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力：數字時代的國際秩序前景與中國方案

作者簡介

張力，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網絡安全與信息化戰略。主要著作有《互聯網與國際關系》（論文）、《走向“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之路》（論文）、《從全球數據安全倡議看當前的網絡空間國際治理進程》（論文）、《建設網絡強國偉大征程的行動指南》（論文）等。

摘要

當前，國際形勢發生新變化，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遭遇挑戰。中美兩國總體上維持戰略相持的基本態勢，雙方在科技領域的競爭將重塑世界格局。網絡空間作為現實世界的投影，映射出當今國際安全局勢的復雜性。中國要妥善應對當今時代背景下安全因素數量與復雜程度的急劇上升，平穩渡過中美戰略相持期。要牢牢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趨勢，加強戰略謀劃，主動塑造內外安全環境，堅決維護中國的安全和發展利益，堅持維護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穩定，促進共同發展。

只有正確認識當前的國際形勢，從諸多矛盾的疊加時期和混亂狀態中認清主次，才能做到臨危不亂、危中尋機。中美兩國總體上維持戰略相持的基本態勢，兩國博弈的主線分明且貫穿本輪國際體系演變全過程，全球在愈演愈烈的動蕩中尋求新的平衡穩定。國際局勢由變局轉為亂局，亂局中有危局，有的甚至升級成戰局，而更多的是迷局和困局。與此同時，世界經濟低速增長，全球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不斷深化，中美兩國在科技領域和網絡空間的競爭將重塑世界格局。

時代主題遭遇挑戰

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雖未徹底顛覆，但是全球對安全的擔憂與重視程度正在急劇上升。舊的國際體系正在瓦解，新的國際體系尚未成型，國際局勢更加動蕩，大國關系持續緊張，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正在重塑。中國外部面對有失控之虞的國際安全大環境，內部面對艱巨繁重的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加之非傳統安全的挑戰，以及新科技革命帶來的各種復雜變量，面臨的挑戰前所未有。近年來，以下五大挑戰尤其突出：一是急劇惡化的國際戰略環境。其中，尤以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打壓，以及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在全球無止境擴張勢力，成為全球安全形勢急劇惡化的兩大助推力，正在將全球拖入強強對抗的危險局面。二是中國經濟在經濟規律作用、外部環境影響及內部因素干擾等多重因素影響下面臨較大壓力。三是進入新發展階段，中國社會安全和穩定面臨新的矛盾和挑戰。四是全球面臨前所未有的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大國博弈的戰場和焦點發生變化，覆蓋了經濟、科技、文化、網絡、數據、人工智能、生物、太空、極地、深海等各個安全領域。五是人類與自然生態環境的關系已經到達“臨界點”，極端天氣和自然災害的數量及其帶來的損失急劇增加，其中，物種的滅絕、各種前所未見的新病毒引發的疫情等都是危險的信號。

如今評判，上述五大挑戰均未緩解。2020年以來的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非洲動蕩、巴以沖突、紅海困局；日益頻發的極端天氣，日益凸顯的全球糧食、生物安全威脅；全球人口增長失衡、經濟與社會發展失衡、能源供需失衡、地球生態失衡，等等，都預示著未來幾十年全球安全環境的急劇惡化這一確定的暗淡基調和前景，成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的組成部分。

百年變局中的國際權力角逐，新冠疫情遺留的各種“后遺癥”，全球經濟不振引發的社會動蕩，非傳統安全威脅造成的安全與生存危機，加之數字信息與產業科技革命帶來的“雙刃劍”效應，使高度的不安全感彌漫全球，現有國際秩序遭遇沖擊，且釋放出越來越危險的四大信號：一是國際安全治理短板暴露無遺。全球大多數國家面對著“管不了的霸權”，即美國＋北約；遭受著“看不見的威脅”，如生物和網絡威脅；面臨著“夠不到的敵人”，如來自外空、深海的威脅等，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無奈、無力和無助。當今的全球安全機制當中，除了北約一家獨大，其余組織安全機制難有作為。更何況在各大力量博弈激烈的亞太地區，長期以來缺乏相應的安全機制。二是全球安全赤字不斷擴大，主要大國擴軍備戰，對抗、沖突領域正在向網絡、人工智能、數據、外空、深海、極地、生物等領域延伸，大國間戰略互疑、地緣矛盾不斷加深。三是“脆弱地帶”趨于失控。中東、非洲、南亞、拉美等欠發達地區，在大國關系急劇動蕩以及世界經濟低迷的大背景下，經歷了三年的疫情沖擊，經濟困難、社會動蕩、原有沖突調解進程遭遇停擺、難民危機頻發，甚至發生政變和政權更迭、人道主義危機。四是部分國家、組織趁亂謀利。個別國家可能鋌而走險，對外制造沖突甚至不惜以戰爭手段轉移矛盾；而蟄伏已久的國際犯罪集團、黑客組織、恐怖分子也乘機滋事。當前全球地緣政治局勢高度敏感，各國社情民意日趨激化、極化，例如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沖突，繼烏克蘭危機后，再度引發全球網絡輿論亂象。在全球各大社交網絡平臺上，各國民意不斷被撕裂、操控。與此同時，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大環境下，全球失業率的上升恐將帶來貧困和收入不平等問題的進一步加劇。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

