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公平性 高頻量化交易監管進入“深化細化”之年

中經記者 孫汝祥 夏欣 北京報道

2026年，高頻量化交易有望出臺新的監管措施。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證監會主席吳清明確表示，2026年要“突出公平性原則，深化細化高頻量化交易監管”。

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的專家和從業者表示，高頻量化交易具有鮮明的“雙刃劍”特征，為興利除弊，應實施差異化與分類監管，升級監管科技與穿透式監管。

去年4月3日，滬深北交易所同日發布《程序化交易管理實施細則》（以下簡稱《實施細則》），對高頻交易管理作出明確規定。

受訪者表示，《實施細則》發布一年來，A股市場高頻量化交易呈現“規模理性收縮、行為顯著規范、行業加速洗牌”的核心變化。對中小投資者而言，交易環境變得更加公平，被“搶單、截胡、幌騙”的概率有所下降。

高頻量化交易有何改觀？

2026年4月3日，滬深北交易所發布《實施細則》屆滿一年。

《實施細則》設“高頻交易管理”專章，將投資者交易行為存在單個賬戶每秒申報、撤單的最高筆數達到300筆以上或者單日申報、撤單的最高筆數達到2萬筆以上情形的，認定為高頻交易。同時，對高頻交易作出相對于其他程序化交易的差異化監管安排，包括額外報告要求、從嚴管理異常交易行為、實行差異化收費標準等。

“《實施細則》發布一年來，A股市場高頻量化交易呈現‘規模理性收縮、行為顯著規范、行業加速洗牌’的核心變化。”上海千波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束其全對記者表示，全市場高頻量化交易占比從發布前的30%左右回落至20%上下。

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胡聰慧也觀察到，純高頻、日內回轉、毫秒級搶單類策略明顯降溫，機構主動降低申報/撤單頻率，遠離300筆/秒、單日2萬筆的高頻認定紅線。同時，高頻撤單、短存續期“閃爍訂單”明顯減少，虛假掛單、幌騙類行為得到有效遏制。

“對中小投資者而言，交易環境更公平，被‘搶單、截胡、幌騙’的概率下降，交易執行質量改善。”胡聰慧表示。

西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中國金融研究院院長羅榮華則認為，《實施細則》使得交易行為規范化與透明度提升，超高頻策略規模收縮并向中低頻及基本面量化遷移，但量化交易作為科學投資方法的底層邏輯未變。“當‘速度紅利’消退后，通過更前沿的技術升級（如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去挖掘更深層次的非結構化數據，獲取相對中低頻的超額收益，成為必然的選擇。”羅榮華稱。

羅榮華表示，在A股市場，部分頭部量化私募也正投入巨資搭建涵蓋“數據—研究—監控—歸因”全流程的多智能體投研平臺，試圖通過捕捉海量公告和輿情中的“管理層預期差”等認知阿爾法來建立新“護城河”。但對中小型量化機構及游資而言，其生存與轉型壓力劇增。

束其全也表示，頭部量化機構憑借完善的合規體系、雄厚的技術儲備和多元的策略布局，通過調整交易參數、優化策略邏輯快速適配監管要求，市場份額進一步集中，合規高頻策略仍能實現穩定收益。

而中小高頻量化機構因技術迭代能力不足、風控體系不完善、合規成本承壓，多數選擇收縮高頻業務或轉型中低頻量化策略，部分小型機構直接退出市場。

“雙刃劍”利與弊有哪些？

在上述受訪者看來，對資本市場各利益主體而言，高頻量化交易都是一柄“雙刃劍”，利弊都很鮮明。

“在常態市場下，它們通過高頻雙邊報價收窄了買賣價差，是流動性的提供者；但在極端波動或流動性枯竭的環境下，高度同質化的高頻策略可能因風控模型的觸發而產生‘共振’，瞬間集體撤單，‘虛假流動性’反而會加劇市場的順周期波動。”羅榮華直言。

“A股做市型量化交易占比低，搶單型占主導。A股算法交易更可能推高買賣價差，推高散戶交易成本。這種負面影響對小盤股、低價股、信息環境差的股票更顯著。”胡聰慧強調，速度與信息優勢形成 “降維打擊”，讓普通投資者處于不利地位。

束其全表示，高頻交易帶來的流動性便利，可讓中小投資者買賣股票時更易成交，降低小額交易成本。“但弊端更為突出。高頻交易的快速掛撤單易制造虛假交易氛圍，短期價格的劇烈波動易讓中小投資者產生誤判。在信息不對稱、技術差距的背景下，中小投資者易成為高頻交易的‘接盤方’。”束其全稱。

