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主黨能否在對以色列的低空戰場上占據上風?真主黨的光纖無人機并非“神兵利器”,但它暴露了以色列在低空防御上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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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31日,伊朗首都德黑蘭一棟建筑上懸掛著一幅巨型橫幅,畫面是一架帶有真主黨標志的無人機。如今,以色列北部戰線上的新戰爭聲響,不再是戰斗機的轟鳴,也不是彈道導彈發射時的特征聲,而是光纖無人機的嗡鳴。這類無人機便宜到可以承受損失,精確到足以產生實質影響,也足夠難以被干擾,因此暴露出以色列軍方在作戰理論上的一個缺口。
真主黨的無人機,正在給以軍在黎巴嫩南部的入侵部隊帶來戰術摩擦、心理壓力和作戰成本。雖然戰損評估仍不完整,作戰層面和戰略層面的影響也仍有爭議,但其戰術效果已經相當清楚。
首先需要打破的一個迷思,是把這件事看成“新鮮事物”。無人機作戰并非始于烏克蘭,光纖制導也遠非新技術。無人化打擊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曾在“阿佛洛狄忒行動”和“鐵砧行動”中,嘗試把轟炸機改裝成遙控爆炸飛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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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4年,美國海軍第一特種任務航空大隊就曾使用電視制導、遙控操作的TDR-1攻擊無人機,對日本目標實施命中。在地面戰場上,納粹德國國防軍曾使用“歌利亞”履帶地雷。這是一種有線制導的爆破車輛,用今天的軍事術語來說,可視作“無人地面車輛”。裝甲部隊和戰斗工兵部隊都曾使用它,包括在1944年華沙起義期間對付波蘭抵抗力量。
在中東,依靠實體連接進行制導也并不新鮮。1973年10月,埃及反坦克分隊曾使用蘇制AT-3“嬰兒”導彈,在戰爭初期摧毀以色列裝甲力量。這種導彈在阿拉伯世界更常被稱為“薩格爾”或“鷹”。
以色列自身也有深厚的無人機傳統。1982年貝卡谷地戰役中,以色列的遙控飛行器幫助其對敘利亞蘇制地面防空系統實施了一場堪稱教科書式的壓制。
2016年,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成為首個把簡易無人機作戰帶到作戰規模的非國家武裝。在摩蘇爾戰役中,得到美國支持的伊拉克部隊推進幾乎陷入停滯,因為24小時內有70架“伊斯蘭國”無人機出現在空中,在美國常規制空優勢“下方”展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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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事件標志著,自1953年4月以來,美國地面部隊首次遭到來自空中的攻擊。今天真正新的地方,在于一種可能產生戰略效果的戰術融合:商用零部件、第一人稱視角操控、戰場實時視頻、低成本精確打擊、宣傳影像,以及通過實體連接降低電子戰脆弱性。這些因素共同形成了我所稱的“信息——動能機動”——在這種狀態下,傳感器、射手、旁觀者和心理效應糾纏在一個高度密集的戰場生態中。
無論是黎巴嫩南部還是烏克蘭,都不能簡單概括為“無人機戰爭”。無人機是在延展常規部隊的能力,而不是取代步兵、炮兵、裝甲兵、工兵或后勤。
真主黨的無人機作戰,并不是從今天的光纖第一人稱視角無人機才開始的。其反無人機的學習曲線可以追溯到2006年之前,最典型的是1997年的安薩里耶伏擊。當時據稱,真主黨截獲了未加密的以色列無人飛行器視頻信號,并把這些傳輸內容反過來用于對付本應受其保護的精銳“沙耶特13”突擊隊。
實際上,真主黨把以色列的空中偵察變成了一條“反向殺傷鏈”:它觀看以色列正在觀看的內容,識別被監控的行動軸線,并在以色列自身的監視體系內部設下伏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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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6年戰爭時,這種做法已從被動利用以色列系統,演變為主動的無人化作戰。真主黨向以色列境內目標發射了伊朗來源的“阿巴比勒”和“米爾薩德”無人機,其中包括攜帶爆炸物的無人機。真主黨的無人機理論,核心就在于突入、擾亂、利用并爭奪低空空域。
如今,真主黨轉向無人機,并不是發明了什么新東西,而是在吸收既有經驗。該組織正把烏克蘭的經驗,轉譯到黎巴嫩南部這一高度壓縮的地理空間中。
真主黨宣稱,4月下半月其針對以軍地面部隊在黎巴嫩的22次襲擊中,有16次使用了第一人稱視角無人機。它還另行發布了展示本土無人機生產的影像。