中美呈現戰略相持態勢，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涉及的相關領域展開全方位競爭，同時，也伴有各層級的對話以及個別場景下的有條件合作。中美兩國的博弈過程錯綜復雜，其難度超過人類歷史上發生過的所有大國競爭和權力交替的案例，絕大多數場景下無先例可鑒、無規律可遵、無經驗可循。雙方需要極其高超的戰略運籌能力和洞察力，各自的領導層所依仗的，是由各自的戰略文化、全球視野、歷史積淀、統御能力、決策水平，以及國家的綜合實力構成的戰略能力。但是，決不能簡單套用所謂的“兩極對抗”來描述當前的中美態勢，因為中美雙方的實力不對等，中國并不是蘇聯，也無意卷入、挑起陣營對抗。但是，兩國的綜合國力遠遠超出其他國家，且正在本輪新科技與產業革命的賦能下繼續擴大對其他國家的領先優勢。

新興大國群體性崛起。新興大國的突出代表就是金磚國家，即以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等為代表的國家在當今國際體系中的崛起。當前，印度在全球各類組織機構對未來世界主要大國綜合國力排名中穩居前三，以及巴西和南非在本輪以色列與哈馬斯沖突中的政治立場等都是其外在表現。在新興大國中，最為突出和重要的力量是中國的快速發展，及其帶來的國際體系的深刻變化。中國14億人口整體邁入現代化社會的歷史進程和正在形成的強大力量，是百年變局的最大驅動力，將徹底改變國際體系原有的權力結構。也可以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大亮點是中國這一有著5000多年文明史的古國，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國的歷史性的復興回歸。由此引發的必然反應，則是美西方長期主導的國際社會，尤其是霸主國美國，對中國走復興之路的種種不適應、反感、抵觸，乃至對抗、干擾、阻撓和破壞。未來，以下這些可能的特征值得我們深入觀察。

美國面臨“領導力赤字”。一方面，美國相較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9·11”事件之后的兩次權力巔峰期，其在全球的影響力相對持續下降，對全球事務的主導能力相對持續下降；另一方面，歐洲在國際舞臺上戰略地位的整體衰落，以及日韓等國家戰略自主能力喪失，淪為美國的附庸。美國逐步顛覆了其作為所謂“民主燈塔”形象，在全球治理架構中漸失人心，也越來越力不從心。與此同時，美國的綜合國力在科技、網絡、信息、數據、人工智能等賦能下，相較于其他西方國家仍在持續增強，繼續遙遙領先。反觀歐洲國家，戰略上受制于美國，種族矛盾日益激化，經濟低迷不振，受烏克蘭危機所累，在本輪科技與產業革命中難以領先，正在繼續走向整體衰落，可能在局部出現分裂分化。從另一層面看，日益失去戰略自主的歐洲有利于美國實現戰略整合操控。

美國成為全球動蕩之源。一是美國自身麻煩不斷，深陷債務困境，產業回歸及供應鏈重組困難重重，美元霸權遭遇挑戰，兩黨政治爭斗，軍工利益集團綁架政府決策，族群沖突，社會兩極分化等，為全球經濟穩定與發展帶來巨大不確定性。二是美國在全球不擇手段打壓中國，逼迫各國選邊站隊，擾亂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阻礙了全球化進程，導致世界政治分化、碎片化、意識形態化，國家安全泛化日趨嚴重。三是在金融、科技、網絡、外空、生物五大“絕對優勢”領域，美國全面出擊，并在傳統安全領域挑動盟友，在中國周邊制造摩擦沖突，并持續向中國境內滲透，同時在中國海外利益高度集中的地區挑唆搗亂，意欲干擾和阻斷中國的復興進程。

