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在十大元帥中，賀龍的起點最高。1927年南昌起義時，他就已是國民革命軍的軍長，擔任起義總指揮。土地革命時期，他是紅二方面軍總指揮；抗日戰爭時期，賀龍是八路軍三大主力師之一的120師師長。他以“兩把菜刀”鬧出辛亥革命的傳奇，在南昌城頭打響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可謂功勛卓著。然而，翻開解放戰爭的畫卷，這位曾經叱咤風云的高級將領卻似乎“隱身”了。當林彪在東北、劉伯承在中原縱橫馳騁、建立豐功偉業之時，賀龍在解放戰爭中好像沒有什么消息。許多人不禁要問：賀龍到底去哪兒了？他真的“消失”了嗎？
賀龍在解放戰爭時期，從一個帶兵打仗的“進攻之矛”，化身為保障后方的“防御之盾”。
抗戰期間的戰略轉折：賀龍被釘在了“保衛中央”的位置上。
賀龍在解放戰爭時期退居二線的種子，其實早在抗日戰爭中后期就已經種下。1939年4月，120師在冀中與日軍展開激烈交戰，發生了著名的齊會戰斗。賀龍身先士卒、親臨前線指揮，結果遭到了日軍毒氣彈的襲擊。雖然他沒有像傳言中所說的那樣徹底失去指揮能力，但這次經歷確實讓他的身體嚴重受損。在長期的戰爭操勞下，他體內積攢了諸多隱疾，后來被送到后方醫院休養。
不過，真正迫使賀龍從一線主力部隊“脫離”戰場的，其實是中央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給他的特殊戰略任務。1939年底，國民黨閻錫山發動“晉西事變”，突然糾集三萬多人馬進攻晉西北的八路軍。在這內憂外患的關鍵時刻，賀龍不得不率主力回師晉西北。但更根本性的轉變發生在1942年——這年5月，中央正式任命賀龍擔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員。這個任命對賀龍的職業生涯具有分水嶺意義，意味著他從此從“前線沖鋒的自由角色”，轉變成了被戰略職責“釘在邊區”的“守門員”。
抗戰勝利后，賀龍仍然在領兵作戰。他領導的晉綏野戰部隊積極配合聶榮臻的晉察冀軍區部隊發起了一系列重要戰役，包括綏遠戰役、晉北戰役等，獲得了不錯的戰果。但是，轉機很快就來了。在這期間，賀龍根據中央軍委命令，將自己麾下晉綏野戰軍的三個縱隊逐步調撥出去：先是第一縱隊被調去保衛陜甘寧邊區，接著第二縱隊也被調往陜北，到了后來，他甚至把分文未留的預備隊也支援給了西北野戰部隊。這種周而復始的人員調撥，使他麾下兵力捉襟見肘，幾乎成了“光桿司令”。然而他沒有說過一個“不”字。
一號首長有一次專門找賀龍談話，談及這些調動時，賀龍的回答極具深意：“一切都沒有問題，只要為了勝利前線需要什么，省委和聯防軍區就支援什么。”可以說，解放戰爭初期賀龍手中還有晉綏野戰軍的時候，他的角色是“戰略機動力量”的指揮官；而當他一次次把自己的部隊無償交給兄弟部隊，變成后方支援者的過程中，賀龍在華北和西北的軍事博弈中，越來越像一個協調者而不是直接沖鋒者。
造成這一變化的直接影響因素，是1947年情勢的根本改變。該年3月，蔣介石發起的全面進攻戰略失敗，轉而對陜北實行“重點進攻”。胡宗南率領25萬大軍直撲延安，企圖一舉摧毀中共中央。此時的陜北地區，全部解放軍加起來也只有4個旅約1.7萬人，根本無法與敵軍正面對抗。而賀龍此時正在晉綏前線指揮作戰，遠水難解近渴。
關鍵時刻，讓歷史走向轉折的一幕出現了。1947年3月，解放軍總參謀長彭德懷主動請纓，建議由自己先統一指揮陜北地區所有部隊，保衛黨中央。一號首長當即予以同意。為確保萬無一失，他還特別征求賀龍的意見。
