口等我。五十多歲，穿著舊棉襖，手里夾著一根煙，臉上的皺紋像刀刻的。
“林主任？省里來的？您怎么來我們這兒了？”
我說：“周主任，我來看看情況。”
老周把煙掐了，帶我進樓。樓里更慘——辦公桌是八十年代的，椅子腿用鐵絲綁著，墻角擺著一個煤爐，煙囪從窗戶伸出去，接口處漏煙。
他給我倒了杯茶。茶葉是碎末子，水不太熱。
“看什么情況？我們這兒的情況就是——沒錢、沒人、沒業務。全縣十五個基層社，關了十二個。剩下的三個，也是半死不活。”
我說：“周主任，您覺得問題出在哪？”
老周看著我，沉默了一會兒。他在判斷我是“隨便問問”還是真想聽。
“林主任，您是真想知道還是隨便問問？”
“真想知道。”
老周把茶杯放下，嘆了口氣。
“問題出在上面。市社不管我們，省社更不管我們。我們這些基層社，自生自滅。上面每年要我們報材料、填表格，但從來不下來看一眼。錢沒有，政策沒有，人更沒有——我這兒最年輕的職工四十三歲。年輕人誰來供銷社？來了也留不住。”
他看著窗外。窗外是一條土路，路邊停著一輛三輪車，車上裝著化肥袋子。
“林主任，您是從省里來的，您說——供銷社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我沒有回答。
但我把他說的每一句話，都記在了筆記本上。
那天晚上，我回到招待所，在筆記本上寫：
“鳳凰縣供銷社，危樓，十五個基層社關了十二個。老周問：供銷社還有存在的必要嗎？這個問題，我要給他一個答案。”
03
2020年。
這一年，我在供銷社徹底成了“透明人”。
沒有人找我開會——后來我才知道，孫建國專門跟辦公室老劉交代過，班子碰頭的事不用通知我。沒有人找我匯報工作——我分管的那幾塊，信息宣傳是老劉兼著的，政策研究沒人搞過，離退休干部一共三個人，半年才來一次。
沒有人跟我吃飯。食堂里，我端著餐盤坐下來，左右兩桌的人會自然地把身體往另一邊偏一偏。不是故意的，是習慣——就像你不會刻意跟一個路人搭話一樣。
我在他們眼里，就是一個路人。一個從省里來的、不知道犯了什么事的、被發配到冷衙門養老的路人。
但我不在意。
我有自己的事做。
2020年一整年，我利用“政策研究”的名義，跑遍了江城市所有縣區的供銷社。
鳳凰縣去了四次。清溪縣三次。天南縣三次。石橋區兩次。還有下面的鎮、村，加起來跑了三十多個點。每次出去，我都跟老吳報備。老吳從不反對——反正我分管政策研究，下去調研是正當理由。而且我不在辦公室，大家反而更自在。
我調研的內容不是表面上的“政策研究”。我在摸一個更大的底：全市供銷社系統的資產狀況、人員結構、經營情況、存在的問題、改革的可能路徑。
所有的調研結果，我整理成了一份詳細的報告——《江城市供銷社系統現狀調查報告》。
這份報告，我沒有給任何人看。因為這是我要直接報送省委主要領導的材料。
2020年5月，一個下午，孫建國推開我的辦公室門。
我正在電腦前打字。他進來的時候，我把文檔最小化了——不是因為心虛，是因為這份報告確實不能讓任何人看到。
孫建國拉了把椅子坐下來，翹著二郎腿。
“林主任，聽說你最近經常下縣里？”
“對。政策研究需要了解基層情況。”
他看了一眼我的電腦屏幕——被我最小化了，只剩下桌面壁紙。
“林主任，你是真認真啊。供銷社有什么好研究的？你寫那么多報告，給誰看？”
我說：“孫主任，報告寫好了，自然有人看。”
孫建國的眼神變了一下。他在揣摩我這句話的意思——“自然有人看”是什么意思？給誰看？給市里看？還是給省里看？
他沒有追問。
“林主任，我跟你說句實話——你在供銷社，再怎么努力，也出不了成績。供銷社是冷衙門，沒人關注。你不如省省力氣，等三年期滿，回省城。”
我說：“孫主任，謝謝你的建議。但我這個人，不干活難受。”