世界經濟將持續低速增長。各國立足“最壞打算”，著力打造極限生存能力，加緊爭奪和儲備糧食、能源、鋰礦、稀土等戰略資源。中美爭奪不斷向全球戰略性資源所在地延伸。廣大發展中國家在政治經濟上將面臨更加痛苦的抉擇，面臨日趨緊張的國際形勢，全球市場秩序、產業鏈供應鏈混亂，美國推高利率收割全球，加劇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困境。在政治經濟社會多重危機的作用下，新一輪的瓦解分化會在發展中國家發生，更多國家將陷入困境。本輪中東危機，伊斯蘭世界作為一支全球性的政治力量仍缺乏有效整合，前途未卜，其與西方國家的關系也將進一步惡化。

本輪科技與產業革命進入決勝期。當前，科技創新越來越展現出其“第一生產力”的決定性意義，新一代網絡與信息技術（如太空互聯網、6G等）、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人工智能、量子計算機、航空航天技術可能出現較大突破，甚至改變當今人類社會的生存方式。近年來，美國持續加大在全球攫取科技人才的力度，得益于人工智能的標志性突破、全方位的科技布局及創新實力，仍將繼續引領本輪科技與產業革命。而中國點亮新能源之樹，在人工智能領域奮起直追，并將其應用于產業領域，也將成為本輪科技與產業革命的另一個引領者，發展新質生產力即為佐證，尤其是在產業變革方面。在美國的打壓下，中國一方面繼續努力融入全球化科技生態，另一方面被迫探索一條自立自強自主的科技發展之路，營造新的科技生態。

全球主要大國的軍事資源高度聚焦新領域。大國間的軍事對抗向生物戰、網絡戰、數字戰、人工智能戰、太空戰傾斜，相互間軍備競賽形勢的復雜程度早已超越了傳統的核安全領域，危機爆發更突然、升級更快速、管控難度更大。其中，外空和網絡是沖突最頻繁的領域；而生物、人工智能則是“暗戰”的高危領域。

總體而言，世界將在大變局導致的亂局中震蕩調整，中國和美國是國際安全諸多議題的聚焦點，中美關系、大國競爭是未來全球數十年的主基調，甚至貫穿本世紀。美國在全方位持續打壓中國的同時，重振旗鼓，推行排除中國的“小圈子”；歐洲國家雖不愿也無法與中國徹底脫鉤，但“去風險”已然成為其戰略選擇。而中國則主要聚焦國內事務，對外一方面持續推動全球化進程，一方面借助“一帶一路”等機制構建新的朋友圈，另一方面也被迫秉承底線思維做好各種極端場景和突發事件的應對準備。在此過程中，聯合國等原有的國際組織在全球治理進程中越來越力不從心，舊的全球治理體系作用有限，新的治理體系尚未形成。國際關系進入高度復雜敏感期。國際政治當中新舊難點如領土糾紛、宗教沖突、族群對抗等，熱點如中東的巴以、南海、臺海、印巴，以及燃點、爆點在非洲、拉美等新領域逐漸顯現，呈多點爆發之勢。

中美在科技領域的博弈重塑世界

中美博弈到了目前階段，依然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但是有一點卻是雙方的共識：即在本輪全球科技與產業革命中取勝，從而在綜合國力競爭中取得絕對優勢。在科技競爭過程中，避免出現“科技意外”，避免點錯科技樹是雙方關注的焦點。美國戰略界和科技界把華為在5G領域的“意外領先”視為當年美蘇爭霸時期的“斯普特尼克時刻”。拜登上臺伊始，就給自己的首席科學顧問寫了一封信，提出了五大問題，其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在對美國的經濟繁榮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未來技術和產業中，美國如何確保自身處于世界領先地位，特別是在與中國的競爭中”，拜登對其的擔心程度可見一斑。然而，2022年底至今一年多的時間，中美兩國在科技領域各自出現一起小的“意外”事件，表面上看雖然無法和真正意義上的“科技意外”相比，但是依然給雙方帶來了沖擊。一是從2023年底至今，美國的OpenAI團隊發布的ChatGPT及后續應用；二是2023年9月，中國的華為公司突然發布Mate60 Pro手機。前者意味著美國在本輪人工智能技術發展進程中依靠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居于領先地位，后者則被解讀為中國在芯片制造領域突破了美國的圍堵。同年，中美雙方都宣稱在可控核聚變領域取得突破，困擾著人類社會持續發展的能源困局似乎看到了破局的希望。