其戰略意圖很清楚:真主黨正試圖在以色列高端導彈防御和空中監視體系之下,構建一層低成本的精確打擊能力。
用軍事術語來說,這一層就是“空中濱海地帶”。在這里,它之所以更為關鍵,是因為與烏克蘭不同,這片戰場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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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塔尼河在西段距以色列邊境大約30公里,在東段部分地區距離更近。如果以色列像一些官員所暗示的那樣,試圖控制一直延伸到利塔尼河的黎巴嫩南部地帶,那么戰場的大部分區域都將處于短程無人系統、觀察分隊、反裝甲小組、間接火力和信息行動的可及范圍內。
這里的地形——村莊、山谷、山脊線、果園以及破碎的城市掩護——并不能保證戰略成功,但它確實為那些可被拍攝記錄的戰術效果創造了機會。真主黨并不需要大規模摧毀裝甲編隊,才能取得軍事和政治效果。
它需要做的,是讓暴露變得代價高昂,讓機動變得更慢,讓后送變得更危險,并讓所謂“安全區”顯得并不安全。第二個需要打破的迷思是:無人機并不是通往勝利的配方。烏克蘭給出的教訓,不是“買了無人機就能贏”,而是規模、整合和作戰理論。
烏克蘭之所以變得難以對付,并不是因為第一人稱視角無人機或其他任何一種無人機天生具有決定性,而是因為它把“無人”系統與偵察、目標指示、電子戰、數據、采購、訓練和指揮、部隊結構與部隊設計,以及持續適應能力連接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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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例子中的一個,是烏克蘭的“無人機戰線”計劃。該計劃試圖把零散的無人機使用方式,轉變為一種系統化模式,讓無人系統成為打擊行動中的關鍵組成部分。
無論是黎巴嫩南部還是烏克蘭,都不能簡單稱為“無人機戰爭”。無人機是在延展常規部隊,而不是取代步兵、炮兵、裝甲兵、工兵或后勤。“無人”這個說法本身就容易誤導。每一次無人機出動,背后都依托一整條由人和后勤構成的鏈條:飛手、支援人員、維護人員、分析人員、通信、儲存、運輸和彈藥。
此外,俄羅斯在烏克蘭采取的反制措施已經表明,電子戰仍會降低無人機的可靠性,干擾目標指示,并增加協同避碰的復雜度。在黎巴嫩,真主黨很快也會發現,光纖無人機確實緩解了一個問題——干擾壓制——但同時又帶來了其他問題:與其他系統相比航程有限、線纜脆弱、環境摩擦,以及在火力壓制下難以擴大受訓操作人員規模。
以色列接下來很可能采取的適應性反制,將是系統性的,而不是單點性的。不會存在一招制勝的“銀彈”。它的應對必須結合更早期的探測、分層反無人機覆蓋、加固車輛和陣地、分散部署、欺騙、偽裝、嚴格的機動紀律、受保護的傷員后送,以及快速的戰場學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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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搭設的網和籠式結構或許能降低暴露風險,但真正的答案,需要一套諸兵種合成的反無人機體系,把低空“空中濱海地帶”視為決定性戰場,而不是煩人的附屬問題。因此,戰略問題不在于真主黨能否打擊單個以色列車輛或士兵,而在于它能否把這類攻擊擴展成一套可持續的作戰體系。
在以色列壓力之下,它能否維持補給、操作人員、指揮控制、情報和政治紀律?它能否在不暴露自身網絡的情況下,把無人機與火箭彈、反坦克導彈、迫擊炮、偵察和信息效果整合起來?它能否把戰術震撼轉化為作戰癱瘓,或者轉化為戰略談判籌碼?這些問題仍有待觀察。
以色列或許仍主導著高空,但真主黨正在爭奪空域的低層。烏克蘭仍是當代“空中濱海地帶”和海上無人機作戰的引領者。黎巴嫩南部不是頓巴斯,真主黨也不是烏克蘭武裝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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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主黨已經理解了一個許多常規軍隊很晚才明白的道理:低成本精確打擊的戰場已經到來,擁有精密昂貴的平臺,并不自動意味著能夠控制戰術前沿。以色列或許主導著天空,但真主黨正在爭奪空域的低層。
對真主黨而言,戰場表現直接關系到其政治生存和戰略相關性。對以色列而言,教訓同樣鮮明:未來戰場不只存在于20000英尺以上的高空,也不只存在于導彈防御包線之內。它同樣存在于離地面僅數米的空中,被實時拍攝,并最終取決于它能否讓對手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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