孫建國搖了搖頭，站起來走了。走到門口，他回頭看了我一眼。
那個眼神我讀懂了——他在想：這個人到底在搞什么？
2021年春節，我回省城過年。
親戚們在大伯家聚餐。三桌人，滿滿當當，熱氣騰騰。
表哥王志強最后到的。開著一輛黑色奧迪A6，穿著深藍色的羊絨大衣，皮鞋擦得锃亮。他在省發改委當處長，負責重大項目審批——這幾個字在親戚圈里，分量比黃金還重。
他一進門，所有人的注意力就集中在他身上了。
“志強來了！快坐快坐！”“聽說你們處今年審批了一個大項目？”
王志強笑著跟大家打招呼，然后看到了我。他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海峰，好久不見。聽說你去供銷社了？副主任？”
“嗯。”
他聲音不大，但足夠讓周圍的人都聽見：“供銷社是干什么的？收破爛的？”
親戚們笑了。有人笑出了聲，有人是憋著笑。
我也笑了笑：“表哥說得對。供銷社確實是收破爛的。”
吃飯的時候，二姨在旁邊小聲對我媽說：“海峰這是怎么了？在省委組織部好好的，怎么去供銷社了？是不是犯錯誤了？”
我媽沒說話，夾菜的手抖了一下。我假裝沒聽到。
那天晚上，父親把我叫到書房。
他退休前是縣政府辦公室主任。一輩子要強，一輩子在意“面子”兩個字。
他坐在書桌后面，臉色鐵青。
“海峰，你到底在搞什么？你表哥說你去收破爛了，你也不反駁？你是省委組織部的副處長——你去供銷社——你對得起誰？”
我說：“爸，我沒有收破爛。我有我的任務。”
“什么任務？你告訴我！”
“爸，我不能說。”
父親猛地拍了桌子，茶杯震了一下，茶水灑出來了。
“你——你真是氣死我了！”
我站在那里，沒有動。
過了很久，父親的聲音低下來了。
“海峰，你媽身體不好。她每天都在念叨你。親戚們都在看笑話。你……你就不能給她爭口氣嗎？”
我說：“爸，再給我兩年。”
父親擺了擺手：“出去吧。我不想看見你。”
我走出書房，關上門。站在走廊里，我聽到門里面傳來一聲嘆息。
那是那個春節最難熬的一個晚上。比孫建國的排擠、比同事的冷眼、比食堂一個人坐一桌——都難熬。
2021年3月，我完成了第一份調研報告。
三萬八千字。每一個數據都是我親自核實的。每一段訪談都是我親自做的。每一個結論都有充分的依據。
我通過內部渠道，把報告直接報送給了省委組織部周明遠處長。
三天后，周明遠給我發了一條加密信息——
“報告收到。部領導很重視。繼續深入。”
我看著這條信息，刪掉了。然后繼續去食堂吃飯。一個人坐一桌。
04
2021年4月，我做了一個讓所有人意外的決定。
那天上午，我去找老吳。
老吳正在辦公室里看報紙。五十八歲的人了，兩年后退休，他沒有任何折騰的動力。
我敲門進去，在他對面坐下。
“吳主任，我想做一件事。”
老吳放下報紙，看著我：“什么事？”
“把全市的供銷網絡重建起來。”
老吳的手停在茶杯上，愣住了。
“重建？拿什么重建？沒錢、沒人。”
我說：“吳主任，我在調研中發現，各縣區供銷社有不少閑置資產——倉庫、門面、土地。把這些資產盤活，可以籌集一筆資金。然后用這筆資金，重建基層社的網絡。”
老吳的眉頭擰起來了。他放下茶杯，身體往前傾了一下——這是他一年半來第一次認真聽我說話。
“林主任，你說的這些，我以前也想過。但太麻煩了。涉及資產處置、人員安置、歷史遺留問題——搞不好要出事的。”
我說：“吳主任，不搞也會出事。供銷社再這樣下去，就真的沒了。”
老吳沉默了很久。窗外傳來院子里的鳥叫聲。
最終他嘆了口氣：“行。你試試。但我丑話說在前頭——出了事，你自己負責。”
我說：“好。”
第二天的班子會上，我匯報了改革方案。