要深刻理解當前中美兩國在科技領域的博弈態勢，必須首先洞悉本輪全球科技與產業革命的總體趨勢。從目前到本世紀中葉，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將以量子技術為制高點，在人工智能、生物科學、地球空間科學等領域多點開花、集群突破。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創造、治理及人類自身、人與自然的關系等均將發生重大變革。國際社會權力重構、格局重組，全球治理面臨重大挑戰，以下五大趨勢越來越明顯。一是智能社會成為基本社會形態，人類的生產、生活、創造以及社會治理、軍事作戰等全面實現智能化；二是人類借助生物醫學改造自身，不斷延壽、完善和拓展自身，甚至創造新物種；三是人類與自然的互動進入新階段，人類的感知能力全向拓展——看得更遠至深空、更深至深海，虛擬與現實結合，利用自然資源的方式更可持續，新材料不斷被設計創造，地球工程也將出現并發揮作用；四是科技在數據、信息、網絡和人工智能的賦能下實現全維度跨界融合、交叉滲透，推動新變量涌現，科技創新周期更短，新的科學體系、范式、認識論、方法論、工具箱、思辨模式出現，從而形成物理、生命、數據（網絡、信息）三個空間相結合的全新宇宙觀；五是科技巨頭擁有巨大影響力。

本輪科技與產業革命對全球產生的沖擊是巨大的，以下五大風險將逐漸顯現。一是空前殘酷的國際競爭。科技與產業革命對國際關系影響的直接后果是國際權力結構的固化、國家間競爭形態的巨變、全球秩序的動蕩乃至戰爭風險的加大。二是不斷遭遇挑戰的國內治理。科技使得國家決策流程、治理模式、信息監管等發生巨變。三是巨大變遷的社會結構。新的技術鴻溝、失業轉崗人口劇增以及新出現的安全隱患、倫理、隱私、法律問題突出。四是不可預知的人、網、物三維融合風險。新的算法、新科學體系、行業間學科間交互出現的新問題、創新迭代加速對原有生態帶來的挑戰等。五是數字化世界安全風險無所不在，例如量子霸權、人工智能安全、網絡攻擊、數據安全、網絡犯罪、安全漏洞等。此外，新物種侵害、基因突變、新型生物武器、病毒等都是可預計的新威脅、新挑戰。其中最需要強調的，就是在本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當中獲益最大、取得領先地位的國家，將會在新時代成為國際秩序的主導者。

在未來科技與產業革命的決勝期，像美國這樣原先就在相關領域擁有傳統優勢的國家自然具備了最強的競爭優勢。而中國這樣的后起追趕國也以自身的人才優勢、產業優勢、舉國體制以及不斷完善的創新體制機制力爭領先地位。伴隨著中美博弈態勢總體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全方位競爭斗爭不斷深化。目前美國對中國實施戰略脫鉤的意圖未減，兩黨的脫鉤共識已經通過系列舉措成為大趨勢。從特朗普到拜登，包括2024年美國大選后，無論誰當選總統，多管齊下、不擇手段打壓及限制中國的技術發展都將成為美國的戰略選擇。分析美國對華技術“脫鉤”的典型事件，如剔除華為、“清潔網絡”、“小院高墻”、“芯片法案”等，均反映了美國的戰略意圖及舉措。在打壓中國的同時，美國也重新調整了本國的科技布局：爭奪“量子霸權”，加速“腦科學”進程，重掌太空；主宰智能時代；布局“后摩爾時代”；爭奪6G主導權，等等。

預計今后，在與華技術脫鉤方面，前沿技術依然會是美國的重要著力點。在發布“脫鉤”有關重大舉措前后，美國國會、政府官員將輪番出馬，產業界部分人士跟風，配合輿論炒作，對中國進行抹黑。同時，立法管制、加大審查、結盟封鎖、遏制圍堵等，都將成為美國長期采取的對華技術“脫鉤”措施。仔細審視，美國對華技術“脫鉤”的工具箱，具體包括了出口管制、投資限制（包括“反向審查”）、電信許可和設備授權、簽證限制、進口限制、金融制裁、技術制裁（禁令、行政令等）、聯邦政府使用和支出限制、執法手段等。

