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郭沫若與故宮博物院||魏奕雄

郭沫若與故宮博物院

魏奕雄

北京紫禁城神武門上懸掛的“故宮博物院”橫匾，為郭沫若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所題寫，這是人所共知的。除此之外，郭沫若與故宮博物院相關聯的事還有不少，茲擇三則敘說之。

一、郭沫若詩頌故宮護寶人

中國郭沫若研究會會長蔡震先生在《郭沫若學刊》2011年第3期，發表了《郭沫若用寺字韻詩作考》一文，披露了一首此前未曾刊發的郭老佚詩《十二用寺字韻》：

從寸之聲是為寺，于文當即古持字。

秦刻用之以為持，鼄鐘有例亦不異。

（鼄公牼鐘有“分器是寺”語）

石鼓于今已入岷，無咎先生言訚訚。

花崗之石趺坐銳，質堅量重難調馴。

一鼓費一卡車載，纊裹網維箱底在。

初移寶雞后峨眉，暴寇無由攘過海。

星之景兮云之卿，視此奇跡不足驚。

扶持神物走天下，宇宙恢恢乘大名。

我曾向蔡震先生電話請教此詩出處，答曰：抄錄自一位朋友收藏的郭老墨跡，那是1940年1月7日郭老“聞石鼓已入蜀……書奉無咎先生教正”之作。那時候，重慶的文化人流行用寺字韻作詩，相互唱和，1939年間，郭老就寫了十幾首寺字韻詩，但《郭沫若書法集》收錄的書贈于立群的《寺字韻詩七首》手跡沒有這一首。后來蔡震先生得到郭老這幅墨寶的照片，翻拍了一份送給我，這是該墨跡首次在樂山面世。

“無咎”是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的號。這首詩表達了郭老對故宮文物，特別是石鼓遷藏峨眉的關注。

1933年2月，北京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國子監等的19000多箱珍貴文物，為免落入日寇手中，秘密南遷上海。因由故宮博物院統一裝運，統稱“故宮文物南遷”。1936年12月，文物移存南京朝天宮。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南京岌岌可危，文物又分三路西遷。南路80箱運往貴州安順；中路9000多箱走水路，經漢口、宜昌轉運，1938年1至5月陸續抵達重慶，1939年7月至9月移置樂山安谷；北路7000多箱（含石鼓10箱）,由陸路先遷陜西寶雞，再遷漢中，三遷成都，四遷峨眉，于1939年5月17日至6月17日先后入藏峨眉大佛寺和武廟。單說這北路，從漢中遷出后12天，原存放文物的漢中南鄭文廟，即被日軍飛機投下7枚炸彈夷平。從漢中至成都途中，發生三次汽車翻車事故。從成都大慈寺遷往峨眉后七天，成都亦遭日軍的狂轟濫炸。郭老詩中“初移寶雞后峨眉”一句，濃縮了這一漫長、曲折、艱險繁雜的歷程。據原故宮博物院峨眉辦事處主任那志良在《典藏故宮國寶七十年》中回憶，當時十個石鼓便存放在峨眉武廟西配殿里。

南遷文物千千萬萬，為何郭老獨提到石鼓？這與他曾經專門研究過石鼓文有關。大革命失敗后，郭老流亡日本，1932年開始對東京文求堂所存石鼓文拓片進行梳理，1933年寫成《石鼓文研究》初稿。

石鼓是唐代出土的石碣，刻有記敘東周秦國國公陪同周天子游獵盛況，故又稱“獵碣”。有介于籀與篆之間的文字約500字，史料價值與書法雕刻藝術價值均珍貴無比。存世有宋代以后的多種拓本，以宋代先鋒本、中權本、后勁本和天一閣本四種最佳。郭老在《初用寺字韻書懷》一詩寫道：“嘗從獵碣考奇字。先鋒后勁復中權，宋拓良與今石異?！?/p>

