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趙局長把腳伸過來的時候，會議室里十幾個人都看著。
「小付，擦鞋都不會，能干什么事？」
我蹲下去，把他的皮鞋擦亮了。
滿屋子沒人說話。
那天晚上，我在筆記本上寫了一行字：「2019年3月14日，趙德明讓我擦鞋。」
這不是記仇。
這是我的工作習慣。
我真正的身份，是省委辦公廳的干部。被「下放」到這個縣，是組織安排。
趙德明不知道這些。
他只知道我是個從省里來的書呆子，不懂規矩，活該被欺負。
他讓我擦鞋，我擦了。他讓我背黑鍋，我背了。他把我的辦公室搬進廁所隔壁，我搬了。
所有人都覺得我是個窩囊廢。
只有我知道，我在等什么。
三年里，我收集了他所有的線索，但沒有一條能釘死他。他的賬目天衣無縫，他的關系固若金湯，他的每一次違規都有人替他頂包。
我差點就放棄了。
直到有一天，他最信任的副手，給我打了一個電話。
一
2018年9月，我拎著一個舊皮箱，站在清遠縣政府辦公樓門口。
九月的太陽還很毒，照在那棟灰撲撲的五層小樓上，水泥墻面被曬得發白。門口的國旗耷拉著，一絲風都沒有。
我叫付明遠，二十八歲，省委辦公廳綜合信息處的干部。檔案上寫的是「下派鍛煉」，實際上的任務只有我和省里幾個領導知道。
推開會議室的門，滿屋子的人正在開會。煙霧繚繞，茶杯碰桌子的聲音此起彼伏。
坐在正中間的那個人，就是趙德明。
四十八歲，圓臉，微胖，頭發梳得一絲不茍，穿一件熨得筆挺的白襯衫。他靠在椅背上，右手夾著一支煙，姿態是那種見多了下面人來來去去的松弛。
他沒站起來，抬了抬下巴：「來了？坐吧。」
我在角落找了把椅子坐下來。
趙德明把煙在煙灰缸里摁滅，清了清嗓子：「省里給咱們派了個年輕干部，付明遠同志，下來鍛煉。大家歡迎一下。」
稀稀拉拉的掌聲響了幾下就停了。沒人多看我一眼。
趙德明話鋒一轉，聲音不大，但會議室里每個人都聽得一清二楚：「不過我得把話說在前頭——咱們縣里的事，不是省里那套玩法。有些人來了，眼高手低，指手畫腳，最后灰溜溜走了。我希望付明遠同志不是這種人。」
所有人的目光刷地轉向我。
我點了點頭：「趙主任說得對，我是來學習的。」
趙德明笑了，那種上位者對下屬表現滿意時才有的笑：「學習？行。那先從最基本的學起。」
他看了一眼旁邊一個四十多歲的瘦高個兒：「老劉，付明遠同志的安排，你來定。」
老劉是縣政府辦的副主任，點頭哈腰地應了一聲，帶我出去。
走廊很長，燈管有幾根壞了，一閃一閃的。我們一直走到最盡頭，廁所旁邊，推開一扇掉了漆的木門。
十平米的小屋，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個鐵皮文件柜。墻皮脫落了大半，窗戶正對著一樓后院的垃圾堆，還沒走進去，那股子酸臭味就涌過來了。
老劉臉上帶著那種預演了好幾遍的為難表情：「付主任，條件有限，您多擔待。」
我把皮箱放下來：「挺好。」
老劉愣了。他顯然準備了一整套「實在不好意思，我也做不了主」的說辭，但我沒給他表演的機會。
他站在門口看了我一會兒，大概覺得這個人要么是真傻，要么是裝傻，摸不準。最后他「哦」了一聲，走了。
我關上門，把窗戶推開一條縫。垃圾堆的味道更濃了，但好歹能透點氣。
還沒坐熱，門就被敲響了。趙德明的秘書小跑過來，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頭發梳得跟趙德明一個路數：「付主任，趙主任讓您去一趟他辦公室。」
趙德明的辦公室在三樓，二十多平，沙發茶幾書柜一應俱全，空調開得很足。桌上攤著一份文件，他正低頭翻著。
我進去的時候他沒抬頭，用下巴朝桌上努了努：「小付，你是省里來的，水平高。這份報告你改改，下午要報給縣長。」
我拿起來看了看。是縣里一個基礎設施項目的報告，數據洋洋灑灑列了三頁紙，但有幾個數字一看就不對——項目預算比同類項目高出將近三成，其中一筆材料采購的費用明顯被虛報了。