賀龍收到中央決定后，以罕見的政治格局立刻表態：“一號首長，我完全擁護中央決定。軍隊是黨的軍隊，不是我個人的，我帶的軍隊別人也能帶?！彼€在給老部下做動員時語重心長地說：“軍隊要聽黨指揮嘛！”
其實，這種“無我”的境界并不是賀龍的偶然之舉?；赝?927年，蔣介石曾以高官厚祿、別墅金條為誘餌，極力拉攏時任國民革命軍第20軍軍長的賀龍。但賀龍不但拒絕了誘惑，反而把自己槍械齊備的部隊全部交給了當時還“窮得叮當響”的共產黨，發動了南昌起義。那一年，他的選擇令世人震驚且費解。但賀龍心里始終明白一個信念：自己的隊伍不是“賀家軍”，而是“人民的軍隊”。十年多后，面對交出兵權的重大抉擇時，他再次以同樣的坦蕩胸襟，毫不猶豫地服從了組織決定。
賀龍元帥的軍事生涯，他留給歷史的不僅是“兩把菜刀鬧革命”的傳奇。從南昌城頭的硝煙到長征路上的回旋，從雁門關外的伏擊到冀中平原的殲滅，賀龍以其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在中國革命史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1927年7月下旬，年僅31歲的賀龍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抵達南昌。此時他雖還不是共產黨員，但早已心向革命。7月28日，周恩來會見賀龍，把黨中央和前敵委員會的起義決定和計劃如實相告，賀龍當即表示：“我完全聽黨的指揮，黨說怎么辦，我就怎么辦。”“無論南昌暴動成功還是失敗，我都干！失敗了，我就上山。”前委任命賀龍為起義軍總指揮，葉挺為前敵總指揮，劉伯承為參謀長，協助賀龍制定作戰計劃和相關部署。
起義前夕，賀龍展現出大將風范。7月31日下午，他把營以上軍官召集開會，開門見山地講了四點：一是國民黨已叛變了革命；二是只有跟著共產黨走，中國才有希望；三是黨已經決心領導武裝暴動，解放人民；四是自己已下決心跟共產黨走，愿意跟黨走的可以留下繼續革命，不愿意的也可以走。結果，二十軍中的所有軍官都留了下來。
起義原定8月1日凌晨4時發動，后因叛徒告密，前敵委員會決定提前到凌晨2時。賀龍與葉挺共同簽發了絕密作戰命令。按照作戰計劃，賀龍指揮的第二十軍第一、二師，向舊藩臺衙門、大士院街、牛行車站等處守軍發起進攻。賀龍的指揮部和敵人隔街相望，距離不到兩百米，流彈不時從頭上呼嘯飛過，他卻從容不迫，指揮若定。戰斗最為激烈的是舊藩臺衙門一帶：敵方精銳警衛團因事先得到叛徒告密，早有戒備，依托有利地形以猛烈火力封鎖鼓樓洞口。賀龍聞訊，急令三、五兩團增援，幾經拼搏，終于全殲守敵。激戰四個多小時，全殲守軍三千余人，宣告了南昌起義的勝利。
一個尚未入黨的軍人竟被委以起義總指揮的重任，這在黨史上堪稱異數，卻真實折射出黨組織對賀龍軍事才干和政治態度的極大信任。
1936年2月，紅二、紅六軍團一萬余人進入烏蒙山區。這座山脈海拔兩千三百多米，山高谷深，懸崖絕壁隨處可見。此時敵人部署之周密令人窒息：坐鎮貴陽的顧祝同調動萬耀煌、樊嵩甫、郝夢齡三個縱隊從東面追擊；李覺、郭汝棟兩個縱隊堵截紅軍南進道路；云南軍閥龍云將孫渡縱隊擺在昭通、咸寧地區，川軍也派出十幾個團沿江布防。十多倍于己的敵人從四面八方收緊包圍圈。前有敵軍堵截，后有重兵緊逼，生存的希望渺茫如微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