羅榮華也直言，中小投資者是絕對的“信息與技術不對稱”受害者。散戶的手工報單在微秒級算法面前存在天然的延遲劣勢。而高頻策略卻能夠通過訂單簿的微小失衡，敏銳捕捉散戶的交易傾向并迅速調整報價。

對公募、險資等大型機構投資者而言，羅榮華表示，大型資金自身能深度運用程序化交易，這有助于有效降低大資金進出市場時對價格產生的瞬時沖擊成本。但大型機構容易成為高頻“掠奪性交易”的博弈對象。

“部分高頻嗅探策略會通過短期的盤口特征，反向推演出大型機構的建倉或平倉方向，利用速度優勢提前搶籌，并在稍高價位反向提供給機構。”羅榮華表示，這在無形中抬高了長線配置資金的摩擦成本。

對于量化機構自身，也并非只收其利不受其弊。

羅榮華認為，量化機構可以享受技術壁壘帶來的超額收益，但同時也可能不可避免地陷入邊際投入遞增的“硬件軍備競賽”，如搶占極速網絡線路、開發低延遲FPGA芯片等。

“隨著同業競爭的加劇，維持微秒級優勢的沉沒成本呈指數級上升。同時，由于其交易行為的外部性，量化機構正面臨日益嚴峻的社會聲譽風險與政策合規壓力。”羅榮華稱。

“高頻交易者策略趨同、速度競賽，也會加劇市場波動，極端行情下易引發流動性共振。因此，即使對于高頻交易者自身也是一種惡性競爭。”胡聰慧直言。

束其全認為，頭部機構可憑借技術、資金、合規優勢，在高頻交易中實現穩定的價差收益，同時通過交易行為完善市場定價。但中小機構的同質化高頻競爭易引發行業“內卷”，部分機構為追求收益觸碰監管紅線，不僅自身面臨處罰風險，也加劇了行業的不穩定性。

在束其全看來，對主觀及中低頻策略私募而言，合理的高頻交易能提升市場流動性，便于其根據基本面變化進行調倉換股，降低策略執行成本。但過度高頻投機會放大市場短期波動，打亂股票估值修復的節奏，增加策略對市場短期情緒的判斷難度，甚至因短期價格扭曲導致優質標的被錯殺，影響策略的長期收益穩定性。

如何突出公平性原則？

“突出公平性原則，深化細化高頻量化交易監管。”3月6日，吳清在兩會期間表示，2026年，要著力強化對新型業務的監管，總的考慮是趨利避害、規范發展、有效監管、嚴控風險。

“可探索建立差異化收費機制。對長期限價單、穩定做市、低撤單率的流動性供給型訂單，降低費用、給予激勵。對高頻撤單、短存續期、閃爍報價的流動性消耗型行為，提高收費、設置撤單率上限與最小駐留時間，抑制虛假流動性。”胡聰慧表示。

胡聰慧同時建議，對于信息不對稱程度較高、機構參與度較低的股票，可加強對算法交易行為的監測和規范，以強化對中小投資者的保護；而對于流動性充足、機構化程度較高的藍籌股票，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給予更大的市場化空間，使算法交易在提升市場定價效率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在升級監管科技，提升穿透式監管能力方面，羅榮華認為，面對日益復雜的交易算法，監管部門需建立優于量化機構硬件水平的實時、逐筆、全網監測系統。通過引入AI大模型與圖網絡分析技術，強化對異常交易行為的穿透識別能力，精準鎖定隱藏在多賬戶、多產品關聯背后的高頻協同“打板”、虛假申報等新型市場操縱行為。

羅榮華還表示，監管層應提高數據互聯互通水平，嚴防場外杠桿風險外溢。針對量化交易的資金端，需重點穿透審查通過場外衍生品變相放大高頻交易杠桿的業務模式。

為了更好地突出公平性原則，羅榮華認為，除了規范交易資源分配，消除硬件與通道特權外，還應建立更嚴格的賠償與舉證責任倒置機制。針對程序化交易系統出現重大缺陷或“烏龍”事件導致的市場異常波動，必須建立更為嚴苛的追責與救濟體系。同時，針對因跟風交易或流動性瞬間枯竭而受損的中小投資者，應進一步拓寬并暢通民事賠償渠道，切實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

“高頻量化交易本身并非‘洪水猛獸’，其對市場流動性、定價效率的正向價值值得肯定，但必須在嚴格、精細的監管框架下規范發展。”束其全強調，唯有突出公平性原則，深化細化高頻量化交易監管，才能實現“趨利避害、規范發展”的監管目標，讓高頻量化交易成為提升資本市場效率的工具，而非損害中小投資者利益、擾亂市場秩序的因素。

（編輯：夏欣 審核：何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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