我拿著報告回到他辦公室：「趙主任，這個數據跟實際情況對不上，如果報上去——」
他打斷我：「對不上？怎么對不上？」
我把問題一條一條指出來。
趙德明靠在椅背上，臉上的笑意慢慢收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不耐煩：「小付，你是第一天到基層吧？報表是報表，實際是實際，兩碼事。讓你改你就改，哪那么多廢話？」
我看著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平靜，不是那種心虛被戳穿的慌張，而是那種「這點小事你也敢跟我掰扯」的輕蔑。
我沉默了三秒。
「好。」
回去之后，我按他說的改了。
下午，報告送到了縣長那里。
第二天的晨會上，縣長把報告往桌上一拍：「這個報告數據有問題，誰報的？」
趙德明站起來，腰彎得恰到好處，語氣里帶著三分自責七分無奈：「縣長，是我的責任。但這份報告我讓付明遠同志核過一遍，他可能沒看出來……」
所有人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坐在角落，沒說話。
散會后，走廊里有人小聲議論。他們以為我聽不見，或者根本就不在意我能不能聽見。
「省里來的？就這水平？」
「連個數據都核不明白，怪不得被打發下來。」
我回到那間挨著廁所的辦公室，把門關上。
晚上回到住處，我打開電腦，登錄省委內網系統，發送了一條加密信息：
「已到位。目標：趙德明，清遠縣政府辦主任。疑點：項目資金異常。狀態：觀察中。」
二
2019年3月14日，這個日子我記了一輩子。
縣政府辦全體會議，趙德明在臺上部署一項重要工作。我被要求列席，坐在最后一排。
中間休息的時候，人都沒散，有的倒水，有的上廁所，有的湊在一起說話。趙德明沒下臺，翹著二郎腿坐在主席臺后面的椅子上，左手端著茶杯，右手無意識地在桌面上敲。
他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皮鞋——一雙深棕色的金利來，鞋面上沾了一點灰。
然后他抬起頭，目光越過前面幾排人，落在我身上。
「小付，你過來一下。」
我站起來，走過去。
趙德明把腳往前伸了伸，皮鞋尖朝著我的方向。他笑了一下，那種笑不是對著你笑，是對著所有看戲的人笑。
「省里來的干部，擦鞋會不會？」
會議室安靜下來。
剛才還在交頭接耳的人全停了，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我和他之間這一小塊地方。
趙德明的聲音不大，但在那個安靜里，每個字都像釘子一樣釘在空氣中：「在基層工作，首先得學會伺候人。擦鞋都不會，能干什么事？」
有人笑出了聲。不是那種真覺得好笑的笑，是那種不敢不笑的笑。
我低頭看著那雙鞋。
深棕色的牛皮，鞋面保養得很好，只有右腳外側沾了薄薄一層灰。這雙鞋市價一千二左右，以他一個正科級干部的工資來說，不合理。
幾秒鐘的沉默。
然后我從褲袋里掏出紙巾，蹲下去，把他右腳上那層灰擦干凈了。又把左腳也擦了擦。
整個過程中，我的手指沒有抖。
擦完，我站起來：「趙主任，還有事嗎？」
趙德明愣了一下。他顯然預判了兩種可能——要么我發怒，給他一個「不懂規矩」的把柄；要么我忍了，但臉上一定掛著屈辱。
他沒預判到第三種——我的表情什么都沒有。不憤怒，不委屈，不尷尬。像是真的只是擦了一下鞋。
「沒了，去吧。」
我回到座位上，翻開筆記本，繼續記錄會議內容。
散會后有人攔住我。是政府辦的一個小姑娘，姓王，平時對我還算客氣。她的眼圈有點紅：「付主任，你怎么能……這也太欺負人了。」
我說：「擦個鞋而已。」
她搖著頭走了，嘴里嘀咕了一句什么，大概是「這人是真慫還是腦子有問題」之類的話。
當天晚上回到住處，我坐在桌前，翻開那本筆記本，寫了很長一段：
「2019年3月14日，趙德明讓我當眾擦鞋。在場人員：劉建國、王芳、李偉、張秀英……共14人。擦鞋時他說：『擦鞋都不會，能干什么事。』
