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家庭還是事業(yè)——諾獎得主戈爾丁觀點介紹

10月9日，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克勞迪婭·戈爾丁（Claudia Goldin）獲得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諾獎官方對戈爾丁的貢獻描述為：“過去一百年，在許多高收入國家，職業(yè)女性的比例增加了兩倍。這是現代勞動力市場最大的社會和經濟變革之一，但性別差異仍然很大。20 世紀 80 年代，克勞迪婭·戈爾丁首次采用綜合方法來解釋這些差異的根源。她的研究讓我們對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歷史和當代角色有了新的、而且往往令人驚訝的認識。”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勞迪婭·戈爾丁接受媒體采訪

戈爾丁關于女性職業(yè)發(fā)展的代表作是《事業(yè)還是家庭？ —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旅程》（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在這本書中，她按照“家庭”和“事業(yè)”在女性生命周期中扮演的角色，把不同年代擁有本科學歷的女性分為五組。 最早的一組女性出生于十九世紀末，最晚的一組出生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更年輕的一代還沒過生育年齡），深入研究了她們在事業(yè)、婚姻、子女等方面的情況，以及代際的演變歷程。 具體分組如下：

第一組女性最早追溯到一百年前，畢業(yè)于1900-1919（出生于1878-1897），她們在家庭和事業(yè)中二選一。在未生育的女性中，絕大部分曾經參加工作，而有生育的女性則很少就業(yè)。

第二組女性在1920-1945間大學畢業(yè)（出生于1898-1923）。這一組女性很多是一開始會參加工作，但當組建了家庭后則會退出勞動力市場。

第三組女性在1956-1965年間大學畢業(yè)（出生于1924-1943）。這一組女性是事業(yè)與家庭齊頭并進，并且很多女性即使在養(yǎng)育孩子期間會暫停就業(yè)，但在子女長大之后，依然會重返就業(yè)市場。

第四組女性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學畢業(yè)（出生于1944-1957）。這一組女性的特點是對事業(yè)的重視程度超過家庭。

第五組女性在20世紀80年代及之后大學畢業(yè)（出生于1958-1978）。這組女性汲取了第四組女性過于重視事業(yè)而錯失家庭的教訓，力求兼顧事業(yè)和家庭。

戈爾丁在書中描述了100多年來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從事業(yè)或家庭的二選一到兩者兼顧的過程。其主要原因是技術進步導致的職業(yè)需求從體力到腦力勞動的過渡，以及避孕藥的出現使得女性有了推遲婚姻和生育的選擇。

盡管高知女性兼顧事業(yè)和家庭的能力越來越強，她們的收入和事業(yè)成就仍然明顯落后于男性。戈爾丁認為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在于“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安排，而非職場上的性別歧視。

“貪婪的工作”描繪了這樣一種現象：愿意全天候和在辦公室隨叫隨到的員工會獲得豐厚回報。這些回報往往與投入的時間不成比例。多投入一倍的時間，收益卻遠遠超過一倍。而無法在工作上投入額外時間的人，其工資也會不成比例地縮水。

如果一個人有孩子要照料或其他家庭責任要負擔，就很難在工作上隨叫隨到。而有孩子的女性，就需要重新選擇在時間上要求較低的職位，因此，即使按小時計算薪酬，所得的工資和那些“貪婪的工作”相比，也會更低。

在這本書中，戈爾丁寫道：“如果女性不為家庭隨時待命，她們自然可以從事時間長、報酬高、時間安排不可預測、晚上隨叫隨到、周末偶爾加班的工作，事實上，很多女性已經身體力行。對于剛畢業(yè)的女性大學生和家庭負擔較少的女性，選擇時間長、要求高的工作未嘗不可。可一旦寶寶降生，優(yōu)先事項就會改變。基本的照護非常耗時，并且女性突然要為家庭隨時待命了。為了給家人提供更多方便，她們必須減少對雇主和客戶的服務。于是，她們往往減少工作時間，或者選擇靈活性更高的工作，但收入要少得多。隨著孩子長大和日益獨立，這些責任會減少，而在這些時期，女性的收入相對于男性確實有所增長。但其他家庭需求往往會在以后的生活中出現，慢慢取代孩子減少的需求。”

