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恩珠做中文導游已經六年了。
她帶過的中國游客,少說也有上百個。她見過在特產商店一擲千金的老板,見過隨身帶兩萬塊現金的大媽,見過給司機塞小費比團費還多的年輕情侶。她早就習慣了。
但她始終習慣不了一件事。
“我不是不舒服,我是……害怕。”她坐在平壤羊角島酒店的大堂里,跟我說這句話的時候,聲音壓得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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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我們團的最后一天晚上。白天去了板門店,走了很多路,大家都很累。她本來該回宿舍休息了,卻主動留下來,說想跟我聊聊天。
“你知道我每次帶團最怕什么嗎?”她問。
我搖頭。
“最怕客人問我多少錢。”
她告訴我,幾乎每個團,都有人會拉著她問:你們工資多少?這棟樓多少錢?這頓飯在你們這值多少錢?你們買一件衣服多少錢?
“我不是不想回答。我是不知道怎么回答,才能不讓你們覺得……我們太慘了。”
她苦笑了一下。
上個月,她帶了一個東北來的團。團里有個大姐特別熱情,一路上拉著她問東問西。問到工資的時候,崔恩珠猶豫了一下,還是如實說了——折合人民幣大概五六百塊一個月。
大姐當場就愣住了。
然后大姐做了一件事,讓崔恩珠到現在想起來都難受。
大姐從包里掏出一千塊人民幣,塞到她手里,說:“閨女,拿著,別嫌少。”
崔恩珠拒絕了。
大姐又塞。
崔恩珠又拒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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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第三次塞的時候,幾乎是強行塞進她口袋里的,還說了句:“你們這日子過得也太苦了。”
崔恩珠說,她知道大姐是好心。但她回到宿舍以后,把那一千塊錢放在枕頭底下,一整夜沒睡著。
“我不是不感激。我是覺得……被同情的感覺,比窮更難受。”
她看著我說這句話的時候,眼睛里沒有淚,只有一種很深的疲憊。
“你們問我們工資,問我們物價,問我們能不能出國,問我們為什么沒有這個沒有那個。你們每問一個問題,我就要回答一次‘我們沒有’。每回答一次,我就要笑一次,假裝這沒什么。”
她的聲音開始發抖:“但我真的累了。我不想每一次帶團,都被提醒一次我們有多窮。我不想每一次微笑,都是因為我要掩飾什么。”
她擦了擦眼角,又恢復了那個職業性的笑容:“對不起,我不該說這些。這是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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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握住她的手,發現她的手冰涼。
第二天送團的時候,她又變回了那個得體的導游,微笑著揮手,說著“歡迎下次再來”。好像昨晚那個說“我累了”的人,從來沒有存在過。
但那句話,我一直記得。
我們以為自己在關心,其實是在一遍一遍地扒開別人的傷口。我們以為施舍是善良,卻不知道居高臨下的善良,比冷漠更殘忍。
而那些被我們反復追問的人,連說“我累了”的資格都沒有。因為說了,就是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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