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姆是個二流作家”

“毛姆是二流作家”，是毛姆自己的原話。

清醒且自知，聰明且堅持。

毛姆《The Summing Up》里說：我自知并無過人的創作才情。詞匯平平，也不擅長鋪陳比喻。我心里清楚，自己不過是第二梯隊。

"I knew that I had no great creative power. I had a small vocabulary and no great gift for metaphors... I knew that I was in the second row."

這是他的清醒，也是他的以退為進。

毛姆認定的超一流？

“一般認為，巴爾扎克的文筆并不高雅，他為人粗俗，文筆也很粗俗……據說狄更斯的英語文筆也不太好，而有個很有語言修養的俄國人曾告訴我，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語文筆也不怎么樣。世界上迄今最偉大的的四位小說家，居然使用各自母語時文筆都很糟糕，真叫人瞠目結舌。”

但是：

“看來，文筆精美并不是小說家應有的基本素養，更為重要的是有充沛的精力、豐富的想象力、大膽的創造力敏銳的觀察力，以及對人性的關注、認識和理解。”

毛姆不宏大，但清醒又精巧。

他自己所處的時代正是文學革新之時：

托馬斯·曼小他一歲，詹姆斯·喬伊斯與弗吉尼亞·伍爾夫小他八歲。

這幾位大師在20世紀前二三十年們分別創作新文體時，毛姆依然在試圖，古典地，“講好一個故事”。

他父親是個律師，曾負責英國駐巴黎大使館的事務，他自己出生在大使館：如此，威廉·薩默塞特·毛姆雖生在法國土地上，卻是個地道英國人。

這份微妙矛盾的命運，從出生就伴隨著他。

十歲那年他父母去世，他被身為牧師的叔叔收養。毛姆的第一語言是法語，少年時英語不如法語好，加之矮小，多遭同儕嘲笑。他留下了口吃的毛病，不知是否與此有關。

他既生在法律世家，周圍人人能言善辯，自己思維敏捷也就理所當然；這樣的環境下，口吃顯然讓人不快，他也早早領略到了人群的惡意。他當不了律師，也不想去當牧師，注定要成為家族里的另類。

他想過從醫，也確實取得了醫生資格。但23歲那年，他的小說《蘭貝斯的麗莎》大為暢銷后，毛姆決定以寫作為生。當然，學醫的經歷，對他而言極有意義。一戰期間，他曾在紅十字會和救護隊服役。很多年后，他說作為醫學生的經驗，讓他“看見人們如何死去，如何忍受痛苦，看到了希望、恐懼與釋然。”

加上他自己的曲折經歷，他很早就懂得人性的陰暗面。

他也曾游歷各地：瑞士、俄羅斯、印度、東南亞。見識過各處的文明后，他多少發現了：許多規矩，其實是已有的偏見；而世上每個人或多或少被某種情感所束縛，自己無從選擇。

以他最有名的小說之一《月亮與六便士》而言，眾所周知，那部小說里，毛姆以一個旁觀者的視角，描述了以大畫家高更為原型的查理斯·思特里克蘭德，如何為了繪畫的熱情，拋棄自己在世俗社會累積的一切，跑去塔希提畫畫，終于為了夢想殉死。毛姆也描述了留在文明社會中查理斯那些親友們，如何假裝引經據典地，道貌岸然地，認為查理斯之死是自作自受。毛姆并沒有公然表達自己的愛憎，只是幻想著已故的思特里克蘭在塔希提的孩子，如何在碧空與太平洋間舞蹈；最后以自己的亨利叔叔之言結束小說：

“魔鬼要干壞事總可以引證《圣經》。”

他對查理斯·思特里克蘭德這種，為了自己的夢想、在邊陲之地以文明人無法理解的方式結束人生的角色，顯然頗為欣賞；與此同時，他鄙夷文明社會道貌岸然的評斷者。

他太聰明了，對尺度和分寸把握得很好。如果讀細一點，您會發現，他許多玩世不恭的毒舌，只是一種姿態骨子里，他是個情懷深沉的小說家。只是他很喜歡用毒舌來遮蓋自己，不肯直白地表達贊美而已。

毛姆讀書極多極豐富，但他既對一切道貌岸然的姿態不感冒，所以總喜歡用輕盈的姿態消解崇高。他認為讀書主要是得投合興趣，無趣的書不讀也罷。

體現在寫小說上，也是：從形式到內容，他都喜歡輕盈嘲諷已有的俗套。

同時，聰明地，不把自己放在最崇高的地位。

在短篇小說《帶傷疤的男人》里，毛姆用了一個輕巧的方式講故事。

題外話，阿根廷大文豪博爾赫斯在他的小說《刀疤》里，曾使出這種技法：施害者因為慚愧，于是站在受害者角度講完了一個故事，結尾完成了大轉折，承認自己就是那個惡人。

毛姆則是這樣講故事的：

當被問起一個人物臉上傷疤何來時，知情者講了一個極富傳奇色彩的、充滿蠻荒風味的殘忍故事，待讀者被故事震撼后，才發現翹首期盼到結尾的這個故事，好像和傷疤毫無關系；于是作為敘述者的毛姆，自然要替讀者再問一句：