由此可以預見，中國科技創新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不復以往，但機會窗口依然存在。對中國而言，全球科技領域有五大態勢依然能夠持續：一是未來20年～30年內，科技全球化紅利依然存在且發揮作用；二是世界科技發展正呈現“多中心”格局；三是中國科技發展政策的自主空間不斷遭受擠壓，知識產權、創新生態的壓力不斷上升；四是國際社會需要中國在科技領域作出重大貢獻，為人類科技寶庫增添具有更強科技感召力的中國元素；五是中國在維護科技全球化生態的同時，要在美西方的科技圍堵下走出一條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之路。

數字時代的網絡空間是現實世界的投影

至今，對于網絡空間尚沒有權威的定義，但是網絡空間起源于網絡與信息科技的發展，當前科技的未來發展態勢決定了網絡空間的未來。人類對網絡空間的認識經歷了變化的過程。網絡空間的誕生，好像是一個自在之物，是網絡工程師們搭建起來的獨立、虛擬的空間，所以一直有人把它稱為虛擬空間、“第五空間”。1996年，約翰·巴洛發表《網絡獨立宣言》，宣稱工業世界的政府和法律，不適用于網絡空間，國家對網絡不享有主權，“網絡空間不在你們的疆界之內”。這是我們認識網絡空間的一個階段。后來，我們看到的是網絡空間與人類現實生活、現實世界的交織交叉。最初，民眾只是在網上搜索信息、下載軟件、在BBS上發言，后來逐漸發展到在網絡空間互動、收集和發布信息、購物、進行大量的數據和信息交換以及從事電子商務、政務活動，網絡空間日益與人類的生產生活相互交織在一起。發展到今天，網絡空間與現實空間和真實世界已然完全融合。網絡如同水、空氣無處不在、無所不在。我們生活的現實世界就是被數據、信息賦能后的網絡空間，因此，現在再把網絡空間稱作“第五空間”，看作虛擬、獨立的新空間，已經不合時宜了。網絡空間讓人類深切地感受到，信息社會、網絡社會、數字社會乃至人工智能社會已經到來。面對這樣一種新的人類生產生活形態，全球各國民眾和政府都在努力適應。網絡空間是現實世界的投影，在新的生活空間，未知遠遠多于已知，新挑戰、新機遇、新威脅、新風險越來越多。人類進入數字時代，意味著當前全球發生的一切都可以在數字世界、網絡空間中找到其投射、對應的數字影像和信息痕跡，當然也包括國際格局的變化，以及各國的合作與競爭。2021年初爆發的烏克蘭危機，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網絡空間戰，充斥其中的信息戰、認知戰、網絡戰、數字對抗、無人機作戰、人工智能對抗等，都帶給各國深刻的啟示和思考。

所謂數字時代，是人類社會伴隨著計算機、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以及全聯網等網絡、信息與數字技術的發展應用而步入的新時期。無論如何表述，信息空間、網絡空間、數字空間等，都是人類目前生存的現實世界，是被網絡、信息、數據賦能的，正在經歷信息化、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量子化，虛實混合融合的空間。以新一代網絡與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在全球深度展開，海量的數據每時每刻都在生成、傳輸、存儲。數據已被視為生產要素，關乎民眾個人隱私、國民經濟運行、企業商業利益、政府治理效能乃至國家安全。當前，人類社會正在發生著極其重要的數字化轉型，即從人類誕生以來的賴以生存的“物理世界＋人類社會”的二元文明形態，向“物理世界＋人類社會＋數字信息網絡”的三元文明形態躍升。

簡而言之，數字數據信息，賦予人類認識世界的新視角、新工具；我們生存的空間，已然是“實體的物理世界＋虛擬的網絡空間”的新型復合體。數字時代的最大特征，就是人類社會的生產、生活、制造、創造等活動，甚至人類本身的存在，都可以用數字的視角來觀察、衡量、計算、存儲、傳輸甚至交易。人類正在學會用數據記錄世界，用數字解讀世界，用計算感知世界，用算法影響世界，用算力支撐世界，用人工智能賦能世界。