觀察：他的皮鞋是金利來，市價約1200元。以他的工資，不合理。他讓我擦鞋不是單純羞辱，是測試——測試我的底線在哪里。
我的回應：讓他覺得我沒有底線。
備注：他越囂張，露出的破綻越多。繼續觀察。」
我合上筆記本，放進抽屜最深處。抽屜里還有一本《紀檢監察工作實務》，壓在幾本《基層工作手冊》下面。
擦鞋事件之后，我在縣政府辦的處境肉眼可見地惡化了。
食堂打飯，排在我前面的人故意慢吞吞地挑，等輪到我，菜基本見底了。開會沒人通知我，我自己踩著點去，座位被占了，就站在后面聽完全程。趙德明開始把我當跑腿的使——買煙、取快遞、給來辦事的人端茶倒水、送文件去各個科室簽字。
我全做了。沒有一句怨言，沒有一個多余的表情。
有人開始同情我，但更多的人在笑話我。背后的議論傳到我耳朵里，每一句都差不多：「省里來的，混成這樣，還不如早點滾回去。」
有一天晚上，我在檔案室加班整理舊文件。這是我主動攬過來的活兒——沒人愿意干，趙德明樂得讓我去干。
翻到一份2016年的項目審批記錄時，我停下來了。
項目金額800萬，中標公司叫「宏達建設」。
我翻到公司法人一欄：陳宏達。
打開手機搜了一下。陳宏達，趙德明的妻弟。
我又翻了翻其他年份的記錄。從2015年到2018年，「宏達建設」中了縣里7個標，總金額超過3000萬。但所有中標記錄的程序都無可挑剔——公開招標、競標單位、評審打分、中標公示，每一步都做得干干凈凈。
我盯著電腦屏幕看了很久。
我知道有問題。
但我拿不到證據。
我把這條線索記在腦子里，關掉了電腦。
三
2019年5月的一個晚上，手機響了。
陌生號碼，本地的區號。
我接起來，對方沉默了幾秒，呼吸聲有點粗。
「你是省里來的付主任？」
「是我。」
「我有個事……想跟你說。但不能在縣里說。」
我心里一緊，但聲音沒變：「你說時間地點。」
對方約我第二天晚上，在縣城外的一個加油站見面。
第二天晚上九點多，我開車到了那個加油站。站里只有一盞燈，照著兩臺油泵和一個歪歪斜斜的鐵皮棚子。
一個人從棚子后面走出來。三十多歲，穿一件灰色工裝外套，滿臉風霜，手指上有繭子和裂口——干工地的人。
他叫孫大勇，是「宏達建設」的一個項目經理。
他看起來非常緊張，跟我說話的時候眼睛一直在轉，看加油站入口，看公路上有沒有車燈。
「付主任，我知道你是省里來的，你不是一般人。我想舉報一個人，但我怕……」
「怕什么？」
「怕死。」
他把聲音壓得很低，像是怕風把他的話吹到別的地方去。
趙德明通過「宏達建設」套取項目資金的方法，他全知道。虛報工程量、以次充好、偷工減料，表面上看項目都驗收了，錢都付了，但實際上至少有百分之三十的錢被趙德明拿走了。
「我有證據，」孫大勇說，「工程日志、材料采購單、現場照片，全都有。」
我的心跳快起來了，但我不能讓他看出來。
「證據在哪？」
「在我手里。但我有個條件——」
「你說。」
「我要安全。如果我出了事，你得保我。」
我想了想，斟酌著措辭：「我能保證的是，你提供的證據會進入正規程序。如果你擔心安全，我可以向上面申請保護。」
孫大勇猶豫了很久。他蹲在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煙頭扔了一地。
「我再想想。」
「別想太久。」
「三天。三天后我給你答復。」
三天后，孫大勇沒有出現。
我打他的電話，關機。又打，還是關機。
第四天中午，消息傳來。
孫大勇出了車禍。在高速上，車撞上護欄，當場死亡。
交警結論：疲勞駕駛，操作失誤。
我站在辦公室窗前，看著窗外的縣城。陽光很好，街上有人騎著電動車經過，賣水果的小販在路邊吆喝。一切都很正常。
但我的手在發抖。
我知道這不是意外。
但我沒有證據。
孫大勇出事后的第三天，趙德明在辦公室「關心」我。
他坐在沙發上，翹著二郎腿，手里端著一杯龍井，態度很隨意，像是聊家常：「小付，聽說你跟孫大勇見過面？」
我面不改色：「見過。他找我反映一些項目上的問題。」
