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一宗”早逝之原因及真相

中國古代政教關系史和佛教史上有樁著名的“三武一宗”抑佛事件——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廢佛，唐武宗禁佛和后周世宗限佛，合稱三武一宗之厄，佛教界又稱三武一宗法難。非常巧合的是，上述四位皇帝都在大舉抑佛后沒有幾年便中年早逝——北魏太武帝死于滅佛后六年(452年)，終年45歲；北周武帝死于廢佛后四年(578年)，終年36歲；唐武宗死于禁佛后兩年(846年)，終年33歲；后周世宗死于限佛后四年(959年)，終年39歲。而繼位的皇帝或繼立的新朝又都逐步解除了禁佛，慢慢恢復了佛教活動。于是，佛教界、神學界便利用這種巧合與偶然，宣揚這是反佛遭到報應所致。然而，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么樣的呢？

一

先來看北魏太武帝之死。北周與隋朝之際的僧人費長房在他的書中說：拓跋氏“至第三主太武帝佛貍世，信納邪言，毀壞佛法誅僧破寺，涉歷七年，惡疾災身薨”；又說：“魏太平真君七年，太武帝信納崔浩邪佞諂諛……殘害釋種毀破浮圖。至庚寅年，太武帝遭病，方始感悟。生悔恨心，即誅崔浩。至壬申歲，太武帝崩。”元代僧人念常在他的書中也說：“魏太武帝以癘作，二(三)月五日卒矣。”把北魏太武帝說成是病死的即意在證明所謂因果報應，信佛慕佛的人也都信以為真了。

其實，北魏太武帝的死因很明確——被宦官宗愛殺害的。《魏書》卷四下《世祖紀下》載：“正平二年三月甲寅，帝崩于永安宮，時年四十五，秘不發喪。中常侍宗愛矯皇后令，殺東平王(拓跋)翰，迎南安王(拓跋)余入而立之。”但南安王入宮才七個月，還未正式登基稱帝，又“為宗愛所賊”。《北史》卷二《魏本紀二》講得則更明確：“三月甲寅，中常侍宗愛構逆，帝崩于永安宮，時年四十五，秘不發喪”；又說：“正平二年三月，中常侍宗愛弒逆，立南安王余。十月丙午朔，又賊余。”

那么，宗愛乃何許人也，他為什么要殺害太武帝，結局又怎樣呢？《魏書》卷九四《閹官·宗愛傳》略載：宗愛系因罪而為閹人，后歷任小職并漸升至中常侍、秦郡公。宗愛天性險惡，行多非法，景穆太子每每銜之。當時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等受寵于太子，任職于東宮，漸具權勢；二人與宗愛亦不睦。宗愛恐為道盛等彈劾，便羅織罪名，惡人先告狀。于是太武帝震怒，斬道盛等于都市，東宮官屬多坐死。景穆太子則驚恐憂懼而死，年僅24歲。事后太武帝徐知太子無罪，道盛等冤屈，甚悔之，追悼太子不已。宗愛因懼怕誣告被誅，遂于正平二年(452)三月甲寅犯下弒君之行。之后，他把持朝政，廢立皇帝，殺戮皇族；頂著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秘書、馮翊王等諸多頭銜，“坐召公卿，權恣日甚，內外憚之”，但終致群情激憤。同年十月戊申，羽林郎中劉尼、殿中尚書源賀、南部尚書陸麗等發動宮廷軍事反政變，殺宗愛及其死黨小黃門賈周等，夷其三族，并立高宗為帝。

可見，北魏太武帝并非因滅佛遭到報應而死，而是死于宮廷陰謀及權力斗爭、派系傾軋，且系突發事件。宗愛也并非是因對滅佛懷恨在心而刺殺太武帝的，而是怕自己誣告被誅才鋌而走險。太武帝從不后悔其滅佛行為；而崔浩的死因則很復雜，但并不是因主張滅佛而被太武帝處死的。

二

關于北周武帝之死，南宋僧志磐引《高僧傳》說：“宣政元年六月，帝感癘疾，身瘡大發遂殂”；又說：“闕后杜祈入冥，見周武地獄受苦求救之事。”按唐代道宣在其書中說，隋開皇八年(588)，京兆尹杜祈死，三日而復蘇，云見閻羅王，又云見到了因滅佛遭報應在陰間受苦的周武帝。杜祈問周武帝，何不注引衛元嵩來。周武帝曰，雖曹司處處搜求，乃遍三界，均不見。周武帝還請杜祈傳語世間人，請衛元嵩作福，早來相救。元僧念常則引唐人唐臨《冥報記》編造的話，說周武帝死后后悔廢佛之事，周武帝云：“為我上聞大隋天子，昔日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為滅佛受大極苦，愿帝為我助作功德也。”