網絡空間被人為撕裂。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日趨凸顯的安全風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中美戰略相持，在網絡空間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人為推動的所謂“網絡空間技術民主聯盟”與“數字威權主義”的對峙，已經撕裂網絡空間，加劇了網絡、數據的碎片化、孤島化，導致網絡空間走向分裂。我們可以從如下事件中找到理據。其一，2013年6月爆出的“斯諾登事件”揭露了美國大范圍從事網絡監控的行徑，徹底動搖了互聯網的信任基礎，然而美國不顧國際社會的譴責，繼續在網絡空間倒行逆施，為所欲為。其二，2020年，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推出了針對中國的所謂“清潔網絡”計劃，在全球引發軒然大波。美國的所謂“清潔”之策，實際上是徹底撕裂網絡空間秩序和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是“逆全球化”之舉，反世界大勢之措。其三，在2019年底召開的聯合國互聯網治理論壇（IGF）上，德國學者向大會提交了一篇題為《一個世界 兩種愿景 多個網絡》的論文，并以此為題邀請各國政府代表團以及國際電聯等機構展開討論、表明立場，引發深度關切。其四，2022年7月，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發布題為《面對網絡空間的現實：碎片化互聯網的外交政策》的報告，指出“全球互聯網時代已經結束”，稱美國推行開放的全球互聯網政策宣告失敗，數據已經成為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資源，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其主張美國制定全面的數字、網絡和外交戰略，并建議美國政府在網絡空間主要推動三項工作：一是構建互聯網聯盟；二是與盟友制定規則，與對手達成諒解，并積極主動、先發制人應對網絡攻擊；三是將數字競爭作為國家安全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五，俄羅斯為了維護自身安全利益，對本國的“主權互聯網”進行了測試。烏克蘭危機爆發后，烏克蘭副總理曾公開致信互聯網名稱和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系互聯網域名空間的多邊管理機構），主張撤銷俄羅斯的頂級域名和根服務器節點（后遭到拒絕）。其六，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3月頒布《云法案》（全稱《澄清境外合法使用數據法案》），規定如美國政府調取，所有美國企業必須將儲存在境內外的數據提交給政府。其七，美國與歐洲大搞所謂“去風險化”，公然在網絡空間拉幫結派營造“小圈子”，先后推出“未來互聯網聯盟”“人工智能聯盟”等聯盟陣營，謀求技術壟斷和網絡霸權。其八，既有的圍繞是否加入《聯合國打擊網絡犯罪公約》的陣營分裂，以及在“網絡主權”與所謂“負責任的國家行為”之間出現的分歧，等等。以上種種以及此類諸多事件，導致“一個世界一張網”的網絡空間實際上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人為渲染的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國家安全化現象撕裂。

安全問題在網絡空間日漸突出。網絡安全在新形勢下出現了許多新變化。一是國際秩序混亂引發的網絡空間對抗加劇，網絡對抗、沖突和網絡戰接續發生；低烈度、灰色領域、全時空對抗、平民化面孔、“邊緣化極限手段”成為網絡攻防的常態；二是在世界經濟頹勢下數字經濟與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各國的數字化轉型加劇了網絡安全的復雜性，數字生態安全、數據安全、人工智能安全、云安全、數據中心安全等問題日漸突出；三是人工智能、量子技術和太空互聯網對網絡安全的重塑；四是全球海底光纜建設過程中的意識形態化、陣營化現象以及光纜面臨攻擊等多重威脅；五是網絡安全觀的沖突加劇，面對網絡空間信任關系崩塌的現實，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獨善其身，是尋求共同安全，還是盟友“小圈子”的安全，成為全球網絡空間安全的重大問題；六是新技術新應用帶來的網絡安全新挑戰，需要更新升級傳統的網絡安全思維，形成動態、開放的網絡安全新思維。伴隨著網絡空間的深入發展和延伸，網絡安全在大國博弈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近年來，“震網”病毒的出現、勒索病毒的肆虐、美國部分網絡武器的詭異“泄露”、猖獗的黑客及黑客組織，以及正在出現的人工智能技術輔助的網絡攻擊等，都在不間斷地危害著網絡空間的和平安全和發展，損害了民眾的合法權益和國家的主權、利益。