趙德明輕輕吹了吹茶面上的浮葉，笑了一下：「他找你能反映什么問題？他就是個包工頭，欠了一屁股債，到處找人借錢。他沒找你借錢吧？」
「沒有。」
趙德明站起來，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他的手很重，不像拍肩膀，像是按著你不讓你動。
「那就好。小付，我提醒你一句——有些人，你沾上了就甩不掉。孫大勇這個人，名聲不好，你離他遠點。」
「我知道了，趙主任。」
走出他辦公室的時候，我的手心里全是汗。
不是怕。
是憤怒。
那天晚上，我給省委的聯絡人發了一條加密信息：「證人死亡，疑似滅口。目標警覺性極高。請求支援。」
回復很快來了：「注意安全。證據鏈條需要時間，不要冒險。」
我看著屏幕上那行字，沉默了很久。
這場仗，比我想象的難十倍。
四
2019年7月，趙德明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他開始「收編」我。
在一次全體會議上，他當著所有人的面表揚我：「小付來縣里快一年了，任勞任怨，工作踏實，是年輕干部的榜樣。」
底下的人面面相覷。一年前趙主任讓這小子擦鞋，現在又夸他是榜樣？
會后他把我叫到辦公室，態度跟以前判若兩人。給我倒茶，讓我坐沙發，語氣里帶著一種長輩對后輩的關懷：「小付，我看你是個可造之材。這么著，過段時間我推薦你去鄉鎮當副鎮長，干兩年回來，提正科。怎么樣？」
這是糖衣炮彈。如果我接了，就是他的人了。以后他讓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在他的體系里，這叫「上了船」。上了船的人，下不來。
我把茶杯端起來，抿了一口：「謝謝趙主任栽培。」
趙德明很滿意：「這就對了嘛。在基層混，得有人帶。你跟著我，不會吃虧的。」
我沒有答應，也沒有拒絕。這是我的策略——讓他覺得我在猶豫，在考慮，在被誘惑。一個正在被收編的人，是最安全的。
2019年8月的一個深夜，我的手機又響了。
這次不是陌生號碼，是縣政府辦的內部短號。
接起來，對方的聲音壓得很低，像是捂著話筒在說話：「付主任，我是周志遠。趙主任的……副手。」
我的后背一下子繃直了。
周志遠，三十五歲，趙德明最信任的人之一。從趙德明還是副主任的時候就跟著他，前后六年，什么事都經手。在縣政府辦，他是趙德明的影子，趙德明想做不方便做的事，都是周志遠去做。
「付主任，我想見你。但不能讓人知道。」
「什么時候？」
「現在。我在縣城西邊的水庫邊上等你。」
我開車出去的時候，縣城已經睡了。街上一個人都沒有，路燈照著空蕩蕩的馬路，影子拉得老長。
出了縣城往西走十幾公里，拐進一條土路，到了水庫。
周志遠站在壩上，手里夾著煙，遠遠看去像一根黑色的柱子。走近了才看清他的臉——眼窩凹陷，顴骨突出，像是好幾天沒睡覺了。
「付主任，」他開口就直奔主題，「孫大勇的事，你知道了。」
「知道。」
「那不是意外。」
我沒說話，等他繼續。
周志遠猛吸了一口煙，煙頭的紅光在黑暗里一閃一閃的。
「我跟著趙德明六年了，他做的事，我都知道。項目套錢、工程造假、買官賣官……還有更嚴重的。」
「多嚴重？」
他猶豫了很久，把煙頭扔在地上，用腳碾滅了。
「2017年，有一個學校的擴建項目，因為偷工減料，樓蓋到一半塌了，死了兩個工人。趙德明壓下來了，賠了家屬錢，對外說是安全事故。那件事，如果查出來，夠他吃槍子的。」
我的手指不自覺地攥緊了。
「你有證據？」
周志遠從外套內側口袋里掏出一個U盤。黑色的，很小，他捏在指尖，像捏著一顆炸彈。
「這里面的東西，夠趙德明死十次。但我給你之前，你得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么條件？」
「趙德明倒了之后，我不能在縣里待了。你得幫我調走，去哪兒都行。」
我想了想：「我答應你。但我需要先看看U盤里的內容。」
周志遠把U盤遞過來。
我伸手去接——
就在那一瞬間，水庫入口方向亮起了車燈。
