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1986年的初夏，我才八歲。
那天的太陽，毒得能把人曬脫皮。
我蹲在村口的老槐樹下，舔著半塊融化的水果糖，盯著路口的方向。
堂姐程寶英，就背著一個竹編的枇杷筐，從那個方向走了過來。
堂姐比我大十五歲，那時候已經(jīng)二十五了。
她結(jié)婚三年，有個一歲多的兒子，就是我的小外甥。
堂姐夫是個老實巴交的農(nóng)民，只會埋頭種地，嘴笨，不會來事。
堂姐不一樣，她是我們村最利索的姑娘，說話快，辦事急，眼里有活，心里有數(shù)。
那時候，我們村家家戶戶都種枇杷。
坡上、地頭、院子里，到處都是枇杷樹。
每到初夏，金黃的枇杷掛滿枝頭，摘下來咬一口，甜中帶點微酸，能解一整個夏天的熱。
80年代的農(nóng)村，沒什么賺錢的路子。
農(nóng)戶們種的枇杷，要么自己吃，要么挑到鄉(xiāng)里的集市去賣，換點油鹽錢。
堂姐腦子活，不甘心只守著幾畝薄田。
她跟堂姐夫商量，挨家挨戶收枇杷，再挑到縣城去賣，賺個差價。
堂姐夫一開始不同意，怕賠本，怕辛苦。
堂姐拍著胸脯說：“怕什么？咱們收的價格低，縣城里人愛吃這個，肯定能賣上好價錢。”
就這么定了。
從五月初開始，堂姐每天天不亮就起床。
背著一個大大的竹筐，踩著露水，挨村挨戶去收枇杷。
她收枇杷很講究，只挑個頭大、顏色黃、沒有蟲眼的。
給的價錢也公道，比鄉(xiāng)里集市上高一分錢，農(nóng)戶們都愿意賣給她。
收滿一筐，她就背回家，交給堂姐夫，再接著去收。
到了下午，堂姐夫就騎著自行車，把枇杷運到縣城去賣。
一開始，確實辛苦。
堂姐每天走幾十里路，腳底板磨出了水泡，肩膀也被竹筐壓得通紅。
但功夫不負(fù)有心人，沒幾天，他們就賺了不少錢。
堂姐笑得合不攏嘴，給我買了水果糖，給小外甥買了花布，還給堂姐夫買了一雙新布鞋。
村里人都羨慕，說程寶英有本事，嫁對了人，日子以后肯定越過越紅火。
堂姐聽了，只是笑著擺手：“都是瞎忙活，能賺點零花錢就不錯了。”
可誰也沒想到，這份“瞎忙活”，會讓她徹底消失在我們的世界里。
出事那天，是1986年5月18日。
我記得清清楚楚，因為前一天晚上下了一場小雨，第二天早上天陰沉沉的，不熱，很舒服。
堂姐早早地就起來了，比平時還要早。
她穿上那件洗得發(fā)白的藍(lán)布褂子，換上一雙舊布鞋，背著竹筐，跟堂姐夫交代了幾句，就出門了。
“我去北坡那邊的村子收枇杷，那邊的枇杷甜，好賣。”
堂姐夫正在給小外甥換尿布，頭也沒抬地應(yīng)著：“路上小心點，早點回來，下午咱們一起去縣城。”
堂姐“嗯”了一聲，摸了摸小外甥的頭，轉(zhuǎn)身就出了門。
那是我最后一次見堂姐。
她的背影很輕快，背著空竹筐，一步步走出了村口，朝著北坡的方向去了。
北坡那邊，有三個村子，分別是北頭堡、西洼、東溝。
這三個村子離我們村不遠(yuǎn)，也就五六里路，但都是山路，不好走。
尤其是前一天下過雨，山路泥濘，很容易滑倒。
堂姐以前也去過北頭堡收枇杷，那邊有幾戶人家，跟她很熟，每次都能收不少。
那天上午，有人在北頭堡的村口見過堂姐。
是北頭堡的王老太，她那天早上在村口撿柴，看到堂姐背著竹筐，打聽劉春貴家在哪里。
劉春貴，是北頭堡的“經(jīng)紀(jì)”，也叫交易員。
那時候，不管是收枇杷還是收棉花，只要到村里收東西，都得找經(jīng)紀(jì)。
經(jīng)紀(jì)是村里人，知道誰家有貨，誰家想賣，能省不少功夫。
而且，經(jīng)紀(jì)還能當(dāng)中間人，萬一買賣雙方鬧矛盾，他們能調(diào)和。
當(dāng)然，經(jīng)紀(jì)也不白干，收完貨，得給他們一點報酬，一般是每斤枇杷給一分錢。
堂姐以前收枇杷，也找過劉春貴，兩人算是半熟人。
王老太告訴堂姐，劉春貴家在村子最里面，挨著山根。
堂姐道了謝，就背著竹筐，朝著村子里面走去了。