孫建國聽到一半就坐不住了。他把手里的筆往桌上一拍：“林主任，你是省里來的，不懂基層情況。供銷社的資產，不能亂動。動出了問題，誰負責？”
我說：“孫主任，我負責。”
孫建國冷笑了一聲：“你負責？你一個掛職的，三年后就走了。你走了，爛攤子誰收拾？”
他說“掛職的”三個字的時候，特意加了重音。
我看著他。
“孫主任，我不是掛職的。我是正式調來的。三年后走不走，是組織決定。但現在，我是供銷社的副主任。我有責任做這件事。”
老吳打圓場：“行了行了。讓林主任試試。不行再停下來。”
孫建國哼了一聲，不說話了。但他看我的眼神變了——從之前的警惕，變成了敵意。他以為我在“撈政績”。他不知道，改革只是順帶的。我真正的任務并不是這個。
但改革不是“順帶”那么簡單。我在調研的過程中，真的看到了基層供銷社的慘狀——鳳凰縣的危樓、老周眼里的絕望、那些四十多歲的職工不知道明天在哪里——這些東西進了我的眼睛，就出不去了。
我不能光寫報告。我得做點什么。
2021年，我用了半年時間，盤活了三個縣區的閑置資產。
過程比我預想的難十倍。首先是資產清查。很多資產的產權關系混亂——有的倉庫是七十年代集體建的，產權證早就丟了；有的門面被人占了十幾年，說不清是租是借；有的土地被周邊村民種了莊稼，你要收回來，人家不干。
我一個一個查，一個一個理。跑檔案館、跑土地局、跑法院。有的產權糾紛要查三十年前的文件——文件在倉庫里堆著，發霉了，要戴著口罩一頁一頁翻。
然后是資產處置。閑置資產要公開拍賣，拍賣之前要評估，評估需要請專業機構，專業機構要花錢——供銷社沒錢。我自己跑省城，找了一家評估機構。跟人家磨了三天，人家才同意先干活后付款。
拍賣的錢到賬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重建鳳凰縣供銷社。
老樓拆了。新樓建起來了——不是什么豪華大樓，是一棟兩層的綜合服務中心，白墻灰瓦，干凈整潔。一樓是農資銷售和農產品收購點，二樓是辦公區和培訓教室。
落成那天，老周站在新樓前面，站了很久。他的眼眶紅了。
“林主任，我以為我這輩子都看不到這一天了。”
我說：“周主任，這只是開始。”
老周抹了一把臉：“開始就好。開始就好。”
2021年8月的一個晚上，方敏給我打電話。
“海峰，我看到你在鳳凰縣的照片了。”
我愣了一下：“什么照片？”
“鳳凰縣供銷社公眾號發的。你站在新樓前面，跟一個穿棉襖的老同志握手。”
我說：“哦。那是周主任。”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
“你好像……挺開心的。”
我想了想：“是。挺開心的。”
方敏又沉默了。我能聽到她的呼吸聲，有點不穩。
“海峰，我以前不理解你。覺得你去供銷社是沒出息。但看到照片里的你，我覺得……你好像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
我說：“小敏，我在這里，不是在養老。我在做事。雖然不是什么大事，但至少——我在幫一些人。”
電話那頭傳來一聲抽泣。
“林海峰……你怎么不早說？”
“我不能說。”
“你什么都不能說。”
“嗯。”
她哭了一會兒，然后聲音穩下來了。
“行。你繼續干。我在家等你。”
我說：“小敏，謝謝你。”
“謝什么。你是我老公。”
掛了電話，我在招待所的窗前站了很久。窗外是江城的老城區，路燈昏黃，遠處有火車的汽笛聲。
2021年底，我完成了第二份調研報告——《關于盤活供銷社閑置資產推動基層社改革的建議》。兩萬六千字。里面不僅有數據和分析，還有鳳凰縣的改革實踐作為案例。
我把報告直接報送給了省委主要領導。
一個月后，省委辦公廳下發了一份文件——《關于加快推進供銷社改革的實施意見》。