那傷疤到底哪來的呢？

答：來自一杯姜汁汽水……

忽然之間，這個慘烈故事的凝重意味，就被這句“姜汁汽水”消解了。

另一篇小說《逃脫》里，一個男人想擺脫一個死纏爛打的伴侶，卻又不好用強，于是無休無止地帶伴侶看房，又總不滿意，如此一個拖字訣施展到最后，女方厭倦了看房，寫信來要分手；男方心愿得遂，趕緊回一封信，除了情致殷殷地告別女方之外，另附上了七份看房名單——這就是毛姆喜劇精神的體現了。

這《午餐》這篇小說里，毛姆刻畫了一位矯揉造作的太太。滿嘴這不肯吃那不肯吃，還一直勸“我”要少吃，卻在不知不覺間點了魚子醬、鮭魚、蘆筍、冰淇淋和咖啡，肆意大吃，吃干抹凈之后，還要以過來人的身份勸誡“我”，千萬不能多吃：明明在這個故事里，“我”只吃了一塊羊排。

如此一個故事，如何收尾呢？毛姆只一句幸災樂禍地：

“我認為我不是個報復心很強的人，可是當不朽的諸神插手干預時，即便是幸災樂禍地旁觀別人倒霉，也是可以寬恕的。如今她體重近三百磅。”

《生活的真相》這個故事里，一個爸爸以自己的人生經驗，對兒子提出要求：不賭博，不借錢，不要跟女人糾纏不清。這道理聽來正確得很無趣。

如我們所知，一切規矩都是用來打破的。果然故事之中的這位少年，經歷一趟神奇旅途，將一切規矩都破了一遍：賭錢了，借錢了，還有了艷遇——但最后陰差陽錯，不但毫無損失，還憑空得了六千法郎。這就讓老爸煩惱不已，結尾引出了一句妙語。

勸導者曰：這說明孩子天生好運，這可比天生聰明或富貴好得多啦！

——這個故事如此有趣，以至于古龍在他的《七種武器》之《碧玉刀》中，借用了這個結構。

毛姆自己曾經到處旅游，見到過各種文化風貌。他深知甲之蜜糖乙之砒霜的道理，對忠于本心者，無論出于哪種文化背景，都頗為欣賞；對教條主義者，他可就不留情面了。

《法國人喬》中，一個老人經歷了各色可以想象的傳奇，在垂老之際如是說：

“我是個懷疑論者。我從沒見到過任何一個跡象可以證明世間萬物的安排中有什么精心設計的目的。如果宇宙真的是由某個造物主創造出來的，那個造物主也只可能是個犯罪的蠢貨。反正我在這個污濁的世界也待不了多久了，我很快就會親眼看到世間萬物的真諦了。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只想死……不過眼下你要是能給我一包煙抽，我會感激你的。”

《大英遠洋客輪之旅》：

女主角身經不愉快的婚姻，丈夫有了外遇，她決定坐船回英國。

她在船上遇到一個男士，然后目睹他生病。與所有的俗套故事相反，他倆之間沒有什么浪漫傳奇，她只是看著那位先生病故，看到那位先生死去后，船上的人依然各顧各的。

那時毛姆留下了一段不那么嘲諷的、嚴肅的、抒情的段落：

“一個人降臨人世，像花兒一樣生長，但人生苦短，花兒凋落，生命如影子般倏忽消逝，一刻也不停留。”

世界上的一切苦難都顯得微不足道。唯有死亡，充滿神秘的死亡，才是決定一切的。

人為什么要讓自己不快樂呢？

有什么事值得我們痛不欲生，心懷惡意，虛榮計較，喪失善心？

我們的快樂生活很短暫，死亡卻是漫長的。

毛姆知道偉大作品應當有怎樣的分量，應該如何革新，但以他及時行樂的性格，不愿意刻意為之。

他自知沒有托爾斯泰與巴爾扎克們的磅礴激情，似乎也并不想做雨果那樣的大文豪；他尊重喬伊斯們的大改革，但無意成為大革新者。他深知要留下傳世作品應該怎么做，知道怎樣可以成為第一流的大師。但他不喜歡為了顯得深沉而故意艱澀的寫作。

毛姆自認二流，就是自認：講好一個故事，就得了。

他覺得讀書是為了找樂，寫作也是如此。所以他盡量寫點自己愛寫的東西：優雅、簡潔、敏銳地觀察；帶著好奇心與同情心，毒舌地刻畫人物，創作一幅幅多層次的肖像，嘲諷各色裝腔作勢的教條主義者，批判又同情地描繪那些叛逆規矩卻活出自我價值的人們。某種程度上，他的自認二流，也是一種自我定位：世上容得下各種姿態，我就自己先認個二流，寫自己愛寫的東西吧？

既然第一流的作者要宏大要深邃要探求極限，要大膽創造充沛精力豐富的想象力——而且很可能發不了財。

那毛姆自己，身為文學史上少數活著就賺了大錢的作者，自己說是二流，就又安全又聰明了：

是啊我不搞宏大哲學史詩巨著，就是熱愛細節觀察和講故事手藝的暢銷作者，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