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南閩北的沃土上,有一座名為瑞安的城市,千年文脈與現代氣息在這里交匯。當數字浪潮席卷各行各業,當傳統媒體遭遇生存危機,這里的融媒體中心卻上演了一場令人矚目的“逆襲”—— 營收從2021年的1.1億元躍升至2025年的5.4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49%,非政務業務、非本地業務每年翻番增長 。
這串數字背后,是一個縣級融媒體中心從“求生存”到“謀引領”的涅槃之路。
近日,在由人民日報新聞戰線雜志社、浙江省瑞安市委宣傳部主辦,瑞安市融媒體中心協辦的“融匯于瑞 智啟以安——數智時代縣級融媒系統性變革的瑞安實踐主題交流會”上,圍繞縣級融媒的體制機制改革、技術賦能、內容創新、服務功能拓展等進行了深入研討,通過解析浙江省瑞安市融媒體中心(傳媒集團)的改革創新實踐,為縣級融媒深化系統性變革提供啟示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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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縣級融媒體中心是主流輿論宣傳的重要陣地,是連接基層群眾的綜合服務平臺。近年來,瑞安市融媒體中心著力構建“新聞+政務服務商務”的融合發展新范式,探索出一條既有地方特色、又體現時代特征、富有融改實效的高質量發展路徑,連續兩年入選國家廣電總局典型案例,受邀在天津、江西、廣西、重慶、新疆等十余省份作典型介紹或專題輔導,超500個黨政或媒體考察團來瑞調研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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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目光回溯至4年前,與大多數融媒體中心一樣,瑞安融媒同樣面臨著共同的壓力。400多名員工,年開銷1.2億元,財政只兜底3000萬。人員身份混雜,思維方式迥異,管理效能低下,以至于到了“舉步維艱”的地步。
瑞安的故事,說到底,是一場以改革為名的自我突圍。而這場突圍的真正起點,不是技術引進,不是內容翻新,而是體制機制的“刀刃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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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抓住了“人”這個核心。打破論資排輩,推行“四維競爭”,干得好就上,干不好就下——這是實打實的干部重構。累計32人退出中層崗位,“80后”“90后”占據中層七成以上。
更值得關注的是,瑞安融媒主動退出了財政預算序列,把“大鍋飯”端走,換上了基于阿米巴和KPI的績效考核。固定工資降到總薪酬的20%左右,普通員工收入差距拉開四倍多。
身份“無感”了,干活的勁頭卻“有感”了。
這種“斷奶式”改革,在許多地方是想都不敢想的。但瑞安不僅想了,而且做了。它用事實證明,縣級融媒的困境,根源往往不是資源不足,而是機制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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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不再是一句寫在文件里的套話,而是落實到每一個崗位、每一分薪酬、每一次競崗時,人的潛能便被真正激活。
這不僅僅是數字的翻盤,更是一場關于“縣級融媒還能怎么活”的深度作答。
(二)
但瑞安的改革不止于“內部搞活”,更深遠的意義在于,重新回答了“縣級融媒到底要做什么”這個根本問題。
過去,縣級媒體大多扮演“城市報道者”的角色——記錄新聞、傳播政策、服務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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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融媒則邁出了更大的一步,從“報道者”轉向“運營者”。從開始系統布局文化創意、智慧城市、數字電商等產業,到運營14個園區景區,總體量超20萬平方米;從組建20多人的數字化技術團隊,參與50余項智慧城市項目,到沉淀5億條數據,甚至在浙江大數據交易中心掛牌交易數據資產,獲銀行授信1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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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融媒作為媒體,不再是那個“靠廣告和財政過日子”的媒體,而是變成了城市運營的參與者、數字服務的提供者、產業生態的構建者。
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這叫“新聞+政務+服務+商務”的融合發展新范式;而用更直白的語言表達,那就是,媒體不僅要“說話”,還要“干活”;不僅要連接群眾,還要服務發展。
正如主題交流會上與會嘉賓所談到的,瑞安市融媒體中心的探索實踐,為縣級融媒體中心深化系統性變革提供了參考樣本。在奮進“十五五”的新征程上,縣級融媒體中心踐行好“引導群眾、服務群眾”的重要職責使命,要努力從“事件賦能”邁向“生態賦能”,積極拓展“新聞+政務服務商務”多元化模式,持續深化體制機制創新、優化內容生產,不斷提升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為鞏固壯大主流思想輿論陣地貢獻力量。
(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瑞安融媒并沒有把自己困在瑞安,而是以“非本地化戰略”主動走出去,向意大利和國內十余個省份的50多家單位輸出數字技術和文旅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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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縣級融媒,把生意做到了全國甚至海外,這本身就打破了人們對“縣級媒體天花板”的固有想象。
當然,瑞安的探索并非沒有挑戰。
比如,“黨媒+文化國企”的一體化運行,既要堅持黨管媒體,又要釋放企業活力,這個平衡并不容易拿捏。此外,上市計劃的推進,也意味著要面對更復雜的資本市場規則和治理要求。
但這些挑戰,恰恰是瑞安樣本的價值所在,它不是一條復制粘貼的捷徑,而是一套可供深思的方法論。
回望瑞安融媒這四年的變革,真正讓人感慨的,不是5.4億的營收,而是一種“破局”的勇氣。在很多人還在抱怨縣級融媒“底子薄”“空間小”“人才少”的時候,瑞安融媒選擇了一條更難的路,先改自己,再改局面;先破機制,再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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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融媒的故事告訴我們,縣級融媒的未來,不在等待資源的下沉,而在激活自身的基因。當一家縣級媒體敢于把自己當做一個“生態型平臺”來打造,敢于走出財政的溫床、走出地域的邊界、走出傳統的角色定義,就有可能從“事件賦能”走向“生態賦能”,從“融”起來真正走向“強”起來。
應當講,瑞安融媒不是唯一的答案,但它提供了一個值得反復咂摸的范本,在數智時代,基層媒體可以不是被動的記錄者,而成為主動的建設者。
而這,或許正是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最生動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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