后來，有人在劉春貴家附近見過堂姐。
是劉春貴的鄰居，李大爺。
李大爺說，那天上午，他在院子里曬枇杷干，看到堂姐跟著劉春貴，進(jìn)了劉春貴家的院子。
兩人在院子里說了幾句話，具體說的什么，他沒聽清。
只看到劉春貴指著堂姐的竹筐，好像在說枇杷的價錢。
過了大概半個多小時，堂姐背著竹筐，從劉春貴家出來了。
竹筐已經(jīng)滿了，沉甸甸的，看得出來，收了不少枇杷。
堂姐走得很慢，時不時停下來，扶一下竹筐，好像很累。
李大爺還跟她打了個招呼：“寶英，收這么多枇杷啊？”
堂姐笑了笑，點了點頭：“是啊，李大爺，這邊的枇杷好，多收點。”
然后，她就背著竹筐，朝著村子南邊的方向走去了。
李大爺以為，她是要回我們村，沒太在意。
可誰也沒想到，這竟是堂姐最后一次出現(xiàn)在有人的地方。
那天下午，堂姐夫一直等著堂姐回來。
從中午等到下午，從下午等到傍晚，始終沒等到堂姐的身影。
小外甥餓了，哭著要媽媽，堂姐夫急得團(tuán)團(tuán)轉(zhuǎn)。
他一開始以為，堂姐收枇杷收得晚，或者在哪個農(nóng)戶家耽擱了。
可天越來越黑，越來越冷，還是沒見堂姐回來。
堂姐夫再也坐不住了，把小外甥托付給鄰居，自己騎著自行車，朝著北坡的方向去找。
他先去了北頭堡，找到了劉春貴。
劉春貴說，堂姐上午確實來他家里收過枇杷，收了大概二十斤，給了他兩毛錢的報酬。
然后，堂姐就走了，說是要去西洼村收枇杷。
堂姐夫又馬不停蹄地去了西洼村。
西洼村不大，也就十幾戶人家。
堂姐夫挨家挨戶地問，有沒有人見過一個背著枇杷筐的女人。
可問了一圈，沒有一個人見過堂姐。
有人說，那天下午，根本就沒人來村里收枇杷。
堂姐夫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他又去了東溝村，結(jié)果跟西洼村一樣，沒人見過堂姐。
山路崎嶇，晚上又沒有路燈，伸手不見五指。
堂姐夫騎著自行車，在山路上來來回回地找，喊著堂姐的名字。
“寶英！程寶英！你在哪里？”
喊聲在山谷里回蕩，卻沒有一點回應(yīng)。
直到后半夜，堂姐夫才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到了家里。
他渾身是泥，臉上都是汗水和淚水，眼神空洞。
鄰居看到他這個樣子，就知道，堂姐可能出事了。
第二天一早，堂姐夫就召集了我們本家的人，還有村里的幾個壯漢，一起去北坡找堂姐。
我們分成了好幾路，沿著堂姐可能走的路線，一點點地排查。
我也跟著去了，被我爹拉著，走在隊伍的后面。
山路還是很泥濘，每走一步，都要陷下去半只腳。
我們找了整整一上午，什么都沒找到。
沒有堂姐的身影，沒有枇杷筐，甚至連一點痕跡都沒有。
有人說，堂姐可能是不小心滑倒，摔下山坡了。
我們就沿著山坡，一點點地往下找。
山坡很陡，長滿了雜草和荊棘，一不小心就會被劃傷。
我們找了整整一個下午，把北坡的幾個山坡都找遍了，還是沒有找到堂姐。
就在我們快要絕望的時候，有人在北頭堡村南邊的一條小路上，發(fā)現(xiàn)了一個東西。
是一枚發(fā)夾。
那是一枚塑料的發(fā)夾，粉色的，上面有一朵小小的梅花。
我一眼就認(rèn)出來了，那是堂姐的發(fā)夾。
堂姐很喜歡這個發(fā)夾，每天都戴著，從來沒有摘下來過。
發(fā)夾掉在路邊的泥坑里，上面沾滿了泥土，已經(jīng)看不清原本的顏色。
堂姐夫看到發(fā)夾，一下子就蹲在了地上，抱著頭，失聲痛哭。
我們都知道，堂姐肯定在這條路上出了事。
可發(fā)夾旁邊，沒有腳印，沒有血跡，什么都沒有。
仿佛堂姐就是在這一瞬間，憑空消失了一樣。
有人提議，報警吧。
那時候，農(nóng)村很少有人報警，遇到事，都是自己解決。
但這次，堂姐失蹤了，生死未卜，只能報警。
堂姐夫騎著自行車，飛快地趕到了鄉(xiāng)里的派出所。