中美兩國的網絡安全關系敏感復雜。多年來，中美兩國在“網絡主權”與“負責任的國家行為”兩大規則理念存在分歧，對于在諸如網絡攻擊及溯源、網絡戰的門檻和紅線、網絡監控與網絡竊密、IT供應鏈安全及完整性以及網絡安全漏洞管理、商業機密與知識產權保護、網絡安全事件應急通報（熱線）與威脅信息共享及發布、打擊網絡犯罪與網絡恐怖主義、數據安全與數據跨境流動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分歧都未得到解決。雙方在網絡問題上缺乏政府間的對話溝通機制，美國軍方和情報部門變本加厲地強化其網絡空間情報獲取能力，將網絡空間行動視為維護其全球霸權的重要工具。同時，美國對中國大搞“網絡威懾”，把實施了近十五年之久的“網絡威懾戰略”落實到“持續交手”“前置攻擊”甚至搞所謂“前沿狩獵”，針對中國實施的網絡行動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嚴重危害了中國在網絡空間的安全和發展利益。

全球數字合作遭遇國家安全與國際政治的天花板。越來越多的國家認為，網絡信息與數字技術競爭的實質是大國政治競爭。2021年3月，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發布報告《華為遇見歷史，大國斗爭與電信危機，1840-2021》，稱各國在電信領域的競爭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報告回顧了兩個世紀以來相關競爭的6個關鍵案例，得出結論：全球電信競爭的實質是大國政治競爭，競爭對手永遠不可依賴，必須扶持本國的電信巨頭。在全球電信領域和網絡空間，在5G、AI、物聯網、區塊鏈、量子等技術發展的關鍵期，美國打著國家安全的幌子，將中美科技競爭的野火延伸到網絡空間。而持續三年的烏克蘭危機中網絡數字化作戰手段的大量應用更是加劇了人類對數字空間發展前景的擔憂，為全球數字合作帶來陰霾。借鑒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的經驗教訓，推進全球數字合作，需要大國示范，把各種國際組織及雙邊、多邊的自愿、非約束性倡議文件向約束性機制框架推進；需要建立懲罰機制，攜手打擊網絡犯罪行為；需要啃“硬骨頭”，通過對話談判解決長期以來懸而未決的急難險重問題；需要拿出最佳實踐案例，向國際社會推廣。

尋找確定，規劃未來，塑造安全

妥善應對日益嚴峻的國家安全形勢，平穩渡過中美戰略相持期，在本輪科技與產業革命中居于不敗之地，維護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穩定，維護中國的安全和發展利益，必須謀定這四個方面的確定性因素，加強戰略謀劃，主動塑造安全。一是安全因素的上升；二是中美兩大力量的戰略相持；三是本輪科技與產業革命的結果決定著大國博弈的勝負；四是網絡空間在數字時代的極端重要性。

必須有新的安全觀和理念。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重大戰略思想，為中國應對當前及未來的國際國內安全挑戰提供了理論依據和行動指南。2024年是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十周年，堅定維護中國在數字時代的和平、安全和發展走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中國要最大限度地團結國際社會多邊各方，才能具備足夠的力量推動構建國際新秩序。中國要明確新安全格局下的重點目標和實現路徑，以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三大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并將其逐步落實到現有的國際安全機制中，處理好“守舊”與“革新”的關系，以共同安全理念推動構建“人類安全共同體”。中國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當事一方，更是這盤大棋局的對弈一方；無論是否愿意，中國已經被歷史推到了棋手的位置。無論是從全人類的角度出發，還是從中國自身的利益考量，中國必須要成為這場大變局引發的大亂局的穩定力量。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做大做強自己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夯實國家安全的根基。從歷史上看，國際權力轉移的本質就是先進生產力取代落后生產力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深刻揭示了數字時代大國博弈的關鍵。權力的新舊交替必然伴隨著動蕩、沖突甚至戰爭，但是最終會塑造出更加先進完善的國際體系，推動人類文明更可持續地發展。