十個石鼓出土于陜西鳳翔府陳倉荒郊岐山之陽，故亦稱“陳倉十碣”或“岐陽石鼓”。實則其形狀并不似鼓，上小下大，頂圓底平，四周略作方形，也有正圓的，四面環刻陰文。石質堅硬，每個重約一噸。因年代久遠，部分刻字的石皮已與鼓身分離，稍有不慎便會剝落。當年文物南遷時，最難包裝的就是這十個原存于國子監的石鼓。馬衡在《跋北宋石鼓文》中記載：“余鑒于此種情狀，及既往之事實，知保護石皮為當務之急。乃先就存字之處，糊之以紙，縱使石皮脫落，猶可粘合：次乃裹以絮被，纏以枲綆（麻繩）,其外復以木箱函之”。木箱是特制的，箱的內壁塞滿了稻草，釘牢后，外面又用鋼條綁扎封死。一輛卡車只載一箱，連同一塊詮釋石鼓文音義的碑刻，單獨用了11輛卡車運送。這就是郭老詩中描述的“花崗之石趺坐銳，質堅量重難調馴。一鼓費一卡車載，纊裹網維箱底在?！?/p>

關于石鼓的雕刻年代和國別，長期以來眾說紛紜。馬衡先生是著名金石學家、考古學家，對石鼓頗有研究，曾著《石鼓為秦刻石考》，認為不應稱“鼓”，主張叫“秦刻石”。他考證所刻文字是春秋穆公（一寫作繆公）時期的，而郭老則認為是春秋秦襄公時所作，也有學者主張是戰國秦獻公時。盡管年代有爭議，但都認定為東周時期秦國遺物。

郭老這首詩中第三句“秦刻用之以為持”，即言石鼓系“秦刻”。詩的開頭從石鼓文切入，指出“寺”字在周代就是“持”的通假字。不但秦國刻的石鼓上這樣用，東周鼄(一寫作邾，音朱）宣公的牼鐘上銘文“分器是寺”亦作“持”解。

1938年春，馬衡先生抵達重慶，建立故宮博物院重慶辦事處；郭沫若亦于同年十二月底隨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抵渝。二人時相往來，切磋文史。1939年7月，長沙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郭老的《石鼓文研究》。恰值此時，十個石鼓剛剛存于峨眉不久。在此背景下，不難想象，兩位潛心研究石鼓文的考古學家相聚一堂，談及石鼓時該是何等眉飛色舞。于是便有了郭老“石鼓于今已入岷，無咎先生言訚訚”的詩句。而那“纊裹網維、一鼓一車”的細節，也必定是郭老聽馬衡先生詳述后吟成的。全詩通篇圍繞石鼓著筆，我們亦可理解為郭老以石鼓代指南遷的全部文物。

故宮文物南遷是反法西斯戰爭中保存中華文脈的可歌可泣偉大壯舉，是戰勝無數艱難險阻、驚天地泣鬼神的文物長征，也是保護全人類共有的文明結晶的重大貢獻。郭老用“暴寇無由攘過?！眮砀爬线w的目的。他熱情洋溢地贊頌故宮人“扶持神物走天下，宇宙恢恢乘大名”。此處特意使用“扶持”而非“護送”或其他同義詞——讀至開頭四句大講“寺為持字”的緣由，便豁然開朗。郭老說，天邊出現卿云璨燦的祥瑞氣象，有人感到驚奇；但當你知道南遷文物歷經千難萬險的奇跡，便不會驚訝了。作為歷史學家，他視文物為“神物”，稱這場價值連城的國寶安全轉移為“奇跡”。文化不亡，民族不滅。他對中華文物的精華部分得到有效保護深感欣慰，充滿敬意，也掂量到這一行動的沉甸甸分量。因此這首詩實為郭老對馬衡及其同仁在戰火紛飛中跋山涉水“扶持神物”之功勛的旌表。

馬衡院長曾于1944年集石鼓文為聯“蒦寺古宮庶勿，來乍我麋寓公”,兩旁題跋：“（民國）二十八年夏，自成都移故宮文物于峨眉，石鼓與焉，因集其字為聯以紀念之。鼓文以寺為持，以乍為作，蒦護古故勿物麋眉古通，卅三年秋鄞馬衡書，時為寓公五年矣。”(馬衡籍貫浙江鄞縣）,依馬衡題跋中對古代通假字的解釋，此聯應讀作“護持故宮庶物，來作峨眉寓公”，其中“我”與“峨”亦相通。此聯內容可與郭老的詩相印證。郭老此詩是目前發現最早頌揚故宮南遷護寶人的詩篇。