實際上，北周武帝是因病去世的。《周書》卷六《武帝紀下》載，宣政元年(578)四月庚申(二十三)，“突厥入寇幽州，殺掠吏民，議將討之。五月己丑(二十三)，帝總戎北伐。遣柱國原公姬愿、東平公宇文神舉等率軍五道俱入。發關中公私驢馬，悉從軍。癸巳(二十七)，帝不豫，止于云陽宮。丙申(三十)，詔停諸軍事。六月丁酉(初一)，帝疾甚，還京。其夜，崩于乘輿，時年三十六。”由上可知，五月己丑這天，周武帝的身體還好，所以才決定像往常那樣御駕親征，“總戎北伐”。但四天后，武帝就病了，于是暫停云陽宮(在北周都城長安西北方不遠處)養病。又過了三天，武帝病情加重，于是下詔罷兵停止北伐。同時，“驛召(宇文)孝伯赴行在所。”孝伯到時，武帝已臥床不起(“遂寢疾”)，“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后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事。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過了一天，武帝病情惡化，于是下令還京，并下遺詔說：“今遘疾大漸，力氣稍微，有志不申，以此嘆息。”遂于當夜病逝，可謂“出師未捷身先死”。

可見，北周武帝從發病到去世僅有五天，病情是很急的；到了第四、第五天，病情已很危重，武帝本人及隨行的御醫、大臣、大將們都已意識到難以救治，于是召宇文孝伯托孤并下遺詔；由于其病在北伐出征途中，醫療條件肯定大不如在京城宮中——即使治愈不了也該不會去得那么快。至于在宗教政策方面，周武帝則從無后悔廢佛的言行。

三

關于唐武宗之死，當時的日本留唐學問僧圓仁在日記中說：“見說會昌天子三月廿三日崩”，“諸道州縣舉哀著孝訖，身體爛壞而崩矣。”對武宗的死因首開詆毀。南宋僧志磐又進一步詛咒武宗是“疽發背而殂”，并引《太平廣記》曰：“會昌六年，長安有人夜行，經周穆王陵，見人從空中下，朱衣執版，宣言冢尉何在。二吏從墓出曰：‘在此。’朱衣曰：‘錄西海君使者何時當至？’吏曰：‘計程可十八日。’朱衣曰：‘何稽留如此？’吏曰：‘李炎坐毀佛教，奪壽去位。當與西海君同錄其魂。’……后數日上果病崩”；又說，“三武”抑佛“卒使大法被辱，君臣俱蒙惡報”。又北宋宰相、無盡居士張商英還詰問道，唐武宗廢佛，“才及半年而崩者，此又何也？”

而事實上，唐武宗是迷信道教企圖長生，服食道士仙丹過量藥物中毒而死。《舊唐書》卷一八上《武宗本紀》載：會昌六年(846)“三月壬寅，上不豫，制改御名炎。帝重方士，頗服食修攝，親受法箓。至是藥躁，喜怒失常，疾既篤，旬日不能言。宰相李德裕等請見，不許。中外不知安否，人情危懼。是月二十三日，宣遺詔以皇太叔光王柩前即位。是日崩，時年三十三”。《資治通鑒》卷二四八《唐紀六四》略載：武宗食方士金丹，性格躁急，喜怒無常。會昌五年秋冬之際，便感覺有疾，然而道士以為是脫胎換骨。武宗秘其事，外人但怪武宗希復游獵；宰相奏事亦不敢久留。武宗久病不愈，以為漢屬火德，光武帝便改洛陽為雒陽；唐屬土德，不能以王氣勝君名。于是于六年三月下詔，改原名李瀍為李炎。武宗從六年正月乙卯起便不視朝，宰相請見也不許，中外憂懼。三月，病重，旬日不能言。同月辛酉，下詔立光王李怡為皇太叔。同月甲子，武宗駕崩。所以武宗是被道教所蒙蔽，以致病情延誤，自己把自己害死的。美國漢學家賴肖爾也認為，武宗之死是一直吃“道士長生藥的后果”(the results of the Taoist elixirs of life)。