我仔細看了這份文件。其中有七處表述，跟我報告里的建議幾乎一模一樣。
我把文件放在抽屜里，沒跟任何人說。
05
2022年2月，一個消息在江城市的體制內傳開了——
省委組織部要派考察組下來，考察一批優秀年輕干部。
這個消息在市委大院里引起了不小的波動。市委組織部、市政府辦、市發改委的年輕干部們都動了起來——打聽考察范圍，猜測考察對象，互相試探。
但供銷社的人不以為然。
孫建國在食堂里跟幾個科員說：“考察組？跟我們有什么關系？省里來考察干部，考的是市委市政府的人。供銷社？人家想都想不起來。”
科員們笑了。
我坐在旁邊那桌，低頭吃飯，沒說話。
因為一周前，周明遠給我發了一條加密信息——
“海峰，考察組下周到江城。你的調研報告，部領導看了。非常滿意。準備回來。”
我看完信息，刪掉了。然后繼續吃飯。
2022年3月10日。
那天早上，江城下了一場小雨。
我像往常一樣，八點到辦公室，泡茶，打開筆記本。窗外的雨絲很細，落在窗臺上沒什么聲音。
九點鐘，樓下突然熱鬧起來了。我聽到有人在走廊上快步走動，有人在打電話，有人在低聲說：“省里來人了！省里來人了！”
我沒動。繼續看文件。
十點鐘，老吳的電話打到了我辦公室。
“林主任，省委組織部考察組到了。在一樓會議室。你……你下來一趟。”
老吳的聲音有些奇怪——不是平時那種懶洋洋的語氣，帶著一點緊張，還有一點困惑。
我說：“好。”
放下電話，我站起來，把桌上的文件收好，把茶杯放進抽屜。然后整了整襯衫的領子，下樓了。
一樓會議室的門開著。
我在門口站住了。
會議室里坐著四個人——三個我不認識，一個我認識。
周明遠。
他老了一些。頭發比三年前白了很多。但精神還是很好，坐在那里，背挺得很直。
他旁邊坐著市委組織部的一個副部長。副部長的臉上帶著一種微妙的表情——像是在配合什么，又像是在看一場戲。
老吳站在門口，手足無措的樣子。
我走進會議室。
周明遠看到我，站起來了。
他走過來，握住我的手。
“海峰。”
“周處。”
他的手很有力。
“三年了。”
“三年了。”
周明遠看著我，笑了。
然后他轉過身，對市委組織部的副部長說：“張部長，這就是我跟你說的那位——林海峰同志。省委組織部干部監督處原副處長。三年前按照‘基層歷練計劃’到供銷社鍛煉。”
張副部長點頭：“林海峰同志，久仰。”
老吳站在旁邊，嘴張著，像被人按了暫停鍵。
周明遠看著我，聲音很沉穩。
“海峰，你在供銷社三年，寫了兩份調研報告。第一份，關于供銷社系統現狀；第二份，關于盤活閑置資產的建議。這兩份報告，省委主要領導都看了。非常滿意。省里已經下發了《關于加快推進供銷社改革的實施意見》，你的建議被采納了。”
他頓了頓。
“經省委組織部研究決定——你調回省委組織部，任干部監督處處長，正處級。”
會議室里安靜了。安靜得能聽見窗外的雨聲。
老吳的手垂在身側，微微發抖。
我說：“周處，我服從組織安排。”
周明遠笑了：“好。三天后回省城報到。”
他轉身，看著老吳。
“吳主任，謝謝你這三年對林海峰同志的照顧。”
老吳連忙說：“不客氣不客氣。林主任在我們這兒，干得很好。很好。”
他的聲音有點發顫。
這時候，我看到走廊上站著一個人。
孫建國。
他不知道什么時候來的，站在會議室門口，臉色發白。
他聽到了。全都聽到了。
省委組織部干部監督處副處長。基層歷練計劃。調研報告直報省委主要領導。調回省城任處長。正處級。
每一個字，都像一巴掌。
我看著他。
他看著我。
我說：“孫主任，謝謝你這三年的‘關照’。”
孫建國的嘴唇動了一下，沒說出話來。
他的臉，從白變成了紅，又從紅變成了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