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致使臺灣難以收復的關鍵人物，若不是他，臺灣或許早已解放

1931年冬夜，瑞金的油燈格外昏暗。年輕的翻譯官忽然問身旁的戰士：“口號寫成日文，他們會看得懂嗎？”沒人想到，這位熟練揮舞毛筆的臺灣人，數十年后會把整個解放臺灣的布局攪得四分五裂。

他的履歷從1898年算起。彰化花壇的甘蔗田邊，日本學堂剛掛牌，他便被挑進課堂。師資與教材俱由總督府派發，他的日語口音連本地居民都說標準。學成后留校任教，外界只當一名平凡教員，卻不知道他已對殖民體制滋生反感。1924年，他突然出現在上海灘，報名中央大學社會學系，白天聽課，晚上混扎咖啡館，與進步青年合辦學生聯合會，初嘗組織滋味。

回臺后，文化協會、工農講習、左翼小冊子半年內齊冒出來。他撰文抨擊總督府，文章落款常用筆名，警視廳幾度拘傳未果。氣氛緊張，他干脆渡廈門，在福建協和中學教書，暗中與地下黨接觸。1930年，他獲準進入中央蘇區，身份從教師變成紅色運動干事，負責中華反帝大同盟。身手不算強，卻會幾國語言，黨中央把他列為“臺灣代表”，六屆二中全會上留影存檔。

長征中，他踩著沒過膝蓋的沼水，堅持把收繳到的日軍電報機零件背出草地，陜北冬天零下二十度，他仍能用日語審訊俘虜。抗戰全面爆發后，他坐鎮山西五臺，職務是敵工部長。日俘被帶進窯洞，他開口一聲：“オマエは何故來た？”俘虜愣住，審訊效率大增。太岳前線散發的日文傳單，也由他操刀改寫。

1945年，日本投降。延安窯洞外，幾位臺灣籍干部湊在一起商議未來，他被推為“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籌備人”。翌年春，他攜電臺潛回基隆，化名老鄭，擔任工委書記。此時島內地下黨員不足百人，不到兩年，組織已插進工廠、碼頭和師范校園。他設計三部制：組織部統戰，宣傳部辦《光明報》，武裝部負責山區訓練。指令從上海轉來，他再分發至嘉義、臺中各站點。

1947年2月27日，臺北天黑后爆槍聲，二二八事件迅速擴大。工委判斷：國民黨高壓會激起更大反彈，遂加緊聯絡。香港會議上，他被批評“過度冒進”，但仍獲默認保存力量。1949年底，解放軍沿海集結，島內基層信心大漲，他在內部電文里寫：“海風將變，須先穩住隊伍。”

轉折來得突然。1950年1月29日深夜，臺北兵營口，憲兵荷槍實彈。一名線人供出“老鄭”代號后，特務鎖定他租住的洋房。他被帶走審訊，自稱胃病發作，要求牛排。看守押他去餐廳，他趁混亂躍窗逃脫。逃亡三個月，換了四處鄉屋，卻依舊落網。4月27日再被捕，只撐了七十二小時便供出核心名單——工委五級關系、山區武裝位置、潛伏于國防部的暗線，全數曝光。

島內地下體系猝然崩解。一個接一個聯絡站失守，印刷機被撕毀，游擊武裝被山地清剿。原本籌劃的“里應”消失，解放軍四渡海峽的計劃只得暫緩。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國際態勢驟變。島內無內應，外海有干預，收復工作陷入僵局。

更令人咂舌的是他的抉擇。他在報紙上刊出聲明，自稱痛悟，請求同伴自首。蔣介石賞以少將銜，安插進保密局，負責匪情研究。他利用舊同學、舊戰友的背景編寫“中共軍制手冊”，1956年晉升情報局副主任，還兼任調查局副局長。其后幾年，他每月向美國顧問團遞交《大陸軍事思想動態》，并將自己在江西時期的見聞整理成回憶錄，于臺灣、香港公開發行。

家庭生活也步入另一條軌道。娶馬雯娟，生一子，住臺北郊外官舍，出門總有警衛跟隨。1982年10月8日，他因心臟病猝發去世，葬于陽明山。墓碑平實，僅刻姓名與“少將”字樣，沒有提他曾在瑞金、在延安、在八路軍總部留下的記錄。

他的轉向直接導致臺島地下黨線全盤潰散，其泄漏的情報迫使大陸對解放臺灣的既定時間表做出重大調整。正因如此，1950年至1952年的“臺海方案”被迫凍結，為后來更為復雜的臺海態勢埋下種子。

歷史文件里常出現一句簡短評語：“此人之變節，影響渡海大局。”字數不多，分量卻極沉。在許多檔案館的案卷封底，他的名字后面加注紅筆圈畫，旁邊寫著“關鍵阻斷點”。時人議論，有人遺憾，有人痛恨，也有人說：“若不是他，臺灣早已易幟。”這句話并非夸張，而是冰冷的戰時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