妥善處理中美關系。中美戰略博弈具有長期性，中國與美國在實力對比上有一定差距，突出表現在盟友體系、科技實力、軍事力量、國際話語權、文化影響力等方面；在金融、生物、網絡、太空、極地領域差距更加明顯。美國當然清楚自己的優勢所在，必然會在這些領域利用實力優勢對中國打壓和干涉。未來十年，剛好跨越美國兩個總統任期，但是美國總統大選對中國來說既重要又不重要，因為無論誰當選美國總統，中美關系的復雜嚴峻程度總體上不會降低，只是處理和應對的方式手段不同。事實已經非常清楚，美國如果不調整對中國敵視、打壓的戰略，就必然是中國發展過程中的最大威脅和障礙。盡管如此，中國還是要在這個時期盡最大努力穩定中美關系，并擇機改善，爭取讓世界在中美合作的雙輪驅動下前行。未來十年，防范導致中美關系急劇惡化的突發事件、及時管控危機是重點。“大歐亞板塊”—“美歐板塊”的逐漸成形也許是未來十年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趨勢。對中國而言，一方面要努力維持全球化大盤，另一方面要著力營造新板塊。未來中美兩國誰能處理好國內議程，誰能爭取到更多盟友，誰能抓住本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良機，誰能在國際場合講好自己的故事，貢獻更多的公共產品，誰能為陷入困境的全球治理找到出路，誰就會走得更遠，成為這場世紀大博弈的最終贏家。

因勢利導，運籌國際科技合作與科技外交。要維護包括對美科技合作在內的全球科技命運共同體合作，同時加快完善中國科技創新的環境，統籌相關法律、制度、金融政策等，在科技領域增強新質創新力，充分發揮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作用。要在科技領域堅定維護中國的科技安全，從政府、技術產業等層面做好極端形勢下實現全產業獨立自主安全的準備，面向極端場景加強關鍵基礎設施安全保障，并開展極端情況下反制裁手段的工具箱儲備工作。

團結國際社會多邊各方，堅定維護中國在網絡空間的核心利益。中國在全球網絡空間的核心利益是堅決維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和執政地位不被動搖，堅決維護以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為代表的事關國計民生的行業、領域、設備、設施的安全不受侵害，堅決維護中國在全球網絡空間實現互聯互通、開放共享、和平發展的權利不被剝奪。換言之，就是維護政治安全、保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確保網絡的開放接入和互聯互通。一是盡快設計機制化路徑，讓全球安全倡議在網絡空間落地走實。二是廣泛開展網絡外交工作，同國際社會各方圍繞當前凸顯的人工智能治理、平臺監管、數據安全、數據跨境流動、網絡攻擊溯源、打擊勒索病毒、關鍵基礎設施保護等熱點難點密切溝通，盡可能達成共識和解決方案，進一步爭取國際話語權，形成和擴大數字朋友圈。例如在數據和人工智能治理問題上，中國應深刻認識中國自身國情的特殊性，并以此為參照，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統領，廣泛吸收借鑒美、歐、俄治理經驗，進一步完善自身的數據治理，探索適合自身的最佳治理范式，走中國式現代化的數據和人工智能治理之路。2023年11月8日，以“建設包容、普惠、有韌性的數字世界——攜手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為主題的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在中國浙江烏鎮召開。習近平主席在視頻講話中指出：“我們倡導發展優先，構建更加普惠繁榮的網絡空間”；“我們倡導安危與共，構建更加和平安全的網絡空間”；“我們倡導文明互鑒，構建更加平等包容的網絡空間”。

著眼大國競爭，快速提升戰略能力和國家安全保障體系與能力。回顧美蘇冷戰的全過程，雙方進入相持階段后，最終決定勝負的就是各自的戰略承受力，或者說戰略耐久力和持續力。相較于美國，蘇聯的體制機制過于僵化，高層脫離群眾，民眾生活壓抑，社會缺乏活力。由于將過多資源投入軍備競賽，國家經濟畸形發展、民生困苦，最終各種矛盾徹底引爆導致其解體。以史為鑒，向史而新。未來一段時期是中國國力上升的關鍵期，要汲取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在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制定實施具有中國特色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給民眾以更大信心，推動經濟恢復活力，維護社會穩定，釋放創新潛能，增強文化凝聚力。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應急處理和危機管控預案，做好防范國際安全形勢突變巨變的預案。同時，著手規劃調整國內經濟產業，尤其是高科技產業布局，向東北、西北、西南延伸新產業布局，及時優化和完善相關配套政策。要加強安全風險綜合防控能力建設，高度關注生物安全、網絡安全、人工智能安全以及太空安全能力建設；著力在生物、人工智能、網絡、金融領域補齊短板、實現突破。

文章來源：《學術前沿》雜志2024年第9期（注釋從略）

原文責編：張 貝

原文美編：梁麗琛

新媒體責編：梁麗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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