二、郭沫若為馬衡院長遺稿作序

郭沫若為馬衡著作序手稿

1955年，馬衡病逝，留下大量研究金石學的文稿，其中一部分由故宮博物院研究人員傅振倫先生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整理編輯為《凡將齋金石叢稿》一書。傅振倫恭請郭沫若作序,郭老欣然命筆：

馬衡先生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前驅。

他繼承了清代乾嘉學派的樸學傳統，而又銳意采用科學的方法，使中國金石博古之學趨于近代化。他在這一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馬衡先生同時還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護者。中國古代文物，不僅多因他而得到闡明，也多因他而得到保護。

前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時期，馬先生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之職，故宮所藏古物，即蒙多方維護，運往西南地區保存。即以秦刻石鼓十具而論，其裝運之艱巨是可以想見的。但馬先生從不曾以此自矜功伐。

馬先生為人公正，治學謹嚴；學如其人，人如其名；真可謂既衡且平了。

馬先生復能詩，善書，工篆刻。一九三九年同寓重慶，曾以青田石為我治印一枚，邊款刻“無咎”二字。今以鈐于文末，以見一斑。

凡德業足以蓋人者，人不能忘之。馬先生雖頗自謙，然其成就，已應歸于不朽。

一九六三年八月廿五日 郭沫若

馬衡號“凡將齋主人”，又號“無咎”。這本《凡將齋金石叢稿》編成后，因文化大革命爆發而擱置，直至1977年才由中華書局出版問世。郭沫若的這篇序言，文字雖簡短，內容卻頗豐富。他高度評價馬院長在考古學和金石學方面的巨大成就，彰明其保護文物的功績，再次提到故宮文物南遷時十具石鼓裝運的艱辛，并頌揚馬院長的人品和才干，謂“其所成就，已應歸于不朽”。

郭沫若用樸實的言詞，表達了對馬衡院長真誠的欽敬——這是學者之間最誠摯情感流露。

三、郭沫若品評故宮藏品

郭沫若曾多次參觀故宮博物院的藏品。1962年4月的一天，他在故宮看到一方“貓蝶硯”,大感興趣。此硯利用端石的自然形態雕成，正面雕有一只貓和部分蝶翅，背面則刻有完整的蝴蝶，栩栩如生，小巧玲瓏。硯背刻有“江邨居士”長方形篆印，并刻行楷題識：“金睛煥采，粉翅飄香，錫爾純嘏，受福無疆。丁酉閏三月庚寅韋齋吳祖謙?！绷碛小绊f”與“齋”兩字方形篆印。

郭沫若請同行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魏善臣將硯面和硯背拓印了一紙帶回，再三端詳，雅興大發，在拓片空白處題寫：

故宮所藏貓蝶硯

在故宮中得見此硯，原江邨居士舊藏，鐫刻甚為精巧，硯質為端石，利用二鸜鵒眼以為貓眼，靈活有神。硯面蝶翅諸眼亦為石眼，可謂天造地設。硯工惜不知名耳。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五日晨 郭沫若題

兩個月后，郭沫若再次仔細欣賞這拓片，又題寫一段：

考古研究所魏善臣同志拓制，吳祖謙不知何許人，考有清一代丁酉年內無閏三月者，待考。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七日晨 郭沫若補題

從這兩段題記可以看出，郭沫若對故宮的這件藏品十分喜愛，對刻工的精巧技藝贊不絕口，他特別指出，匠人巧妙利用端石上的天然孔眼作貓眼和蝶翅眼的匠心，簡直是“靈活有神”“天造地設”。作為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他還認真研究了硯背所刻的全部文字，對“吳祖謙”及其刻字年月仔細審讀，并查閱相關資料，指出“考有清一代，丁酉年內無閏三月者，待考”。這種嚴謹的研究精神，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這張貓蝶硯拓片和郭老題詞，今存北京郭沫若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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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

作者：魏奕雄

供稿：樂山市委黨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