派出所的民警來了，一共來了兩個人，帶著相機和筆記本。
他們先去了發(fā)現(xiàn)發(fā)夾的地方，拍了照，然后又去了北頭堡村，找劉春貴和李大爺了解情況。
劉春貴還是那句話，堂姐在他家里收完枇杷，就去西洼村了。
李大爺也說，他看到堂姐從劉春貴家出來，朝著南邊的方向走了。
民警又去了西洼村和東溝村，挨家挨戶地詢問，還是沒有任何線索。
他們又排查了北坡的所有山坡和小路，甚至還找了村里的水井和地窖，都沒有找到堂姐的身影。
民警說，現(xiàn)在沒有任何線索，只能先回去，等有消息了再通知我們。
堂姐夫不甘心，拉著民警的手，苦苦哀求：“同志，你們一定要找到我媳婦，她不能有事啊！”
民警嘆了口氣，拍了拍他的肩膀：“我們會盡力的，你也別太著急，再想想，你媳婦有沒有什么仇人，或者有沒有什么反常的舉動。”
堂姐夫搖了搖頭，眼淚不停地往下掉：“我媳婦為人老實，沒得罪過任何人，她每天就想著收枇杷，賺錢養(yǎng)家，能有什么反常的舉動啊。”
民警走后，我們并沒有放棄尋找。
接下來的幾天，村里的人，還有我們本家的人，每天都去北坡找堂姐。
有的人甚至去了更遠(yuǎn)的村子，打聽堂姐的消息。
可不管我們怎么找，都沒有任何收獲。
堂姐就像人間蒸發(fā)了一樣，再也沒有出現(xiàn)過。
村里開始有各種各樣的猜測。
有人說，堂姐收了不少枇杷，身上可能帶了不少錢，被人搶劫了，然后被人害了，尸體被扔到了山里。
有人說，堂姐可能是被人拐走了，畢竟她長得漂亮，又能干，被人盯上了。
還有人說，堂姐可能是不想跟堂姐夫過了，故意躲起來，跑去別的地方了。
但這種說法，沒人相信。
堂姐很愛堂姐夫，更愛她的兒子，她不可能丟下自己的孩子，偷偷跑走。
而且，堂姐身上帶的錢，都是收枇杷的錢，也不多，也就幾十塊，不值得有人為此害她。
最讓人懷疑的，還是劉春貴。
他是最后一個跟堂姐有長時間接觸的人。
有人說，劉春貴可能是見堂姐身上有錢，臨時起意，害了堂姐。
還有人說，劉春貴和堂姐之間，可能有什么不正當(dāng)?shù)年P(guān)系，堂姐要揭發(fā)他，他就把堂姐害了。
這些猜測，越傳越兇。
劉春貴的日子，也不好過。
村里人看他的眼神，都帶著懷疑和敵意。
有人故意在他家門口罵他，說他是兇手。
劉春貴百口莫辯，只能閉門不出。
后來，民警又來過幾次，對劉春貴家進(jìn)行了排查。
他們翻遍了劉春貴家的院子、房子，甚至還挖了院子里的土地，都沒有找到任何線索。
沒有血跡，沒有枇杷的痕跡，也沒有堂姐的任何物品。
劉春貴也賭咒發(fā)誓，說他沒有害堂姐，堂姐確實是從他家里走了，去了西洼村。
他還說，那天堂姐收枇杷的時候，他老婆也在旁邊，他老婆可以作證。
民警找到了劉春貴的老婆，詢問情況。
劉春貴的老婆，是個性格內(nèi)向、膽小怕事的女人。
她低著頭，小聲地說，那天堂姐確實來家里收過枇杷，收完就走了，別的她不知道。
她的話，模棱兩可，既不能證明劉春貴是無辜的，也不能證明他有罪。
因為沒有證據(jù)，民警也不能把劉春貴抓起來。
這件事，就這么僵持住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們還是沒有堂姐的消息。
堂姐夫每天都魂不守舍，要么坐在家門口，盯著北坡的方向，要么就去北坡找堂姐。
小外甥漸漸長大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媽媽去哪里了，每天都哭著要媽媽。
堂姐夫就抱著他，一遍遍地說：“媽媽去很遠(yuǎn)的地方了，等你長大了，媽媽就回來了。”
我也常常想起堂姐。
想起她背著竹筐，笑著給我買水果糖的樣子；想起她摸我的頭，說我以后要好好學(xué)習(xí)的樣子。
有時候，我會蹲在村口的老槐樹下，盯著北坡的方向，希望能看到堂姐的身影。
可每次，都失望而歸。
大概過了半年，北頭堡村發(fā)生了一件事，讓這件失蹤案，有了一絲轉(zhuǎn)機。
