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40年前毀承諾，今商場做派入白宮，法治為人治所替

特朗普讓美國民主面臨“愷撒主義”風險，權力正越過規則不斷個人化。

特朗普攻擊其他國家，不尊重條約和國際法，無視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界限，不聽取少數派意見，不尊重人的生命，以任意方式行使權力，隨意任免助手，借助家人行使公共職能，并不斷加劇公共空間的對立。該如何解釋“特朗普現象”？

要理解這一現象，需要同時看到多重因素：外部與內部因素、組織層面與個人層面因素、直接與間接因素，以及現實與歷史因素。塞爾焦·法布里尼在其每周評論結集而成的新書《特朗普海嘯：美國民族主義與歐洲》中，正是沿著這一思路展開分析。

首先要看到，美國是無可匹敵的軍事超級大國。它在80個國家維持大約750個軍事基地，軍費開支占全球總額的38％，比其后9個國家的總和還要高，其中也包括俄羅斯。這些數據引自芬蘭現任總統亞歷山大·斯圖布的一本重要著作《權力三角：從西方霸權到新的世界秩序》。

還有一個內部因素。早在1973年，歷史學家、小約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顧問阿瑟·施萊辛格就在《帝王式總統》一書中指出，美國行政權力正在擴張。到了2010年，憲法學者布魯斯·阿克曼又在《總統的全部權力》一書中進一步確認了這一判斷，指出憲法制衡機制正在繼續被削弱。國會向總統作出的授權，也進一步擴大了總統權力，例如在貿易領域的授權，就為特朗普的關稅政策提供了條件。

除了上述兩個因素，還有第三個因素。過去五個世紀里，世界各國公共權力的發展史，始終伴隨著一項持續不斷的努力：通過規則來約束權力，限制其權限，規定它在何時、以何種方式行使，并為其劃定運行軌道。正因如此，公共權力——包括政治最高層行使的權力——才逐漸變得可以預期、可以控制。

但這條原則，也就是與“人治”相對的“法治”，在特朗普身上似乎并不成立。他把不可預測和臨場起意變成了一種常態，這與英國君主一貫表現出的克制和莊重形成鮮明對比。

擔任總統的特朗普，行事方式與大約40年前的地產商特朗普并無二致。1980年，為了在紐約市中心修建特朗普大廈，他拆除了原邦威特·特勒百貨大樓上具有裝飾藝術風格的雕塑。盡管他曾承諾把這些雕塑捐贈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但最終仍將其毀掉。

在特朗普身上，公共權力的發展史仿佛出現了多次倒退，重新回到了權力個人化、任意使用、缺乏預設并依賴即興決斷的狀態。其實，在他的第一個任期內，人們就已經得到過這樣的警示。從挪威前首相、后任北約秘書長延斯·斯托爾滕貝格的回憶錄《權力中樞：執掌北約十年》中，也可以看到相關印證。

他的行為方式，與路易·波拿巴——也就是后來的拿破侖三世——并沒有太大不同。1848年，路易·波拿巴曾對一名助手說：“一個擁有我這個名字的人，一旦被推上權力高位，就必須做出大事，必須以其統治的輝煌震撼人心。”

所有這些因素和跡象，正在改變美國的憲制結構，也在顛覆一種長期流傳于世界的美國形象。自1835年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出版以來，美國民主一直被視為現代民主制度的典范。如今，這一形象正在被倒轉。

這也促使許多人重新審視美國民主史上那些帶有“愷撒主義”色彩的先例：從安德魯·杰克遜對待原住民時所使用的暴力，到亞伯拉罕·林肯對自由設置的限制，再到理查德·尼克松推動的總統權力擴張。安東尼奧·迪貝拉在《白宮的沙皇：過去的總統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特朗普時代的美國》一書中，對這段歷史作了梳理。

這說明，即便是最穩固的民主制度，也可能保留或滋生“愷撒主義”的空間和種子。如果一個國家在對外事務上的巨大權力，在國內集中于一人之手，而此人又不沿著法治所設定的軌道行事，那么當這三個因素疊加時，這種力量就可能像波浪一樣外溢到其他領域。尤其在一個高度互聯的世界里，這種外溢會更加明顯。比如對伊朗出口的封鎖，就會產生直接和間接影響，尤其會波及歐洲。

從這些事態中，可以得出幾條教訓。

首先，民主憲制中著名的“制衡機制”并非不可繞過。特朗普在眾議院436個席位中，原本只能穩固掌握135票。即便如此，他仍能表現得像“世界主宰者”之一，而他的對手眼下所能寄望的，似乎只有中期選舉。

正如歷史學家查爾斯·蒂利曾提醒的那樣，民主化進程之后，也可能緊接著出現“去民主化”進程。

再次，“愷撒主義”因素并不只存在于民主制度之外，它也潛藏在民主制度的內部基礎之中，因此必須始終保持警惕。最后，民主的發展從來不是一條平穩上升的直線，它同樣會出現危險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