兩道雪白的光束從黑暗中劈開來，直直地打在我們身上。
一輛黑色轎車從入口開進來，速度不快，但方向很明確——沖著我們來的。
周志遠的臉色一下子變了，在車燈的照射下白得像紙：「是趙德明的人！」
我一把抓住U盤：「快走！」
兩個人分頭跑。周志遠往壩的另一頭跑，我鉆進自己的車，擰鑰匙，發動引擎，掛擋，沖了出去。
后視鏡里，那輛黑色轎車調了個頭，追上來了。
縣道上，兩輛車一前一后。我的車是一輛老舊的桑塔納，發動機嗡嗡地響，轉速拉到頭也跑不過一百三。后面那輛車越來越近，大燈在后視鏡里晃得我睜不開眼。
我猛打方向盤，拐進一條鄉間小路。沒有路燈，兩邊是莊稼地，玉米稈子高過車頂。我關掉車燈，在黑暗中憑著感覺往前開，底盤不斷磕到路面的坑洼，整輛車顛得像要散架。
后面的車追進小路了，大燈在玉米地里掃來掃去，但沒找到我。
我把車停在一片小樹林邊上，熄了火，大口喘氣。
全身都是汗。心跳快得像要從嗓子眼里蹦出來。
我低頭看手里的U盤——
碎了。
剛才跑的時候手上用力太猛，塑料外殼裂開了，里面的芯片斷成了兩截。
我靠在座椅上，閉上眼睛。
證據，又沒了。
第二天上班，趙德明在走廊上「偶遇」我。他穿著那件白襯衫，雙手背在身后，步態從容，像是在自家院子里散步。
「小付，昨晚去哪兒了？我聽說水庫那邊挺熱鬧的。」
我看著他的眼睛：「在家看書，哪兒也沒去。」
趙德明盯著我看了幾秒。他的目光不是審視，是那種貓盯著老鼠的玩味。
「那就好。小付，我再提醒你一次——有些人，你離他們遠點。」
「趙主任，我知道。」
回到辦公室，我給周志遠發了一條短信：「U盤碎了，你還有備份嗎？」
回復來了，很快：「沒有。那是唯一一份。付主任，我不敢了，我不能再跟你見面了。」
「再給我一次機會。」
周志遠沒有再回復。
那天晚上，我在筆記本上寫：
「周志遠斷聯。證據丟失。趙德明的警覺性遠超預期。他在縣里的控制力，比我以為的更強。我需要重新評估策略。」
我合上筆記本，看著天花板。
來清遠縣一年了。證人死了，證據碎了，線人跑了。
我什么都沒查到。
五
2019年10月，調令下來了。
去青山鄉任副鄉長。
青山鄉是全縣最偏遠、最窮的鄉鎮，在大山深處，開車要四個小時，其中兩個小時是盤山路。全鄉一萬多人，年輕人走了大半，剩下老人和孩子。
所有人都知道，這是「發配」。
趙德明在送別會上笑呵呵地拍著我的肩膀，當著全辦的人說：「小付在縣里表現不錯，去基層鍛煉鍛煉，回來好提拔。」
我端起杯子敬了他一杯：「謝謝趙主任。」
走出縣政府大樓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趙德明的辦公室在四樓，燈亮著。
我在心里說了一句話，但沒說出聲。
趙主任，你以為把我踢到鄉下，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但你錯了。鄉下的水，比縣里還深。
到了青山鄉，情況比我想象的更糟。
鄉政府是一棟老舊的三層小樓，水泥地面坑坑洼洼，墻上刷的標語褪了色。院子里停著兩輛面包車，一輛缺了個車燈，另一輛輪胎上纏著鐵絲。
鄉黨委書記老周，五十多歲，頭發花白，在基層干了一輩子，是那種什么都看透了但什么都不想管的老干部。他對我不冷不熱，不使絆子也不幫忙，屬于「你愛干什么干什么，別把我拉下水」的類型。
鄉長陳國棟就不一樣了。三十出頭，精干利落，穿著比鄉政府的條件好得多的衣服，一看就知道背后有人。他對我表面客氣得很，端茶遞水噓寒問暖，但眼睛里的警惕藏都藏不住。
他是趙德明的人。被安排在這里，就是盯著青山鄉的「業務」。
我很快發現了青山鄉真正的作用——它是趙德明的洗錢通道。
縣里的項目資金撥到鄉里，鄉里通過虛假合同轉給「宏達建設」，「宏達建設」再通過各種方式把錢洗干凈，最后流進趙德明的口袋。整個鏈條設計得非常精密——每一筆錢都有合同、有發票、有簽字、有蓋章，程序上挑不出任何毛病。
但我知道問題在哪。