劉春堂，北頭堡村的一個村民，突然帶著老婆和孩子，離開了村子，去了外地安家落戶。
劉春堂，跟劉春貴是同村人，也是“春”字輩，年齡差不多大。
兩人以前關(guān)系很好，后來因為一點小事，鬧得不可開交，相互之間不說話，成了仇人。
有人說，劉春堂之所以突然離開，是因為他跟堂姐的失蹤有關(guān)。
還有人說，那天堂姐從劉春貴家出來后，并沒有去西洼村，而是被劉春堂叫走了。
因為劉春堂跟劉春貴有仇，看到堂姐跟劉春貴做交易，心里不舒服，就故意叫走堂姐，然后害了她。
這些猜測，又讓村里人沸騰了起來。
堂姐夫得知消息后，立刻就去了派出所，反映了這件事。
民警也覺得，劉春堂有嫌疑。
他們派人去查找劉春堂的下落，可劉春堂就像人間蒸發(fā)了一樣，沒有任何消息。
有人說，他去了南方，有人說，他去了東北，還有人說，他去了國外。
不管民警怎么找，都找不到他的蹤跡。
這件事，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時間過得很快，一年又一年過去了。
堂姐的失蹤案，漸漸被人們淡忘了。
村里的老人，偶爾會在閑聊的時候，提起這件事，嘆了口氣，說一句“可惜了，這么好的一個姑娘”。
堂姐夫，也慢慢從悲傷中走了出來。
他一個人，又當(dāng)?shù)之?dāng)媽，辛辛苦苦地把小外甥養(yǎng)大。
小外甥很爭氣，學(xué)習(xí)很好，后來考上了大學(xué)，成了村里第一個大學(xué)生。
他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的媽媽，每次放假回來，都會去北坡找媽媽，哪怕知道找不到。
我也長大了，離開了村子，去了城里工作。
可我從來沒有忘記過堂姐，忘記過1986年那個初夏，她背著竹筐，走出村口的背影。
我一直以為，這件事，會就這么成為一個永遠(yuǎn)的謎團(tuán)。
可我沒有想到，二十多年后，這件事，突然又有了新的線索。
那是2010年的冬天，我回老家過年。
一天晚上，我跟堂姐夫、小外甥，還有幾個本家的人，坐在院子里閑聊。
聊著聊著，就聊到了堂姐的身上。
小外甥嘆了口氣，說：“我這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找到我媽媽，不管她是死是活，我都想知道真相。”
堂姐夫也紅了眼眶，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就在這時，村里的一個老人，張老頭，突然開口了。
張老頭，今年已經(jīng)八十多歲了，身體還很硬朗，是村里年紀(jì)最大的人。
他說：“寶英失蹤那天，我其實見過一個人，一直沒敢說。”
我們所有人，都一下子愣住了，齊刷刷地看向張老頭。
堂姐夫連忙問道：“張大爺，您見過誰？您見過我媳婦嗎？”
張老頭喝了一口茶，緩緩地說：“那天下午，我去北頭堡村南邊的山上砍柴。”
“砍完柴，我就往回走，走到一條小路上的時候，看到一個男人，背著一個東西，急匆匆地往山里走。”
“那個東西，裹得嚴(yán)嚴(yán)實實的，看起來沉甸甸的，像是一個人。”
“我當(dāng)時覺得奇怪，就躲在樹后面，偷偷地看。”
“那個男人，背對著我，我看不清他的臉，但我看到他的衣服，是一件藍(lán)色的勞動布褂子，跟劉春堂平時穿的那件一模一樣。”
“而且，他走路的姿勢，也跟劉春堂很像，一瘸一拐的，因為劉春堂小時候得過小兒麻痹癥，左腿有點跛。”
我們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認(rèn)真地聽著張老頭的話。
堂姐夫的手，緊緊地攥著拳頭，指節(jié)都泛白了。
小外甥也激動地問道：“張大爺，您確定是劉春堂嗎？您看清楚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