四

關于后周世宗之死，南宋僧本覺在他的書中說，周世宗曾不允士民以錢贖之之請，下令銷毀一座大型銅制佛像，“及毀其背，群力皆墮腕而死，遂停其半”。元代僧人念常在他的書中說：“世宗北伐，病，背癰糜潰而崩于道”，就是說他因毀佛像之背而背部糜潰，意即理應有此報應。南宋僧志磐則引《談苑》說，周世宗因親自持斧镵破鎮州大慈悲銅佛像面胸，故于北征途中疽發于胸，并于歸京師后殂；又引《神應錄》所編神話云：“汴都將士周百勝，年老家居，蔬食念佛。一夕夢黃衣吏追入大城至官府。主者令引觀地獄，見一人黑色臥大銕狀，獄卒持鑿破其胸，灌以銅汁，叫聲不可聞。百勝懼，念佛求退。追者曰：‘汝已是佛弟子，不必懼。’百勝問：‘囚者何人？’答曰：‘此柴(榮)帝也。因毀佛致此罰。’百勝曰：‘我故君王也，何時得脫？’追者曰：‘初錄其人。’至時王責(主者？)曰：‘世間周通錢盡時方脫此罪。’追者引故道出城門。聞寺鐘鳴，遂覺。百勝常以語人，聞者為之悲惋。”這則神話編得可謂活靈活現，其意在影射周世宗曾銷毀部分銅佛像及法器鑄錢，又曾下令用投石機擊打真定大銅佛像并擊中佛乳，故有此報應。

而歷史的真相是，后周世宗也是病逝的。《五代史補》略載：顯德六年(959)，大舉北伐契丹，世宗親征，車駕至瓦橋關，探邏是實，甚喜，以為大勛必集。世宗登高阜，因以觀六師。頃之，有父老百余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臺。”世宗默然，遽上馬馳去。是夜，圣體不豫。翌日病亟，有詔回戈，未到瓦橋關而晏駕。《資治通鑒》卷二九四《后周紀五》略載：顯德六年五月乙巳朔(初一)，瓦橋關關南悉平。丙午(初二)，世宗宴諸將于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為：“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世宗不悅。是日，還宿瓦橋關，世宗不豫。壬子(初八)，世宗自雄州南還。甲戌(三十)，世宗至大梁。六月癸巳(十九)，大漸，世宗召范質等入宮受顧命曰：“王著，藩邸故人。朕若不起，當相之。”是日，世宗殂，年三十九。可見，世宗從發病到去世歷時一個半月許。《舊五代史·周世宗紀》說其崩于萬歲殿，《新五代史·周世宗本紀》說其崩于滋德殿。這無關緊要，病逝于京城皇宮中應是事實。

由上可知，周世宗病逝應與他鞍馬勞頓過度有關(出征四十多天后發病)；且在軍中，醫療條件又大不如京城。后周世宗和北周武帝的死因是比較相似的，即都是在北伐游牧民族政權的進軍途中發病的，且病程都較快。

應當說明的是，古代的醫療衛生條件、醫學藥學生理學水平比今日差得低得很多，因而人們的平均壽命也比今日短得很多。這四位皇帝確屬早逝，但其早逝的程度和年齡段至少也相當于今日五六十歲逝世這個程度和年齡段。

綜上，佛教界、神學界企圖利用這四位都曾經抑佛的皇帝均早逝短壽的巧合來鼓吹宗教迷信，用因果報應來恐嚇人們。而其實那些傳說神話都是無稽之談，恐嚇是徒勞的。宗教神學勢力必定要逐漸衰落、外來宗教必定要逐漸中國化，這是客觀規律和必然的歷史進程。當然，如果這四位曾經抑佛的皇帝不早逝，這個進程也許會更快一些。馬克思指出：“如果斗爭只是在有極順利的成功機會的條件下才著手進行，那么創造世界歷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另一方面，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么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納入總的發展過程中，并且為其他偶然性所補償。”這四次抑佛一次比一次溫和、文明、趨于理性，最后不再流血——北魏太武帝滅佛殺人很多，北周武帝廢佛殺人很少，唐武宗禁佛基本沒殺人，后周世宗限佛沒殺一人，便是偶然性納入總的發展過程、并為其他偶然性所補償的明顯表現之一。（節選自《黑龍江社會科學》，2016年第6期）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