合同上寫的工程——修路、建橋、改造學校——有一半只在紙上存在。我去實地看過，那些所謂「已竣工」的項目，有的根本沒動工，有的只挖了幾鍬土就停了。
可賬上的錢，一分不少地付出去了。
我拿不到證據。所有簽字的人都會說「這是正常審批」，所有蓋章的環節都合規。趙德明從不直接經手，所有的臟活都有人替他干。
2019年12月，趙德明來青山鄉「視察工作」。
他坐著那輛黑色轎車一路顛到鄉政府，西裝革履地下了車，在一群陪同人員的簇擁下走進會議室。陳國棟跑前跑后地張羅，恨不得把地給舔干凈。
會議室里坐了一屋子人，趙德明坐在正中間，目光掃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
「小付，在鄉里干得怎么樣？」
「挺好的，趙主任。」
「好就行。」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來的時候杯底磕在桌面上，聲音不大，但所有人都聽到了，「我聽說你在鄉里到處翻賬本？怎么，是覺得縣里的賬有問題？」
會議室安靜了。
所有人都看著我。陳國棟的臉色變了，但很快又恢復了正常。老周低著頭看桌面，假裝在研究桌上的茶漬。
我的表情沒有任何變化：「趙主任，我在熟悉工作，了解一下鄉里的基本情況。」
趙德明笑了。那種笑我見過很多次——不是因為你說了什么好笑的話，是因為他覺得你在他面前耍的那點小聰明可笑。
「了解情況？行。那我告訴你——青山鄉的事，你不需要了解太多。你管好自己那一攤就行了。不該看的別看，不該問的別問。」
他站起來走到我面前，拍了拍我的肩膀。力道很重，重到我的肩胛骨嗡了一下。
「小付，我是為你好。有些事，知道得太多，對你沒好處。」
趙德明走后，老周把我叫到他辦公室。
他關上門，從抽屜里摸出一包皺巴巴的紅塔山，點上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煙霧遮住了他的半張臉。
「小付，我跟你說句掏心窩子的話。」
「周書記，您說。」
「你得罪趙德明了。」
我沒說話。
老周嘆了口氣，把煙灰彈進一個缺了口的茶杯里：「我不知道你來清遠縣是干什么的，但我勸你一句——有些事，你查不了。趙德明在縣里經營了十幾年，關系網密得跟蜘蛛網似的。縣里、市里、甚至省里，都有他的人。你一個外地來的，斗不過他。」
「周書記，我沒想斗誰。」
老周看著我，那種看了一輩子人的眼睛，什么都瞞不住：「你騙不了我。你來青山鄉之后，天天泡在賬本里，你以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我沉默了。
老周站起來，走到窗前，背對著我，壓低聲音說：「我告訴你一件事——去年有一個記者來青山鄉采訪，發現了一些問題，回去寫了篇報道。稿子還沒發，趙德明就知道了。那個記者后來再也沒來過清遠縣。」
「他怎么了？」
「不知道。聽說調走了，也聽說……算了，不說了。」老周轉過身來，眼神里有一種復雜的東西——三分同情，三分無奈，四分「你就別白費勁了」的勸告，「總之，你好自為之。」
那天晚上，我在住處想了很久。
我在筆記本上寫：
「青山鄉是趙德明的洗錢通道。但我沒有證據。賬目完美，程序合規，所有簽字的人都說是『正常審批』。趙德明從不直接經手，所有環節都有替罪羊。我需要一個突破口。但突破口在哪？」
我合上筆記本，走到窗前。
窗外是黑漆漆的大山，連星星都看不見。
來清遠縣一年多了，我什么都沒查出來。
六
2020年3月，最后一根稻草斷了。
我收到一條短信，來自周志遠：「付主任，我在縣城，想見你。我有新的證據。」
看到這條短信的時候，我猶豫了整整十分鐘。
上一次見面的結果還歷歷在目——追車、U盤碎了、周志遠斷聯。但「新的證據」四個字像魚鉤一樣勾著我。
我還是去了。
見面地點是縣城東邊一條小巷子里的茶樓，二樓包間。
我推開門，周志遠坐在靠墻的位置，面前放著一杯沒動過的茶。
他旁邊還坐著兩個人。
一個是趙德明的秘書，我認識。另一個是個生面孔，四十多歲，穿一件黑色夾克，坐在那里不說話，但眼睛一直盯著門口的方向。
