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中巴分界，耿飚意外發現“坎巨提”，他為何建議劃給巴方？

1939年臘月，冀西深山夜寒如鐵，385旅參謀長耿飚帶著警衛悄悄摸進日軍據點，短短半個時辰便拔掉碉堡三座。同行老兵后來回憶：“那時候的一聲‘跟我上’，誰都不會猶豫。”由此，敢打敢拼成為耿飚的第一張名片。

解放戰爭結束后，他的戰功填滿了履歷，可1950年4月卻接到進京“報到”的電報。楊得志把他叫到屋里，只說一句：“中央有新任務。”耿飚愣住，心想打仗他在行，外交可從沒摸過門。車站月臺上，他對熟人苦笑：“讓我去聯合國？我連刀叉都拿不順。”話雖直白，卻折射了他對未知崗位的忐忑。

北京的談話很短。毛主席先抬頭看了看這位“耿直將軍”，忽然一句：“泥腿子也能進外交場，怕什么？”耿飚立正回禮，回答響亮：“不怕，保證完成任務！”幾句話，一項跨界生涯就此確立。聯合國席位因美國阻撓沒能落實，耿飚隨后改任駐瑞典公使。

瑞典寒風凜冽，他卻常自駕小黑車穿梭在斯德哥爾摩與哥德堡之間；使館司機忙不過來，他干脆自己握方向盤，瑞典媒體因此送他綽號“會開車的大使”。有意思的是，瑞典一位將軍舉杯問他帶過多少兵，耿飚隨口：“十幾萬。”對方敬禮：“貴國的一個軍，比我們全國兵力還多。”這類輕松插曲，逐漸把新中國的形象嵌入北歐社會。

1956年春，周總理電令：赴卡拉奇，任駐巴基斯坦大使。當時巴方既有親西方歷史，又真心希望東望。耿飚抵達3天，便被總理米爾扎破例在國書遞交前接見。米爾扎拍拍他的肩膀：“有難處，任何時候來找我。”真摯的語氣，拉近了兩國情感。

1957年巴境遇旱災，全國缺糧，中國緊急平價售糧6萬噸、無償援助4000噸。巴外交部長提出在米袋上印“援助”字樣，耿飚擺手：“朋友之間，不必立招牌。”最終僅留下“產地中國”四個字。這件事在巴國內引起轟動，“中國兄弟”一詞開始頻繁出現在報紙頭版。

1962年秋，耿飚帶隊核對舊地圖，準備與巴方劃定喀喇昆侖山以北走向。放大比例尺時，他注意到一塊與中國主體領土隔山相望的小區域——坎巨提谷地。文件顯示，清末該谷地向新疆喀什納貢，但長期自理事務，實際行政聯系微弱，成了一塊典型“飛地”。耿飚對測繪員說：“先別下結論，再查資料。”

資料越查越雜：唐代高仙芝曾經駐軍，元代設驛站，民國時谷地主動要求歸附，但隨即又想靠向巴境。耿飚掂量主權、交通、實際管理三條線，覺得一旦固守坎巨提，補給要越過高山雪嶺，困難重重，而喀喇昆侖北段大片失界區才是關鍵。一次磋商中，巴基斯坦代表阿里低聲嘟囔：“如果坎巨提有解決辦法，其余問題好談得多。”耿飚順勢作出判斷——主動提議將坎巨提劃歸巴方，同時要求對方承認克里青河谷與阿克賽欽北段歸屬中國。對話很短：

阿里遲疑：“真給我們？”

耿飚答：“兩國各取所需，彼此省心。”

周總理收到電報后批示：可行。1963年3月2日，《中巴邊境協定》簽字，中方收回5310平方公里核心地域，坎巨提自此并入巴基斯坦。協議文本不到3000字，卻為后來公路、管道及軍事互信奠定了坐標。

1966年，兩國政府宣布在協定線附近修筑中巴公路。施工隊伍翻越海拔4700米的洪古爾山口，死亡人數達到147人，巴方在紀念碑上刻下中方烈士姓名。1979年8月，公路通車典禮舉行，耿飚已調任對外聯絡部部長，卻仍被請到喀喇昆侖剪彩。那天風雪交加，他舉起剪刀，旁邊巴交長拉沙德低聲感慨：“如果當年沒有那份協定，今天這把剪刀就舉不起來。”

從碧血白刃到外交辭令，耿飚跨越了兩種戰場。坎巨提的選擇，看似讓渡，實則取回更廣闊的戰略通道。山河早已寫下注腳：1963年那一紙協定，使中巴邊界成為中國周邊最安靜的一段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