戈爾丁等經濟學家的研究發(fā)現，女性未生育之前與男性的工資差距很小，但生育之后女性和男性的收入差距立即拉大。這通常被稱為是“母職懲罰”。由于女性比男性承擔更多照顧子女的責任，使得女性在生育后職業(yè)發(fā)展和收入增長都變得困難。

中國也有類似的研究。2021年7月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發(fā)表于北大核心期刊《人口與經濟》一項研究表明，對中等收入家庭來說，從就業(yè)情況來看，在控制個人人力資本特征、所在省份和家庭特征等變量后，在妻子一方，孩子數量與妻子就業(yè)幾率存在負相關關系，而生育行為對丈夫就業(yè)幾率的影響不顯著。就妻子而言，與沒有孩子相比，有一個孩子使得其就業(yè)幾率下降約6.6%；而有兩個孩子，其就業(yè)幾率再次下降9.3%（與一孩狀態(tài)相比）。

具體到孩子數對母親工資的影響，既往研究給出了數據。2014年發(fā)表的一項研究使用CHNS（中國家庭營養(yǎng)與健康調查）1993、1997、2000、2004、2006 年的調查數據，發(fā)現與沒有孩子的女性相比，一孩母親的小時工資率下降7%，二孩母親的小時工資率下降16.8%。

此外，從家庭收入來看，該研究發(fā)現，有一孩的家庭勞動力市場總收入下降約5.6%，有二孩的家庭其勞動力市場總收入再次下降約7.1%。

那么，如何縮小男女在職場上的收入差距？戈爾丁提出的解決辦法是降低工作的“貪性”，如果貪婪的工作不那么貪婪，而靈活的工作更有效率，那么每一個人都可以同時兼顧家庭和工作。生活和工作會更加平衡，就業(yè)市場上也會有更好的性別平等。

戈爾丁的研究還顯示，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首先，受教育程度更高，結婚較晚，僅僅這一點就意味著這些女性生的孩子更少。一個簡單的時間機會成本模型會告訴你，如果一個女性的單位時間價值很低，也就是說，她們在外部勞動力市場上找不到收入豐厚的工作，那么待在家里，照顧孩子，生更多的孩子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但如果她有一份令人滿意的高質量工作，那么她可能會盡量要更少的孩子。因此，僅女性受教育程度更高這一點，就會減少生育。撫養(yǎng)方面的情況也在強化這一點，因為在世界各地，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上會給予的更多，這就意味著，養(yǎng)單個孩子要花更多的時間，孩子的數目就更少了。

中國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也顯示，按受教育程度區(qū)分的15-64歲婦女平均生育的孩子數如下：

小學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1.97個孩子，

初中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1.55個孩子，

高中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94個孩子，

專科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78個孩子，

本科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63個孩子，

碩士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57個孩子，

博士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0.63個孩子。

上述統(tǒng)計數據顯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降低生育率。但也有一個例外，博士學歷的女性平均生育的孩子數稍高于碩士，與本科學歷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數持平。

我在《人口戰(zhàn)略》第22章《生育減負和女性平權》提出了女性生育減負的一些建議：

一是普及托幼服務

對女性的職業(yè)生涯影響最大的是孩子的0~3歲時期，所以很多國家提供了普惠性的幼托服務，來緩解這方面的壓力。根據OECD Family Database的數據，OECD成員中3歲（不含）以下兒童入托率平均值為35%。有11個國家3歲以下兒童入托率超過50%，其中最高的盧森堡是63.3%，冰島達到了59.7%，荷蘭、法國、挪威、比利時等國家超過了55%。在中國，嚴重缺乏針對未滿3歲孩子的托兒服務。根據國家衛(wèi)健委2021年的數據，0~3歲嬰幼兒各類托幼機構的入托率僅為5.5%，遠遠低于OECD平均水平。現在很多家庭還是依靠老人來帶孩子，未來的老人可能并不那么愿意帶孩子，所以，大幅提高0~3歲孩子的入托率非常有必要。