我轉身要走。
門被堵住了。黑夾克不知道什么時候站起來了，擋在門口，不說話，就是不讓開。
趙德明的秘書笑著開口了，語氣很客氣，像是請你吃飯一樣：「付主任，別急著走啊。周志遠同志有些話想跟你說。」
周志遠低著頭，始終不看我。他的手擱在膝蓋上，手指在抖。
「付主任……對不起……我之前給你的那些東西，都是假的……是我編的……趙主任沒有做那些事……是我陷害他……」
我愣住了。
不是因為他說了什么——我從推開門看到那兩個人的一瞬間就明白了會發生什么。
我愣的是周志遠的眼睛。他始終低著頭不看我，但他的脖子上有一道紅痕，從衣領里露出來，像是被什么東西勒過。
他不是自愿的。
趙德明的人找到他了。
「周志遠，你確定？」
他終于抬了一下頭，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恐懼、有歉意、有「你別再管了」的哀求。
「確定……付主任，你就當之前的事沒發生過……我求你……」
趙德明的秘書站起來，整了整衣服，走到我面前：「付主任，你都聽到了。周志遠同志已經澄清了，趙主任是清白的。這件事，到此為止。」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又是拍肩膀，趙德明那一系的人是不是都愛拍別人的肩膀——語氣里帶著一種「我是在替領導傳話你最好聽清楚」的意味：「付主任，趙主任讓我帶句話——你是省里來的，前途無量。別為了不該管的事，把自己搭進去。」
我沒說話，轉身走了。
這一次黑夾克讓開了。
回到青山鄉，我把自己關在屋里一整天。
坐在桌前，翻開那本筆記本。從第一頁翻到最后一頁，密密麻麻的字。線索、疑點、人名、日期、金額，寫了滿滿一本。
但沒有一條能釘死趙德明。
證人死了。證據碎了。線人反水了。
我被困在這個山溝里，什么都做不了。
我認真想了一個問題：要不要放棄？
這個念頭不是第一次冒出來，但這一次格外強烈。像是你往一堵墻上撞了無數次，終于不想再撞了。
我向省委申請結束任務。
回復來得很快：「任務繼續。組織相信你。」
我看著屏幕上那七個字，苦笑了一下。
組織相信我。但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
2020年4月的一個晚上，我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手機響了。
陌生號碼。
我機械地接起來。
對方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年輕，但壓著某種很重的情緒：「你是付明遠付主任嗎？」
「我是。」
「我叫趙小玲。我是……趙德明的女兒。」
我一下子從床上坐起來了。
「付主任，我想見你。有些事，我只能跟你說。」
「什么事？」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久。我能聽到她的呼吸聲，不均勻的，像是在強忍著什么。
「關于我爸的事。他做的那些事，我都知道。」
我握著手機，心跳如鼓。
趙德明的女兒，要舉報自己的父親？
「在哪見？」
趙小玲說了一個地址——縣城外的一個咖啡館，明天下午三點。
然后她又說了一句話，聲音在發抖：「付主任，我只能告訴你一件事——2017年學校坍塌的事，不是意外。那兩個工人，也不是被砸死的。」
我的手指攥緊了手機。
「他們是怎么死的？」
趙小玲沒有回答。
電話掛了。
我站在窗前，看著遠處縣城方向隱隱約約的燈光。
周志遠說過那句話：「那件事，如果查出來，夠他吃槍子的。」
現在，趙德明的女兒要來找我了。
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又一個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