二是推廣混合辦公模式

隨著互聯網技術中遠程會議、協同工作軟件的成熟，遠程辦公在技術上已經趨向成熟。亞馬遜、微軟、谷歌和蘋果都把遠程工作的模式常態(tài)化了，推出了不同的混合辦公的制度。2022年2月，攜程中國公司宣布全公司近3萬名員工將實行混合辦公制，允許員工每周三和周五在家遠程辦公。這是中國首家大型公司推出“3+2”的混合工作制。以攜程為代表的中國的高科技公司正在積極嘗試混合辦公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即不僅工作效率沒有下降，而且還大幅提升了員工滿意度。混合辦公模式可以讓家長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小孩，減輕本來很大的育兒壓力。特別是對于有小孩的女性員工，通過混合辦公的模式，每周可以省下幾個小時的通勤時間。男性員工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和分擔家務。當然受益最大的還是職業(yè)女性，她們可以更加靈活地分配時間，更多地陪伴家人，從而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

三是提供男女平等的育產假

如果僅僅延長女性育產假，不可避免會導致企業(yè)不愿意招聘女性，從而加劇女性在就業(yè)市場中的性別歧視。為了減輕職業(yè)母親生育小孩的后顧之憂，政府應承擔產假期間的用工成本。另外，建議出臺男女相對平等的育產假政策，這將有利于保障女性在就業(yè)和職業(yè)發(fā)展上的權益，糾正就業(yè)上性別歧視的現象。

四是引進外籍保姆

很多國家和地區(qū)，如新加坡和香港，通過引進外籍保姆的方式來降低父母的家務負擔，尤其是撫養(yǎng)孩子的負擔，這些保姆可以做各種家務，接送小孩，參與一部分陪伴和監(jiān)督的工作。這些保姆大多來自低收入國家，如菲律賓、印尼等，普遍工資在4000元左右，不到中國同類保姆的收入的一半。引進外籍保姆可以讓很多家庭雇得起全職的保姆，可以降低父母在家務和培育孩子方面的負擔，降低父母尤其是母親的機會成本。

上述生育減負也有利于提高生育率。那么，提高生育率是否會導致女性地位下降？《人口戰(zhàn)略》一書認為，女性地位和生育率的關系不是單純的線性關系。如下圖所示，在發(fā)展水平比較低的傳統(tǒng)社會，女性地位比較低，不得已生很多孩子。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fā)展，女性地位和參加工作比例逐步提高，生育率下降。但是這種下降不是單向的，當社會進一步發(fā)展，女性地位和經濟獨立性非常高時，再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不降反升。

部分國家女性工作率與生育率的關系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2018

圖中的U形曲線，展示了社會發(fā)展水平和生育率的非線性關系。很多低收入的國家和伊斯蘭國家，女性地位和女性工作率比較低，生育率比較高。像日本、韓國這樣的國家，女性地位和參加工作率屬于中游水平，雖然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較高，但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tǒng)家庭分工方式根深蒂固，所以結婚率和生育率非常低。北歐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參加工作比例都很高，而且生育福利很好，生育率就很高。例如，瑞典是當今世界公認的在確保性別平等方面最成功的國家之一，瑞典的新《王位繼承法》賦予王室女性和男性同樣的繼承權，從而成為第一個宣布不論男女由長子（女）繼承王位的君主制國家。瑞典議會中，女議員的比例約占40%。另外，瑞典在20世紀80年代頒布了專門的《同居法》，承認同居關系的法律效力，規(guī)范國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為。近年來，瑞典生育率接近1.9，在歐洲國家中僅次于法國。

目前中國生育率和生育意愿過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女性無法兼顧職業(yè)發(fā)展和養(yǎng)育孩子。當代大量女性接受過高等教育并參加工作，很多職場女性無法兼顧工作與養(yǎng)育子女，最終導致不生育或只生育一個孩子。所以，以政策保障女性不因生育而失去職場發(fā)展的機會，有利于提高生育率。

此外，取消中考和縮短學制也有利于女性生育減負。中考和高考浪費了大量的時間，導致學生有2年時間用于復習和應付中考和高考。建議取消中考和縮短學制，實行十年免費義務教育。畢竟在擁有互聯網之后，學生不必死記硬背很多知識點，縮短學制完全可行，取消中考則省下很多原本純粹因為復習迎考而虛耗的時間，就可以把基礎教育階段提速2年，16歲就能上大學，讓絕大多數年輕人在20歲時可以完成大學教育，提早兩年走上工作崗位。一部分人可以在22歲獲得碩士學位，提早2—3年走上專業(yè)類崗位。這既可以減輕社會和家庭的負擔，又可以讓年輕人尤其是女性有更多時間成家立業(yè)，從而提升生育率。